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成为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成为美国的盟友可能是致命的。”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近期正在深刻体会这种“致命性”。美国对日本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美日贸易谈判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在贸易与安保的双重压力下，美日同盟关系正面临严峻考验。这种多重危机的叠加，使得美日同盟的稳定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东方卫视邀请，对美日贸易谈判一事进行解读。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您也可点击阅读原文收看原视频。因孙立坚教授对特朗普执政100天的评价文章篇幅较长，特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下篇。您也可以点击以下链接回顾上篇内容：
Q1
4月23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针对日美间的关税谈判，须向美方阐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此前,石破茂还表示，日本不打算做出重大让步，也不会急于达成协议。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在贸易问题上，日本往往对美采取谨慎甚至妥协的态度。相比之下,这次石破茂的一系列表态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您如何解读？公开叫板美国,日本手里有“牌”可打吗?
孙立坚：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面对特朗普此次采取的“一刀切”关税政策，尤其是针对汽车行业和钢铁产业的高关税措施时，展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与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密切相关。在此次中美关税争端中，日本不再愿意成为美国首先打击的目标，以借此倒逼其他国家让步，而是希望与其他国家在对美关税政策的反应上保持一致性，甚至更加突出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在此背景下，石破茂首相派遣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与美国进行谈判，其表现出的不卑不亢态度，与石破茂在国内多次展现的强硬立场形成了内外一致的态势，也让美国意识到，此次要拿下日本并非易事。
石破茂的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日本在谈判战术上的新调整。日本不再将问题谈死，激化与美国的冲突，而是采取委婉拖延的战术来表达反对意见，而非像过去那样，一旦拖延无效便立刻退让以讨好美国。此次日本首相派遣的访美代表团也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深知特朗普可能会根据之前在海湖庄园达成的思路，通过关税和汇率这两个关键切入点来迫使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利益诉求。由于此次日本准备充分，使得美国在这两个目标上到目前为止都未能达成其原本计划，这也让日本认识到，改变谈判态度反而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过去轻易让步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进而破坏日本经济的平衡。
目前，日本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这是日本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背后的重要底牌之一。日本可以通过减持美债来对美国施加压力，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和钢铝产业关税的让步。然而，本文认为，美债持有量越是集中在日本手中，越难以成为日本的有力筹码。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已成为美债的“庄家”，如果简单粗暴地抛售美债，将导致日元大幅升值，进而使日本经济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日本国内早已对日元大幅升值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压力深感忧虑，不再希望因日元升值而陷入日本经济长期通缩的局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会利用美债持有量进行博弈。日本看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美债持有国正在继续减持美债，因此如果美国不顺应日本的要求，日本可以采取不增持美债的方式，从而使美债价格面临暴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底牌并非减持，而是坚持这种态度。
当然，美日之间的博弈还涉及日本的多元化选择问题。如果美国对日本态度过于强硬，日本可能会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其在东南亚长期投资积累的营商环境，推动日本企业向这些市场发展。这样一来，美国要求产业链回归的计划，就会因日本的多元化选择而难以实现。
然而，石破茂的强硬态度和日本的拖延战术，能否最终保护日本产业的底线，能否让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的高关税政策，特别是针对汽车和钢铝产业的高关税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这确实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日本手里的其他底牌，比如增加农产品进口、更多持有美国进口产品等，都可能因零和博弈的结果，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总之，美日谈判的僵持局面，最终取决于谁先顶不住压力做出妥协。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优势。这种“胆小鬼博弈”在美日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Q2
美日谈判结束后，特朗普宣称取得“重大进展”，但路透社称，美日双方除了同意再次会面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日本关税谈判代表最早可能4月30日访美，参加第二轮谈判。贸易谈判中，双方各有哪些主要诉求?您认为日美在谈判中的核心分歧在哪里?鉴于特朗普称将调低对华关税,那对于日本他可能让步吗?
