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汪兆骞
文 | 汪兆骞
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
——［宋］苏轼《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其二》
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国民党军由气势汹汹地攻城略地，渐次沦为被动挨打、损兵折将的劣势。
1月30日，国共峄（峄县）枣（枣庄）大战结束，国民党军丧失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2月23日，华东野战军主战的莱芜战役经过四天激战，国民党军被歼五万六千余人。
4月9日，中共晋察冀军区在正太路连续出击，先克栾城、正定，拔掉石家庄国民党军外围据点九十多个，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痛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第七十四师，该师中将师长张灵甫（1903—1947）被击毙。
6月29日，林彪猛攻四平不克（指第三次四平之战，又称“四平攻坚战”），东北民主联军损失惨重。
6月30日，中共军队实行战略反攻，刘（刘伯承）邓（邓小平）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策动鲁西南战役。
7月28日，鲁西南战役告捷，共歼国民党军九个半旅共计六万人，拉开了反攻的序幕。
8月22日，陈赓（1903—1961）、谢富治（1909—1972）率太岳兵团师出豫西、直逼西安，一个月歼敌四万余人。
8月27日，刘邓大军渡过汝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
1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胜利结束五十天的秋季攻势，收复东北大片土地，迫使国民党军退守中心城市。
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占石家庄，全歼守敌二万多人，成为第一个取得胜利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
1948年，中共军队取得战略主动，而国民党军则转为被动态势。
2月24日，彭德怀（1898—1974）指挥西北野战军在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后正式出击，打响了进入战略攻势的第一战。26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奉胡宗南之命，率八个团进抵宜川增援。29日，在西北野战军猛烈打击下，宜川守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转为被动态势。
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建立华北军区，统一指挥华北部队。
5月17日，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徐向前（1901—1990）所部攻克临汾。
6月，国民党青年军二○六师被全歼。继春天开始，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率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等三路解放军在四个月内发动了五次战役——洛阳战役、宛西（今南阳古称宛城）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共歼国民党正规军十七万余人、地方军团十万余人，攻克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许多中心城市。至此，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9月，解放军凯歌高奏。12日，林彪打响了辽沈战役第一枪。26日，山东兵团攻克济南，歼敌十万余人。
10月19日，锦州、长春被攻克，东北国民党军仅剩孤城沈阳。
10月26日，国民党军精锐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被歼，东北大局已定。
11月9日，国民党军黄百韬（1900—1948）所率的第七兵团十二万大军覆灭于碾庄，黄百韬自戕而死。
11月，八十万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后，又在林彪、罗荣桓（1902—1963）指挥下突击入山海关，包围傅作义（1895—1974）的华北“剿总”各部于唐山、塘沽、天津。至12月，解放军围而不打，傅作义集团十四个军近六十万兵力被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2月15日，淮海战场，国民党军被歼二十万人。
1949年，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国民党军残部几乎被歼殆尽，已无还手之力。这一年，新的共和国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宣告诞生。
1月9日，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1904—1981）被解放军围困，终至兵败陈官庄，所率二十万精锐之师悉数被歼，杜聿明被俘。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五十余万人。
1月15日，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刘亚楼（1910—1965）指挥五个军强攻天津城，拒不投降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892—1968）率十个师、十三万人苦撑二十九个小时被全歼。天津城破，陈长捷被活捉。
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北平和平解放。在去年（1948年）12月21日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做了大量工作后，傅作义召开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伤亡四万人，歼灭与改编国军五十一万余人。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3月31日，解放军调集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三十五万人、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六十五万人，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的千里长江北岸虎视江南，准备打过长江解放江南地区。
4月20日，经五天激战，被围困半年之久的太原在解放军一千三百门大炮的猛攻下被攻破，山西代理主席梁敦厚（梁化之，1906—1949）率三百名山西的军政要人集体纵火自焚于指挥部地下室。
4月21日，在国共和谈之门最后关上之际，陈兵百万雄师于江北的解放大军突破长江，登陆长江南岸，并迅速向纵深地带推进。22日夜，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5月20日，据守西安的胡宗南部弃城而逃，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
5月27日，据守杨树浦的最后八个国民党军放下武器，经过十五天激战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解放，共歼敌十五万多人。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1882—1968）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1903—1974）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5日，解放军进城，长沙和平解放。
8月21日，彭德怀发起兰州战役，至9月5日占领西宁，重创马步芳部四万二千三百余人。
9月13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兵力发起衡（衡阳）宝（宝庆）战役，白崇禧（1893—1966）部损失五万人，被迫率主力进入广西。11月，解放军挥师攻入广西；12月11日，解放军攻克凭祥镇南关，一部分残余国民党军逃往越南，白崇禧乘机逃往海南，最后海南解放又亡命台湾。
9月19日，董其武（1899—1989）在绥远和平通电，绥远八万军政人员起义。
9月25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1892—1988）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七万国民党军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十二兵团。
