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北京一中院的一起遗产继承案引发社会热议。案件中，妻子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未履行夫妻扶养义务，被法院判决少分遗产；而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姐姐，因实际承担了患病弟弟的照料责任，最终分得60%遗产。这一判决不仅打破了公众对“配偶当然继承全部遗产”的固有认知，更深刻揭示了法律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严格适用。
陈旭（化名）与妻子婚后不久即被诊断出严重疾病。面对丈夫的病情，妻子选择搬离住所、拉黑联系方式，两年间未给予任何照料或经济支持。陈旭的日常就医、药品购置、生活护理直至丧葬事宜，均由姐姐承担。直至陈旭去世一年后，妻子才得知消息，提出自己是陈旭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要求继承包括丈夫的房屋、车辆、存款在内的全部遗产，陈旭姐姐不同意。
法院审理发现：妻子未尽法定扶养义务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极短，妻子具备经济能力与健康条件，却对患病丈夫长期漠视，甚至失联；
姐姐承担实质性扶养责任：姐姐持续两年提供医疗陪护、支付费用并操办后事，远超一般亲属的情感与经济投入。
法院援引《民法典》两条关键条款作出判决：1. 少分遗产的依据（第1130条）“有扶养能力和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法院认定，妻子对陈旭的疏离构成“拒绝履行扶养义务”，其行为虽未达遗弃罪标准（未导致被继承人陷入生存危机），但已严重违背夫妻法定责任，故依法削减其继承份额。
2. 非继承人的遗产分配权（第1131条）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 姐姐虽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但其实际扶养行为覆盖医疗、生活、精神支持等多维度，符合“扶养较多”的认定标准，故突破继承顺位限制分得主要遗产。最终，法院酌情认定陈旭遗产由姐姐分得60%。
案件判决后，公众舆论呈现两极分化：道德谴责与法律理性的冲突：多数网民指责妻子“生前不闻不问，死后争产积极”，认为40%的份额仍属过高，甚至呼吁完全剥夺其继承权。法律界人士则指出，法院需平衡“惩罚失责者”与“维护继承权稳定性”的双重目标。在缺乏直接遗弃罪证据（如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完全剥夺配偶继承权缺乏法律依据。
在本事件中，凸显了遗嘱规划的重要性。若陈旭生前通过遗嘱将财产赠予姐姐，可完全排除妻子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