孙立坚：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双方的核心诉求构成了谈判的主要焦点。美国在此次谈判中的核心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首先，美国要求日本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市场，具体而言，希望日本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如牛肉、玉米等）以及美国能源产品的进口。其次，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对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限制。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通过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如高关税）来培育国内产业，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如今日本已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美国认为日本应降低对所有产业的保护，尤其是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领域。第三，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关税壁垒。日本目前对汽车零部件征收5%的关税，乳制品最高可征收35%的关税，酒类制品征收15%的关税，美国希望日本降低这些关税。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限制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合作，例如稀土加工等领域，以避免这些产品通过日本转口进入美国市场。最后，特朗普曾在Twitter上指责日本存在“隐性关税壁垒”，例如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时需通过保龄球砸车测试等不合理要求。尽管日本方面强烈反驳这种不实指控，但美国指出，尽管日本是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海外投资进入最少的国家，这种“重大不匹配”成为美国攻击日本隐性壁垒的重要靶点。很多西方人士认为，尽管日本市场在形式上看似开放，但进入市场的流程仍然存在许多隐晦且不合理的地方，难以被西方国家接受。而日本方面的解释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传统的固化的习惯才导致日本社会更偏好反映这些特点的日本产品。
日本对美国的核心诉求也十分明确。首先，日本要求取消汽车关税，因为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核心支柱产业，汽车关税对日本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日本将此作为首要条件。其次，日本希望在农业问题上得到对等对待。农业是日本的核心保护产业，因此日本希望避免过多开放农产品进口，争取进入豁免清单或采取配额制。第三，日本希望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实现对等。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给予日本技术共享，但这种共享存在排他性。日本希望美国能共享这些技术领域的核心产品，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市场和利润，而不受到排他性政策的限制。
目前，美日谈判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而日本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WTO多边自由贸易规则，直接威胁到日本核心产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进口美国农产品问题成为另一个冲突点。日本认为美国此举是出于特朗普的选票利益，而非真正的贸易需求，这种做法对日本农业产业构成很大威胁。第三，日本经济对外依赖的增长模式也面临挑战。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成果主要得益于中美经济的良好表现。中国市场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大量订单，美国市场则是日本汽车产业和其他产品的重要销售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商业关系，离开这种关系，日本制造业通过供应链渠道实现收益的方式将无法保障。
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日本准备了多张牌来换取与美国交换的同等地位。日本愿意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例如增加玉米、大豆甚至大米的无关税进口量；日本对美国汽车产业的认证制度做出让步，不再因驾驶位置等细节问题拒绝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日本强调其企业在美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大量进军美国市场，为美国经济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提出在造船领域与美国的合作，例如破冰船等项目，希望以此换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日本愿意直接从美国进口大量页岩气，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从第二轮美日谈判的结果来看，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这些关键让步表现出无视和不接受的态度，甚至在汽车产业关税问题上拒绝谈判，这让日本陷入困境。因此，日本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暂时不对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做出让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根据上述分析，特朗普是否会在日本问题上做出关税豁免让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如果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通胀压力和供应链缺失问题，那么日本及时向美国示好，可能会换取美国的让步。中美贸易对立可能会为日本谈判带来利好机会。其次，如果特朗普意识到日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对立准备，不会轻易按照他最初设想的方向发展谈判，那么他可能会被迫做出一定让步。第三，日本专家认为，美日谈判结果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协商，还取决于美国国内能否对特朗普的让步达成共识，以及各自国内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能否协调。如果双方国内的利益矛盾能够妥善解决，那么谈判的协调可能会变得容易；反之，如果国内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双方的让步都将难以实现。
Q3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如果针对日本的所谓“对等关税”落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0.59%。这反映出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日本是贸易依赖型国家,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将如何深刻影响日本经济?汽车是日本的核心产业，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中汽车出口占据了怎样的份额，您能举例分析一下日本汽车产业正因特朗普的“对等关税”面临怎样的危机吗？
孙立坚：我们首先从特朗普此次高关税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整体冲击谈起。这一政策不仅影响到日本各个产业的营商环境，还可能导致日本经济整体下行，进而对各行业的预期和投资布局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测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例如，若美国对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加征24%到25%的关税，这种基于贸易顺差的“对等关税”将直接导致日本GDP增速下降0.59%。这一损失对日本而言是不可低估的，相当于日本年经济增速的近一半。以2024年为例，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2%，而关税冲击几乎抵消了其中一半的增速。如此巨大的损失可能导致日本经济重新陷入通缩环境。
