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国军师长黄振涛劝吉星文起义，吉星文说：“我是不会参与的，但老兄大可放心，出卖朋友的事我也不会干的。”
1949年6月的福建，独立360师师长吉星文坐在藤椅上擦配枪，副官突然来报：“黄师长求见，说有急事。”
他心里咯噔一下，96军141师师长黄振涛，既是老战友，也是西北军出身的兄弟，这个时候上门，怕是要谈“那件事”。
吉星文摸了摸领口的勋章，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蒋亲自授的。当时他是29军37师110旅219团团长，在卢沟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记得日军指挥官松岛劝降时，他直接把电话摔了：“想要卢沟桥？除非从老子尸体上跨过去！”现在想来，那股子血气方刚，早被这三年内战磨没了。
1948年贾汪起义后，第三绥靖区几乎全军投共，老蒋只能让他重建77军。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凑了几千残兵刚成军，番号又被撤了，降任独立360师师长。
说是中将师长，手下万把人都是新兵蛋子，驻守福建山区，每天看着败兵潮水般往海边退，心里比黄连还苦。
黄振涛一进门就关门落闩，压低声音说：“绍武兄，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老蒋都躲到台湾了，咱还替他守什么？”
吉星文擦枪的手没停：“海啸老弟，你我都是西北军出身，冯治安司令被老蒋软禁的教训还不够？”
黄振涛突然站起来，把配枪拍在桌上：“我不想当历史罪人！141师三千弟兄，不想跟着去台湾喂鲨鱼。”
吉星文抬头，看见老战友眼里有血丝，去年在徐州，黄振涛的师部被共军炸了，儿子刚满周岁就没了，这份恨他懂。
“还记得临沂保卫战吗？”吉星文突然说，“你带着敢死队守城门，我带人从侧翼包抄，那时咱们都想着保家卫国。”
黄振涛眼圈红了：“现在保的是老蒋的家！他把咱们西北军当炮灰，37师老弟兄都死在运河边上了......”
沉默了十分钟，吉星文把配枪推回去：“海啸，我知道你主意定了。但我是卢沟桥开第一枪的人，要是投共，老百姓会说我‘抗日英雄变叛徒’。”
他突然抓住黄振涛的手，“但你放心，你今天的话，我烂在肚子里。出卖兄弟的事，吉星文不干！”
黄振涛走后，吉星文盯着墙上的军事地图发呆。他知道老蒋多疑，360师里至少有三个军统特务，刚才的对话要是传出去，黄振涛活不过三天。
他悄悄叫来电报员：“给国防部发报，就说141师有异动，请求协防。”这是他能给老战友留的最后一条生路。
8月21日，黄振涛在永泰宣布起义，没想到刚开动员会，两个团长带着人哗变。国军嫡系部队闻讯围剿，三千人的师剩下不到五百人。被俘前，黄振涛仰天长叹：“早该听绍武兄的，准备太糙了......”
押解到台湾后，黄振涛被关在绿岛监狱。狱友们听说他是西北军的，都问：“吉星文没跟你一起？他在金门当副司令呢。”
他苦笑道：“老吉要是来了，咱们现在该在天安门看阅兵了。”没人知道，吉星文每月都会托人往监狱送两条香烟，用的是自己的中将俸禄。
1957年，吉星文调任金门防守副司令，和胡琏搭班子。上任前，老蒋特意召见他：“绍武啊，金门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当年卢沟桥你守得好，这里也得给我守住。”他啪地敬礼，没敢说自己夜夜梦见卢沟桥的枪声。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吉星文正在司令部开会，第一发炮弹就炸断了电话线。他抓起望远镜往海边跑，突然一发迫击炮弹落在身边，弹片击穿了腹部。
临终前，他攥着卫兵的手：“把我的勋章......寄给北京的政协......”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台湾报纸称他“壮烈成仁”，追授二级上将。但老部下都知道，他枕头底下藏着张泛黄的照片，1937年卢沟桥合影，上面37师的弟兄，十有八九都埋在了内战战场上。
黄振涛在绿岛关了21年，1970年被秘密处决。临刑前，他把写给家人的信缝在棉袄里：“别恨老吉，他当年没告发我，已经仁至义尽。”
而吉星文的女儿后来去金门扫墓，发现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七七事变首义将领”，却只字不提内战经历。
这对西北军兄弟的故事，像极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为了气节拒绝起义，却在异乡战场做了炮灰；一个为了大义冒险举事，却倒在了胜利的黎明前。他们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历史车轮下的无奈与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