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源泉 图片来自网络
老实说，就凭第26军在抗战中的表现，竟然能在8年内没被撤编，还能在抗战结束后编为整26师，又给加强了一个快速纵队，确实是个异数。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个异数，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26军能够存在，靠的不是本事，而是人事。
可人事上的本事再大，也改变不了在战场上没有本事的本质，尤其是在肄业于黄埔1期的马励武的指挥下，整26师在峄县被山野全歼。
通过抗战史，我们可以看到26军在抗战中的留下的作战足迹，遍布第5、第9、第3、第6、第4战区，几乎参加了所有大战。
可给我们留下的，仅有26军参战的记载而已，拿得出手的战功几乎没有。
仅有的一次拿得出手的，只是一仗歼灭了日军300余人。
与之对比的是26军打的那些败仗。
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时，26军第41师的前身徐源泉部放弃了乌龙山要塞，逃到了江北。
本来是一支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可先逃了。这给正在准备撤退的部队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在徐源泉的带动下，乌龙山要塞的炮兵也跟着跑了。
带来的后果是，日本舰队溯江而上，将通过下关撤往江北的南京守军损失惨重。
在武汉会战中，徐源泉部负责防守合肥，杨森部第20军负责防守安庆。
在合肥遭到日军进攻时，徐源泉向杨森求援。杨森也很够意思，立即派出主力增援。
可没料想，徐源泉趁着杨森援兵吸引日军分兵迎战，包围圈出现缝隙的机会，立即放弃合肥带着部队就跑了。
如果说杨森是为了救援他突围，徐源泉做得没问题。
可杨森派兵来增援的目的是让他守住合肥，徐源泉这么做就不仅仅是临阵脱逃的行为了，而是在坑害友军，是以邻为壑。
很显然，徐源泉的目的并不是让杨森来支援他，而是让杨森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好让他更方便跑路。
这一下可把杨森坑了。
由于杨森把部队调去增援，就造成安庆兵力空虚，安庆被日军波田支队给占领了。
此举，把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气得是火冒三丈。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李宗仁以违反军令罪将徐源泉逮捕，并借蒋氏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际，将徐源泉押至西安，其目的在于让蒋氏将其免职拿办。
徐源泉怕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
他虽然是2级上将，但韩复榘也是2级上将。
可该如何自救呢？
徐源泉思来想去，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老蒋立功，为老蒋立一些心里非常想做，可是碍于影响却不能做的事情。
那么蒋氏心里记恨、忌惮谁呢？自然是桂系的李宗仁了。
李宗仁 图片来自网络
可李宗仁由于在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中立下大功，声名一时无两，徐源泉根本不敢动李宗仁，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因为之前他已经听得到过风声，知道老蒋想把程潜的兵权拿下，可又没有借口。徐源泉就决定，自己出面来给老蒋做这个恶人。
于是，1938年12月18日夜，在武功军事会议驻地附近，忽然发生了一件散发宣传品诋毁程潜的事件，并伴随有放火事件的发生。
随即，这起事件就被破获，主谋的徐源泉暴露在世人面前。
从徐源泉的罪状来看，即使没有韩复榘大，但也小不了多少。
可朝中有人好做官，在时任军法总监何成浚的帮忙下，徐源泉免于一死。
被释放后，徐源泉得了一个上将参议的闲职，然后就全心全意的去做生意去了。
徐源泉被免职后，他的部队被一直担任副手的萧之楚执掌。
由此，在蒋系部队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幕，萧之楚担任第26军军长的同时，还要兼任第十军军长。
以正职兼任正职，很罕见。
可时间一长，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于是，第十军的番号给了李玉堂，徐源泉的余部被缩编为第41师，编入第26军，师长就是以“嘴炮”著称的丁治磐。
至此，第26军的各支人马终于聚齐了。
相比徐源泉，萧之楚的人品无疑好上了很多。
他不像徐源泉那么爱财，为人也厚道。可若论打仗，他的水平比徐源泉也没强到哪里去。
由于名声在外，在枣宜会战时，李宗仁从郭忏的江防军调兵增援的时候，根本就不稀的要第26军。
事实证明，李宗仁的眼光还是烛照的。
严格来说，在枣宜会战第2阶段，李宗仁强令郭忏抽调部队增援一线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中了日军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诡计。