此外，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日本的经济结构使其核心产业对关税政策变化极为敏感，关税政策对其核心产业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风险。在美国市场，日本的汽车、机械和电子三大核心产业占据了海外利润的40%以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这些行业的企业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利润冲击，迫使它们不得不缩减投资、降低薪资，进而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从日本汽车产业受到关税影响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将日美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设定为豁免对日本汽车产业的高关税，否则谈判难以取得特朗普所期望的结果。这一点从日本汽车产业在对美贸易顺差中的核心地位就能体现出来。例如，202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680亿美元，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就贡献了78%，约530亿美元。日本的三大汽车巨头——丰田、本田和日产——在美国市场属于中高档汽车，凭借性价比优势深受美国消费者喜爱。因此，这类企业对关税的敏感度极高，关税的增加会直接削弱其性价比优势。从疫情期间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对日本最大汽车巨头丰田的影响来看，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例如，丰田在2019年的出口利润率为9%，但到了2024年，其利润率直接下降到了5.2%。从市场份额的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产业过去的辉煌竞争力也可能因关税而迅速下降。2024年，日本汽车的市场份额仅为14%，而在关税冲击下，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萎缩。本田在美国的销售量中有60%依赖日本本土生产并出口到美国市场，关税的增加将使其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汽车产业受到重创，进而导致日本经济整体受到冲击。未来，日本汽车产业主要面临四大危机挑战。首先，关税成本转嫁困境是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日本汽车的性价比在过去具有鲜明优势，但关税上升使得这种优势难以维持。关税无法转嫁给消费者，否则市场将失去日本汽车曾经拥有的市场份额。例如，如果美国真的实施25%的汽车关税，一辆原本售价3万美元的日本出口汽车，价格将不得不上涨到3.75万美元，这将严重削弱日本汽车相对于美国本土品牌（如福特F-150）的性价比优势。关税对日本汽车造成的伤害，反而提升了美国本土品牌福特的市场份额，这也印证了前面分析的日美产业赛道的冲突，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同向赛道挤压效应。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测算，如果日本汽车受到关税制裁，日本车企一年的利润将减少约1.2万亿日元，约合86亿美元，相当于丰田2024年净利润的35%直接消失。
其次，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是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尽管日本汽车制造早已不在本土，而是在广场协议之后大量转移到海外，但日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生产和投资仍然可能受到特朗普对两国关税政策的重压和威胁。这可能导致日本车企不得不放弃在这些地区的生产线，从而面临越来越大的供应链断裂风险。如果日本车企坚持拖延政策，留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而不回归美国，美国可能会切断日本车企80%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芯片供应，导致生产线停滞，迫使日本车企承受高昂的供应链调整成本，回归美国。
第三，生产转移的长期代价也是日本汽车产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日本车企为日本国内供应商提供了良好的商业机会。如果美国要求日本车企在美国建厂，甚至将所有供应链重新打造，这将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例如日本国内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如电装和爱信，订单正在流失。预计到2025年，这些企业的收入将下降15%。即使车企回归美国，上下游供应链重新在美国打造，至少需要5到7年才能收回成本，短期内会加剧日本车企的债务压力。这将是日本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衰退的重大危机。
最后，技术转型资金分流的问题也将对日本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构成挑战。高关税一旦落地，可能会让日本意识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汽车产业的产业结构问题。原本希望通过创新支持和开拓更多具有竞争力产业的思路，可能会因高关税而受阻。更多资金将分流到存量产业保护上，例如补贴车企经销商或在日本国内降价促销，这将大量占用存量资金。这样一来，车企转型或日本在更多创新技术领域投入资金以培育新产业将变得非常困难。这不仅是日本当下的困境，更是对其未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挑战。
地缘政治博弈还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果美国实施关税加汇率的策略，再次出现类似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日本经济将雪上加霜。在关税压力之外，日元升值的双重压力将难以承受。此外，即使日本车企开拓东南亚和欧洲市场，这些市场不仅竞争激烈，而且市场份额有限。即使日本车企能够占据这些地区的全部市场份额，其总量也仅为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远远无法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这可能导致日本汽车产业产能过剩，竞争力逐渐消失。
Q4
《日本经济新闻》4月18日发文悲观预测，刚熬过“失去的30年”，日本或再开启“跌落的50年”。不过，文章作者、《日本经济新闻》前华盛顿分社社长小竹洋之想批评的是，比起高关税，日本政府的“草率应对”才更是背后问题症结所在。日本舆论为什么认为,此次石破茂政府的应对是“草率”的?
孙立坚：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带来的伤害是一代人的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挥之不去。这从日本舆论对石破茂政府应对美国高关税政策的表现所表现出的极度不满中也能看出。这种不满其实是一种过度反应，但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石破茂政府缺乏系统性战略预案。日本国内舆论批评石破茂只注重对美谈判的态度和底牌交换的前提条件，却没有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采取高关税制裁，日本将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众感到不安，也表现出对现有政府的不满。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谈判结果尚未明确时，用确定的应对态度来化解不确定性确实非常艰难。甚至过度的未雨绸缪投入，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日本舆论的这种反应与当年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后不作为导致经济长期衰退的结局密切相关。这种不满情绪也反映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但这并不能让日本做出更有效的应对举措。
其次，石破茂政府的谈判策略过于依赖传统模式，即通过企业渠道游说美国企业，再间接影响美国政府，而没有直接与特朗普政府以及其关注的选民进行沟通。日本舆论认为，这种沟通方式耽误了谈判的最佳时机。他们怀念当年安倍与特朗普建立的深厚友情，认为这种关系没有在此次日美贸易谈判中得到延续，是日本社会不满的第二个方面。
最后，石破茂政府对日美贸易战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未做出充分响应，未充分动员国内共识。舆论批评政府没有重新复盘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伤害，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做好风险分担的心理准备。这种缺失可能导致未来一旦出现不良结果，日本国民会过度反应，进而造成日本经济更严重的衰退。这也是日本舆论对石破茂政府的批评所在。
日本社会对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伤害记忆犹新。这种深重的伤害使得日本对石破茂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态度与广场协议的烙印密不可分。
Q5
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是在当时日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签署的,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广场协议?这份协议如何牵制了日本经济发展?您认为这次的特朗普关税战会否造出"广场协议2.0"的出现?为什么?
