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民国“宋氏三姐妹”的评价，往往不外乎这样一句简短却耐人寻味的话：“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以至于许多人将显赫一时的宋氏家族形象的称为“宋家皇朝”。
这其中，最令人景仰的莫过于以爱国著称的“二姐”宋庆龄。
就个人生活而言，她与孙中山携手走过短暂的十年婚姻，且大都是在奔波动荡中度过，此后大半生孑然一身、无怨无悔；就革命历程而言，她从参与孙中山“文秘”工作开始，直至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殚精竭虑，革命生涯的善始善终又让她无愧于“20世纪最伟大女性”的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这对“革命伴侣”，在一开始是受到宋家“掌门人”宋嘉树的强烈反对的……
宋氏家族辉煌历史的缔造者宋嘉树，原名叫韩乔荪，早年因家境贫寒而过继到堂舅家中随姓宋，而他的发迹之路，也正是由此开始。
12岁这年，宋嘉树随舅父前往古巴和美国闯荡谋生。在美国威明顿第五街监理会，宋嘉树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忠实信徒，而后又在教会的资助下进入圣三一学院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
大学毕业后，宋嘉树选择返回国一边传教一边经商，得益于早年闯荡社会积累的人脉和创业经验，他通过印刷《圣经》和代理进口机械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为上海早期买办商人的代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宋嘉树先是与同为基督教徒的倪桂珍喜结连理，而后又在时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的同乡好友陆皓东介绍下，认识了为民主革命奔走的孙中山。
此后，宋嘉树以自己手创的华美印书馆为掩护，表面刊印传教所用《圣经》，实则秘密印刷《兴中会章程》、《革命军》等反清革命宣言书。同时，这里还成为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和武器藏匿的重要据点。对此，孙中山曾不止一次的称赞老友宋嘉树：
从1894年夏结识并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开始，至1912年初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嘉树不仅抵押房产以资助对方起义行动，在辗转筹资、保障革命经费方面同样不遗余力的支持好友孙中山。
即便在民国成立后，经历一系列革命失败风波的孙中山被迫再次辗转流亡海外时，老友宋嘉树依旧动员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形式来支持对方继续革命和东山再起。
不过，孙中山与宋嘉树的关系却也在这一时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差点让昔日志同道合的彼此走向分道扬镳的对立面……
归根结底，源于次女宋庆龄接替已出嫁的长女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一段特殊经历。
早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留学期间，宋嘉树就确立了“教育救国”的人生信条，用他的话讲即“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为此，乱世之中的他毫不犹豫的将六个子女悉数送往美国接受西式教育。
1904年4月，在宋嘉树委托范德比尔特大学同窗步惠廉牧师的照顾下，15岁的宋霭龄正式进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入学，成为首位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
3年后，14岁的宋庆龄与10岁的宋美龄也相继紧随其后进入该校就读。不过，异国他乡的三姐妹虽同在一所学校就读、毕业，但却养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人生价值取向。
“大姐”宋霭龄务实精明，被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同学们形容为“能用脑袋计算每个女孩家庭的净资产”。她将婚姻视与政治资本挂钩，最终选择了与商人孔祥熙联姻，成为“四大家族”财富的核心缔造者。
“二姐”宋庆龄热衷于文学与革命理论，她时常阅读《林肯传》与革命剪报，在校期间便通过父亲寄来的剪报关注着孙中山的革命动向，逐渐形成了“救国必先革命”的信念。以至于美国同学回忆起她时不免会给予一种最直白的评价：
“小妹”宋美龄则因任性张扬、叛逆虚荣的性格而被同学们戏称为“校规破坏者”。在此期间，宋美龄曾对同学语出惊人：“打破规则是掌握权力的利器”。而这一性格特质，在她日后与老蒋的政治联姻中又展露无遗。
伴随着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成立，三姐妹的人生轨迹也随历史新纪元而开启了新篇章。
1913年夏，由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一同前往的，还有宋嘉树夫妇及宋霭龄、宋庆龄姐妹。
这是宋庆龄第一次以故友女儿的身份随大姐拜访仰慕已久的革命“偶像”孙中山，一年后，她正式接替同孔祥熙完婚的宋霭龄出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由此开启了他与孙中山一段为世人津津乐道的革命恋情。
孙中山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风采，让年轻的宋美龄很快坠入爱河。尽管当时所谓的“革命工作”对年轻人而言略显乏味枯燥，但宋庆龄却乐此不疲的坚持下来，她在回忆录中曾含蓄的描述这一时期二人的关系：
尽管表述的比较隐晦，但字里行间又无不透视着宋庆龄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孙中山的由衷钦慕。就这样，一段兼具个人魅力与革命忠诚的爱情在不经意间悄然生根发芽，并迅速茁壮成长。
只是，抛开党内同志的反对声音与孙中山原配卢慕贞的婚约解除压力不谈，二人又必须克服来自宋嘉树夫妇这边的“最大阻力”。
在宋嘉树接到孙中山的“提亲”信后，惊诧之余的他在回复中直截了当的表达出自己的强烈不满：
不过，与我们时下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宋嘉树与倪桂珍夫妇一个怒不可遏、一个苦口婆心的态度不同，真实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母亲倪桂珍对宋庆龄的选择大发雷霆，她无法接受女儿下嫁一个已经结过婚且两倍于她的人；相比之下，宋嘉树的态度更显冷静克制，他需要的是女儿经过细致考虑后有相当的把握再决定这件事。
当然，后面的结果我们就都清楚了，宋庆龄迫不及待的离家出走，在日本东京一位律师好友家中与孙中山举行了婚礼。
事后，宋嘉树满怀愤慨的前往孙中山与宋庆龄住处“兴师问罪”，他现在门口气势汹汹的叫喊着“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但随着孙中山的缓缓走出，宋嘉树却突然跪倒在对方面前，真诚恳切的道出：
虽说态度反转的如此之快，但结合先前他对宋庆龄与孙中山交往的态度也不难看出，宋嘉树对女儿的最终决定是认可的，但对她不辞而别的“私奔”行动，他又一时难以释怀，因此也就有了这次当面“兴师问罪”的经历，总归是血浓于水。
对于自己的“私奔”行为，宋庆龄在时隔20年后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做过这样的解释：“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带着这样的初衷和愿望，宋庆龄便无悔于自己对孙中山的为爱执着行为，也无悔于孙中山逝世后孑然一身的抉择，更无悔于捍卫孙中山革命思想而与反动派公然决裂的决绝……
孙中山逝世前的所有遗嘱中，除了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寄语外，还有对宋庆龄略显亏欠和无奈的一段临别赠言：
失去了这样一位朝夕相伴的革命伴侣，宋庆龄内心苦楚自然不言而喻。但作为最能理解和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遗产的她，又必然会在此后岁月里继续站在坚定维护和平、民主的道义一面，直至最后逝世。
如今，当我们提及宋庆龄先生的“国母”称号时，往往将她与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共同经历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真正让她实至名归的，正是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宋庆龄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
这一点，又似乎从她1926年4月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能够感同身受：
能够义无反顾的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足以让我们发自肺腑的道出一句：庆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