其实，中计的不仅包括李宗仁，连蒋氏、陈诚、白崇禧等一干人等都中计了。
其实也不能都怪这些人。
李宗仁之所以判断失误，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他认为，日军此来仍然是采用的“短距离截断作战”。
这种打法不以攻城拔寨为目的，而是以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为目的。
而且，日军出战已过三周，已经到了该撤退的时候了，因此他才会强令郭忏抽调兵力增援一线，其目的在于截断日军的退路，争取大量歼敌。
而蒋氏、陈诚、白崇禧等人判断错误，是因为他们通过情报得知，日军此来，确实也没有攻取宜昌的计划。
因为直到园部和一郎下令向宜昌进攻的时候，日军内部仍然未能在攻取宜昌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可这一切，都随着日军6个汽车中队装载的物资运送到了一线得到了改变。
而这个关键性的情报谁都没能察觉。
当时，郭忏的江防军共有四个军，分别是李吉甫（延年）的第2军、李及兰的第94军、周喦的第75军和萧之楚的第26军。
见李宗仁强令调兵，郭忏也不敢过于阻拦，就提出派萧之楚的第26军去。
可却被李宗仁严词拒绝。
李宗仁太知道第26军是个什么成色了。
这支由北洋军余部所编成的部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打不了大仗。
见李宗仁态度如此强硬，郭忏只能把第94军和第75军派去了。
丁治磐 图片来自网络
果然，李宗仁判断得没错。
当得知中了园部和一郎的计策后，李宗仁急忙下令94军和75军回援宜昌。
可远水解不了近渴，部队赶回来尚需时日，在这个时间差内，就要依仗萧之楚的第26军了。
事实证明，第26军担不起这个仰仗。
虽然此战江防军处于劣势，但第26军的表现还是让人吃了一惊。在日军的攻击下，未招架几下就跑了。
萧之楚也有理由，他认为这都是战壕设置的有问题。
因为当时江防军的阵地都是向东设置，而日军却从北而来，阵地设置的不合理，自然部队防守的不得力。
如果说这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第26军接下来的表现就更是让人愤怒了。
他们虽然防线被突破，但上佳的策略是边打边撤，尽一切可能迟滞日军向西推进，因为第94军和第75军正在拼命回援宜昌。只要他们能坚持一段时间，反而可以对日军实施夹击。
而萧之楚却下令，征集沿岸所有的船只，渡到江南去了。
第26军一撤，就意味着宜昌以东防线大开，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就来到了宜昌城下。
萧之楚做出这番举动，很明显的就是临阵脱逃。这已经是第26军在抗战爆发后第3次临阵脱逃了。
他这么做的理由倒也简单，那就是这支部队是北洋军硕果仅存的余部了。若是打光了，他无法向袍泽们交代。
其实萧之楚还是没弄明白，如果这支北洋军余部能打仗的话，那留着当然不错。可不能打仗，留着一支不能打仗的部队干嘛？
总而言之一句话，26军是北洋军余部赖以在军政两界有个位置的本钱。
这才是徐源泉、萧之楚之所以屡屡临阵逃脱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这样，萧之楚的位置仍然是稳当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北洋军虽然现在已经是历史了，但仍有一批北洋老将在重庆担任着这样或那样的重要职务。在军中，中将和2级上将军衔者比比皆是，这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再加上萧之楚与蒋氏一向走得很近，蒋氏碍于各方面的面子，也只能继续保留他的职务，留下这一支屡屡临阵脱逃的第26军。
而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一向稳坐军长职务的萧之楚被蒋氏免职了。
抗战时期，围绕着长沙共发生了4次大战，一次长沙会战，双方打了个平手；2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实际上是战败了；第3次长沙会战，日军大败；第4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惨败。
虽然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击退了日军，保住了长沙，就意味着在战略上获得了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说，第9战区宣称第2次长沙会战取胜也是有道理的。
可在具体的作战过程当中，第9战区的表现不佳。
究其原因，问题出在薛岳身上。
由于在一次长沙会战中击退了日军，薛岳信心爆棚。
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一打胜仗就骄傲，骄傲之后就打败仗，之后反思再打胜仗，再骄傲再打败仗。
就这样反反复复。
第2次长沙会战之所以失利，是距离没有把握好。也就是说，在哪个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没有把握好。
按照双方的战力对比，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作战是敌强我弱；在捞刀河一线与日军作战，是敌我双方力量均等；在长沙城下与日军决战，则我强敌弱。