孙立坚：广场协议于1985年9月签署，是美国召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五个主要国家，在纽约广场酒店召开会议的结果。此次会议本质上由美国单边主导，其核心目标是要求与会各国配合美国调整外汇市场，旨在解决美元过度升值所引发的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问题，并纠正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汇率被低估所导致的贸易顺差现象。广场协议通常被视为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迫使非美货币作出让步的典型案例，也被认为是美国针对贸易顺差国家发动的一场金融战。在此之前，美国曾尝试通过关税手段或数量配额来调整贸易逆差，但这些措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这或许可以解释特朗普认为当年关税政策力度不足的原因，进而促使他采取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关税政策，不仅针对贸易顺差国家，还针对核心产业实施报复性关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然而，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且负面的影响。在协议签署之前，日本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强国。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经济格局被扭曲，最终陷入了长期衰退。
汇率调整之所以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结构的双重约束被广场协议所引发的人为汇率调整所打破。当时，日本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对广场协议的影响过于乐观，未能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的负面影响。日本在经济繁荣时期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内需、税收政策调整以及减少出口依赖等，但这些改革并未真正提升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反而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此外，日元升值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出口效益。以日元计价的出口收益大幅缩水，而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却因日元升值而上升，导致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匹配。这种问题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愈发明显，使得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因广场协议而大幅削弱。日本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得不将制造业移出国内，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引发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导致国内就业机会减少，上下游企业合作模式被打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与此同时，日元升值带来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化问题也日益严重。日元升值预期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加上日本土地私有化的特点，土地和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这种泡沫并非基于真实的消费能力增长，而是基于日元升值带来的估值上涨预期。日本社会的储蓄结构也因此改变，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形成了脱实向虚的局面。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对产业竞争力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当美国在1987年开始加息时，海外资本率先撤出日本房地产市场，引发日本投资者对资产高估问题的关注。最终，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企业和家庭背负巨额债务，投资和消费能力大幅下降。日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经验不足，采取了错误的管理措施，使得经济衰退长期化、深度化。
尽管广场协议本身并未直接导致日本经济衰退，但它引发了日本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导致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这些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背负巨额债务，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财政盈余转为赤字，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尽管“失去的三十年”可能有些夸张，但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停滞。
如今，日本一代人对广场协议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当年的青年政治家，如今如石破茂等人，绝不会再让类似的痛苦重演。面对特朗普可能期待的“广场协议2.0”，日本绝不会轻易签署这种不公平的协议。尽管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和关税手段提升产业竞争力、降低债务成本，但今天的日本和欧洲乃至中国都不会接受这种单方面的霸权要求。
再看日本不签署类似广场协议的动因和能力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现在的日本经济与当年相比仍存在相似之处，结构性问题依然是主导因素。当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是广场协议的导火索，如今日美贸易顺差问题依然存在。同时，日美之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即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问题依然存在，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这与经济自主之间的矛盾依然难以调和。然而，今天的日美的博弈维度与美国的反制能力都已发生诸多变化，美日贸易谈判中日本有可能局部妥协，但全面屈服概率低。。当年的日本是制造业强国，而如今的日本经济处于衰退格局中，尚未摆脱长期衰退的负面影响。因此，日本在心态上绝不会掉以轻心或过度乐观，反而会保持高度警惕。他们采取拖延战术，可能是在美日安保条约与经济自主之间的矛盾中，寻找抵御不公平挑战的方法。此外，今天美国对日本的制裁渠道越来越有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顺差背后是多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关系，甚至美国企业也参与其中。美国若制裁日本，不仅会伤害自身企业利益，还会波及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合作。如今的贸易关系更多是企业内贸易，而非当年国家间的简单贸易模式，这也限制了美国的制裁手段。日元升值曾带来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化问题，是当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如今，日本在面对类似挑战时，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绝不会再轻易重蹈覆辙。
视频来源 | 看看新闻
文字整理&微信排版 | 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