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大举进入广东，直取广州。
10月24日，叶飞指挥的解放军第十兵团进攻金门全面受挫。经过三天血战，第十兵团的三个团八千七百人和船工三百五十人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战斗惨烈至极，这也是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次重大失利。
12月，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军事已完全失败，国共内战基本停止，而国民党逃往台湾。
实际上，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除了军事上的惨败，更与其独裁专政失去民心的社会舆论向背有重要关系，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仅从1947—1949年国民党政权独裁专政下的社会舆论而言，便可清晰看到其覆灭的必然。
1947年2月14日，在国民党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要求宣传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的密令之后，傅斯年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南京的《世纪评论》发表炮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孔祥熙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主要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文化修养和态度诸方面入手，予以激烈批评：
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
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傅斯年选集》）
2月15日，北平的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报纸（《世界日报》《益世报》）大登傅孟真（傅斯年）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的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胡适日记全编7·1938—1949年》，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8页）。由此可见，傅斯年此文刊出后被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众人捧读，举国关注。
南京的《世纪评论》是1947年1月由出任过国府高官的经济学者何廉（1895—1975）创办的政论周刊，聘留美博士张纯明（1902—1984）为主编。《世纪评论》有这样的背景，敢发这类批评国民党中权重之臣的文章是需要勇气的。因此，报纸甫一出刊，竞相被人悉数买走，少量传出自然是来自官司府衙。第二天，《大公报》首先转载傅斯年此文。
不过，学者傅斯年写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后似乎意犹未尽，一个星期后又在《世纪评论》再发一篇《宋子文的失败》，直截了当地说“（孔祥熙、宋子文）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萧规曹随”。该文列举事实，指出代表权贵势力的孔祥熙、宋子文“断送中国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文章淋漓痛快，直捣孔、宋家族命门，国人争读为快。
又过了一星期，傅斯年再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此文是应储安平之约，发表于他主办的著名期刊《观察》。该文依然是傅式行文风格，犀利尖锐，以事理服人，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入手，对当时中国的资本状况分析得清楚明了，笔锋直指孔宋家族这样的高门权贵，尤其揭露了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掠夺国家资本的本质。在该文中，傅斯年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已被权门资本侵吞，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都被“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并认为当时的官僚资本首推孔宋二家，“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与此同时，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摘载了傅斯年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外两篇关于宋子文的文章，形成了新一轮的舆论风向。为此，储安平特为三文写了《编辑后记》：
傅孟真（傅斯年）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实际上，傅斯年第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出，就得到了知识界的积极响应。例如，陈云阁主掌的重庆《世界日报》也刊出社论《罢免宋子文！》，与傅斯年之文遥相呼应。接着，经济学者马寅初在上海《文汇报》也发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一文，抨击孔宋官僚、权门资本的声音不绝于耳。
面对抨击孔宋家族掠夺国家资本的舆论，即便是国民党内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虽不便公开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却也掩盖不了心中对他们的不满。王世杰在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宋之去辞其因甚众，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张君劢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行政院。三则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
3月1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下台，但仍改变不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如在国统区屹立九年之久的《新华日报》被非法查禁便是一例。《新华日报》一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自由，读者甚众，共发行三千二百多期。同时，被查禁的还有上海的《新文化》、重庆的《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简称《联合特刊》）、广州的《新趋势》等数十家进步报刊。
5月20日，华北、京沪等地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等地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形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史称“五二○运动”。当天，北平大专学校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横幅从北京大学出发举行游行示威，并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同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六十三位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2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百零二位教授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表示同情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而其记者陈凡（1915—1997）因报道学生游行被捕。
面对广大师生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当局修正公布《戒严法》，强行禁止师生集会、游行、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