而薛岳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把与日军决战的地点放在了汨罗江一线。
而日军呢？惩于在一次长沙会战中失利的原因，并没有采取多路合击的战术，而是把主力集中在了中路，又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利用地障包围的战术，将在汨罗江一线作战的萧之楚第26军和陈沛第37军包围在汨罗江和洞庭湖一线，让这两个军损失惨重。
故而，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薛岳特意给蒋氏递上了要严惩四个部队主官的报告。
这四人分别是10军军长李玉堂、第26军军长萧之楚、第37军军长陈沛和第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
在此之前，萧之楚就知道大事不好。因此，他提前找到薛岳，请求薛岳在上交的报告中，把26军的作战过程写得好看一点。
可这一请求，被薛岳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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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观地说，26军和37军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的失利，责任并不都在萧之楚和陈沛那里，而是因为薛岳指挥失误所致。
一来，这一仗26军打的确实不好，这就给了薛岳向他们发难的口实；二来，薛岳为了推卸自己身上的责任，也有必要拿26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说事儿。
再加上26军在抗战期间多次临阵脱逃，屡屡陷友军于绝境，名声太差。
故而，这一次，薛岳并没有给萧之楚面子。
当然，这其中还有薛岳的小心思在内。
薛岳也清楚，第2次会长沙会战虽然对外宣称是胜利了，但损失也是惊人的。
这一切，作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他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可薛岳是个知错改错却不认错的人，想让他当面认错，难度太大。
况且为了维护他战区司令长官的形象，他也不能认错，因此，也只能把责任推到以上四人身上了。
当然，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只有廖龄奇被蒋氏下令处决，其他三人仅是被免职查办或处分而已。
遭到处分的三人中，李玉堂和陈沛是黄埔1期生，蒋氏不用多给留面子，而萧之楚则不同。
故而，在1942年1月，萧之楚以“肝疾不任辛劳”为由，请辞获允本兼各职，并保举其部将第41师师长丁治磐接任26军军长。
本来，陈诚也在打第26军的主意，已经保举施北衡出任军长。
这位施北衡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2期炮科，一直抱的是陈诚的大腿，曾担任第6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在被保举为第26军军长之前担任的是第75军军长。
同时，陈诚给丁治磐的评价相当之差。
与之相反的是，萧之楚在保举丁治磐时，给的评语那是相当好。
其实评语好坏都不是真的，真实目的是，陈诚要借机把第26军捞到手，而萧之楚要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支北洋军余部。
毕竟，丁治磐是好是坏不重要，他出生于北洋直鲁联军才是重要的。
蒋氏在反复衡量后，驳了陈诚的面子。
1942年1月26日， 丁治磐接任第26军军长，改为统帅部直辖的甲种军。
若论第26军中的3任军长，比较奇葩的当属“嘴炮”丁治磐。
他很清楚，这支北洋直鲁联军存在与否，完全在蒋氏的一念之间。
因此，他对蒋氏的逢迎已经到了谄媚的程度。
比如他对蒋氏喜欢越级指挥的理解是，“是因为一线指挥官不能很好的指挥部队”。
既然不能很好的指挥部队，那为何要把这些人放到一线的指挥官位置上呢？
再比如，他逃台后住处与蒋氏相邻。有一次，蒋氏钓鱼回来后恰好碰上他，就顺手给了他一条，这把丁治磐激动得那是感激涕零啊。
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如何逢迎蒋氏身上，第26军的战斗力自然是垮的厉害。
虽然无役不与，可拿得出手的战绩一个也没有。
扫了一辈子地，也没成为“扫地僧”，这就是第26军的真实写照。
抗战胜利后，丁治磐调任王耀武第2绥靖区副司令，26军整编为整26师，由黄埔1期肄业生马励武担任师长。
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整26师被全歼，马励武被俘。这支北洋直鲁联军余部覆灭了。
至于后来重组的由余程万担任军长的第26军，与北洋直鲁联军一点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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