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被称为“最后一个春天”。
在这一年，“一五”计划即将完成，公私合营全面实现，粮食危机得到缓解，国家建设蓬勃发展。
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工业项目竣工的喜讯传来，例如：
第一辆国产汽车成功下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改造，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消息让许多人感到宽慰，但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消失。
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讨论国家大事，舆论因此欢呼“春天来了”。
在农村，一场影响深远的“合作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前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再次以合作社的形式被收归集体所有，为后来的人民公社奠定了基础。
到年底，中国5亿农民基本上都被纳入100多万个合作社之中，开始了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家乡成立合作社前后的情景描绘中，展现了当时农民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一年多后，费孝通开始对合作社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并因此受到批判。20多年后，中共中央对这次合作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经济上的成就为社会环境的宽松创造了条件。春暖花开之际，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次研究妇女着装问题的座谈会，提倡妇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
《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报纸杂志纷纷向大家推荐新的服装样式以及搭配方法，并讽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妇女。
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继举行了盛大的时装展览会，展出了传统旗袍和各种款式的花衣服。《人民画报》还以两个整版介绍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
然而，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穿花衣服的号召又引起了新的烦恼，因为市场上的花布种类太少，买到一块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
《中国青年》杂志呼吁：
“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70%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最少有3亿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3亿人身上，如果花样不好看，6亿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在城市商店里，日用消费品比前些年都要丰富一些，电子管收音机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它们被老百姓并称为“四大件”。
1956年，创办南洋烟草的简玉阶以87岁高龄去世。他在回忆文章《我的喜悦和安慰》中说：
“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同年9月30日，老上海的商业名人刘鸿生去世。在临终前的那个深夜，他对四子刘念智说了最后几句话：
“四儿，你从国外回来后，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
话毕，即陷入昏迷。次日早上，69岁的刘鸿生停止呼吸时，刘念智正在参加“十一”国庆游行，他担任了上海市工商联的游行大队大队长，没能守护在父亲的身边。
8点钟，他在游行队伍中突然听到广播喊人：
“刘念智，鸿老刚刚去世，你赶快回去吧！”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副市长，这是荣宗敬兄弟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位荣家子弟担任政府公职。
不久前，毛泽东与陈毅等人议论国内著名的资本家时说：
“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
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首户”称号由此得来。在代表大会期间，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亲自南下为荣毅仁助选，陈毅对代表们说：
“我匆匆赶回来，因为毛泽东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围绕如何对待私人资本、如何搞好合营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几场大争论。
顾准和孙冶方代表了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高度，而来自私人资本阶层的人士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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