5月24日，国民党当局同时封闭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三家报纸，并在全国多个城市大规模逮捕甚至屠杀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工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此，储安平在《观察》发表评论：“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7月19日，国民党当局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有“凡怠工、罢工、停工、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均依法惩处”等条款。当月，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创办的《文萃丛刊》被国民党当局查抄，三名工作人员被捕，后二人被活埋于南京雨花台，一位被害于宁波，被称为“文萃三烈士”。
11月6日，上海民盟总部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被迫解散。报人储安平面对疯狂的国民党当局，在其主办的《观察》杂志的重要位置发表了朱光潜（1897—1986）、朱自清、俞平伯、李广田、金岳霖（1895—1984）等四十八位社会贤达联合署名的《我们对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同时还发表了董时进（1900—1984）抗议取缔民盟的文章。
12月25日，国民党当局又颁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戡乱条例”公布后，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钳制言论出版，也更加疯狂地迫害和残杀一切反对其统治的人。在那个言论早已成“潜在危险”的时代，储安平曾在《观察》说：
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的，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面对国民党的严酷“治罪条例”，在弥漫着内战硝烟的年头，有《观察》等报刊代表报刊新闻舆论界，有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朱自清、金岳霖、傅斯年、储安平等人面对残酷的现实毅然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正义、良知和家国情怀敢于反抗、勇于发声，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无冕之王”，并投去一缕光明于黑暗的中国。
1948年，解放战争已呈压倒之势席卷中国，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此时，中共领导的舆论攻势势不可当，汹涌澎湃。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和舆论虽已一败涂地，但依然祭出钳制乃至暴力打压舆论的老手段。
3月15日，老报人、《大公报》当家者胡政之不顾花甲之年，亲自主持香港《大公报》复刊。胡政之为香港《大公报》写了复刊词，强调了中国民众所处的政治环境，也重申了“文章报国”的初衷：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也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胡政之是自由知识分子，一位正直的、有影响的且有爱国情怀的老报人。胡政之办《大公报》的初衷只“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不党不派，对“两极端的政治思想斗争”并不感兴趣，甚至表示反对。因此，胡政之反对内战，真正关心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民大众。在这种焦虑中，胡政之一个月后因病回上海养病，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报纸。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
7月8日，邓李惺（1907—1995）、陈铭德（1897—1989）夫妇已创办二十年的南京《新民报》，被国民政府援引《出版法》签发“永久停刊令”。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报界称之为“不幸事件”。对《新民报》的停刊，上海《大公报》、重庆《世界日报》等纷纷发表署名文章进行抗议。王芸生主持的上海《大公报》发表曹聚仁、胡道静（1913—2003）、毛健吾（1905—1968）等二十四人联合署名文章《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矛头直指国民党、蒋介石。此文一经刊出，很多报刊纷纷转载此文，声讨蒋介石。与此同时，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痛斥国民党的反动文化专制，主张废止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
对此，国民党《中央日报》气急败坏，发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等指控王芸生为“新华广播的应声虫”，攻击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不久，《中央日报》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并发表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要对王的“罪行”进行“清算”。
国民党当局这种拙劣的蛮横霸道没有吓倒报界，他们以浩然之气反击国民党当局。这样，国民党当局一边残酷打压查禁进步报刊，而另一边知识分子议政的报刊从南到北也纷纷问世，几乎四面开花。例如，北平的《新路》创刊，不久被封了；《周论》周刊创刊，不久也被封了。因此，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极权主义的声讨，一直在社会上涌动，而这也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道明丽的风景。
11月13日，曾经在舆论界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陈布雷在家中自杀身亡，也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时局变动中卷入政治漩涡的无奈和矛盾。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势，也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其仍然在挣扎，对舆论的钳制也丝毫没有放松。
3月19日，国民党当局发布取缔发行达五万余份的上海《展望》周刊的查封令，“（《展望》周刊第三卷第十七期所刊之文）言论荒谬，挑拨离间，公开反对戒严令之措置，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停刊处分”（《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十六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云云。
对此，被誉为“继承了《生活》周刊传统”的《展望》周刊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立即给读者发了告别书——《告别了，再见》：
我们以欲言无语的心情来宣布：本刊奉令停刊了。
在这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大时代，一个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说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也不会随《展望》停刊止。
文化事业是我们这一群的终身志趣，我们当永远跟随在读者诸君的后面，随时贡献我们的力量，以答谢读者们的爱护盛意。
告别了，再见！
当时，北平、天津已经和平解放，成舍我创立的北平“世界”报系被解放军接管，天津的《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
然而，那些还没有解放的地方的报刊，如上海、重庆等城市的报刊出版等仍在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和控制之下。直到5月解放大军渡江之前，那些诞生在漫漫长夜中的众多知名报刊纷纷被迫停刊，至此退出了中国新闻史的前台……
（本文摘自《纸上起风雷》：中国文人190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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