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匪不戴头套，改穿婚纱了。”
在大同“订婚强奸案”宣判后，网上有人如此讽刺。在这话的背后，隐含着对女性的戒惧之心，尤其指向对所谓“拜金捞女”的恐慌想象，那些男性自视为潜在的受害者，担心女性会设套陷害自己，让他们在钱财乃至人身自由上付出代价。
在“订婚强奸案”中，双方“订婚”事实在先，“强奸”也已被二审认定，但“订婚强奸”却被一些人认为存在“合理怀疑”余地——女方是否“条件谈不拢，反手告强奸”？
既然强迫（即使对强奸既遂存有争议）是事实，那么“条件谈不拢”本来不是问题。这些揣测背后的心态，是把彩礼当嫖资了，完全是把婚姻看作性交易了——“老子花了钱，为什么不能睡？”
这个案子原本不复杂。男女双方在婚介所认识三个月后订婚，连这三个月也是一边权衡一边“处着对象”，最后觉得还行，才同意订婚的。双方之前可说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对一个没有任何性经验的处女来说，突然要被不久前还是陌生人的男性强行上，其内心恐惧和抗拒不难理解。然而，男方却默认支付彩礼就相当于完成了交易，甚至看作比领证更具有合法性，理所当然享有这份性资源，矛盾由此爆发。
归根结底，被告之所以急吼吼地霸王硬上弓，说到底还是把女性物化的思维：老子办了手续（订婚）、付了钱（彩礼），那就可以拆封享用了，至于对方的个人意愿，只怕想都没想过。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他始终拒绝认罪，因为他真不懂哪里做错了，为什么自己买来的东西不能“使用”。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站在被告一方，是因为有无数男性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心目中的习惯法）：订婚就是传统意义上 双方家庭认可了关系，因而本案其实是未婚妻起诉未婚夫，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订婚、确立关系之后仍不能取得性权？
有一位“蛋娃”道出了这些人的困惑：“ 如果订婚收彩礼还不算性同意，那男人们以后根本就没有支付彩礼的动力了。这个判决对婚恋市场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意思是： 都订婚了，还不让睡，那为什么要给彩礼？甚至还有可能被告强奸，那以后男人还敢结婚吗？据此，他们推论，这会冲击本已低迷的结婚率，揶揄本案宣判日是“4·16不婚日”。
不少男性还担心，这样会让自己遭到诬告——尽管这是极小概率事件，从逻辑上来看是滑坡谬误，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陷入恐慌，正是因为他们想要万无一失的绝对安全感，也就是 “只要订婚了，我随便怎么睡这个女人，都不用担心会被控强奸”。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绝对所有权，即把女性看作是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所有物。
像这样的社会反应，恰恰反过来证明了判决的里程碑意义。有太多人认为，无 须在意女性的个人意愿，付了彩礼，“她就是我的人了”，可以合法地睡一个女人，她在性交上不再有“不同意”的权利。不难看出，这与审判长说的“ 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明显存在冲突。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为男方辩护的人，也要强调“女方其实同意了”，而不是说“就算她不同意，强奸了，也不应该被定罪”，这意味着他们并非不知道性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女性的个人意愿，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那种将女性物化的所有权意识，又排除了女性的个人意志。这看似矛盾，实则意味着他们内心认定：“一旦订婚，女性无权表达不同意。”也就是说，他们从没想过这样一种情形：“属于我的女人，竟然可以不同意。”
现在的判决，动摇了一些男性的安全感，就是“本来这样做，我不会有问题，现在我竟然要小心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安全感”，长久以来是建立在女性身体无法自主的痛苦之上的。
对女性而言，这本身就是相当屈辱的：自家也未必缺那点彩礼钱，但一旦收了礼金之后，俨然就是“卖身”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居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暴自己，这难道不可怕？如果判决“订婚强奸”合法，恐怕那就轮到女性恐惧了，结婚率、生育率就能高了？
然而，案件的宣判，并不能立竿见影地促进社会观念转变，一些人反倒更顽固地拥抱了旧观念，不仅认为实施强暴者是被冤枉了，还认定受害者在遭受侵犯时激烈反抗、烧窗帘的举动，只不过是敲诈勒索的招数。但请问她敲诈了什么？
尽管女方在事后就把彩礼退回去了，但这并不能阻止有些人嘲讽收了订婚彩礼还不让同房是“无风险创业项目”，还有男性认为付了彩礼却得不到预期收益（性权利），所以女方就是“拜金捞女”。
有朋友说，她有一次谈及自己女同事离婚，就提了一嘴“她家很有钱”，都还没说到其本人收入如何，群里立刻就有几个男性跳出来恶意揣测“看来离婚就是为了分财产，捞了钱跑路”。
这次的“订婚强奸案”能激起这么大社会争论，本身就耐人寻味。如果“发生性关系必须尊重女性个人意愿”已经成为常识，那根本就不会成为热点话题了，而现在一些人所热议的，甚至都无关“女性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女性产生了一种受害妄想：一个不受自己支配的女性，可能反过来让自己陷入人财两失的危险境地。
很多男性所恐慌的，是 “被以性同意为名要挟好处”，或“订婚后都不能进行性行为”，然而这两者在本案中都完全没有体现，纯粹是他们的臆想——订婚后当然可以进行性行为，只要取得女性的知情同意，实际上，那本来就与订婚与否无关。
然而，他们的思路不是去尊重女性的自主权和个人意愿，而是出于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情绪，认为自己随时可能某些危险女性的受害者。那种“危险”，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们发现女性在具有自主性之后，将变得不受掌控，反过来可能对男性造成威胁。然而，这与其说是社会现实如此，倒不如说反映出男性自身的焦虑。
在过去十年（2016-2025）间，国内每年16-35岁人口中，男性都比女性多出2500万人，也就是说，这2500万男性被判了“无妻徒刑”。计算下来，适婚人口的性别比是每100个女性对应116个男性，意味着每7个男性就有1个基本丧失择偶机会——如果考虑到也有一部分女性不婚，那么男性无法进入婚姻的比例还会更高。
可想而知，这必然会导致一个男性激烈竞争性资源的婚恋市场，但不论他们如何准备手头的筹码，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成为“非自愿独身者”（incel）。
如果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那么“拜金捞女”的形象恰好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投射：他们的不幸处境，正是因为好女人太少，不肯委身，而坏女人则只盯着他们的钱。
近两年来，新发明的厌女网络词汇层出不穷，还相当尖刻，而每一次诸如“订婚强奸案”这样的事件都激起了这一深层情绪。在那背后，有一种矛盾纠结的复杂心态，既厌女，担心被女性陷害，但又希望得到女性垂青，或自认有权得到她们，然而他们那种将女性视为性资源的物化心态，本身又将一些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推开。其结果，他们深陷于自怨自艾之中，愈发需要一个“恶女”形象作为替罪羊来合理化自身的困境。
苏成捷在其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在康乾盛世的繁荣之下，数量众多的男性光棍逐渐被看作威胁社会秩序的危险力量 ，“ 性侵犯行为当中那些加害者的典型形象，被建构为危险地游离于由婚姻、家庭和财产所交织而成的社会化网络之外的无赖男子”。
相比起来，我们当下目睹的是这一图景的镜像：当女性获得史无前例的自主权，性别意识觉醒之后，男权主义者抱怨自己熟悉的秩序动摇了，自视为可能遭到“拜金捞女”陷害，在妖魔化想象中，他们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一个危险的外部力量。
尤为奇怪的是，如果新女性不要彩礼、自主自愿平等结合，那不是正好去除了他们对女性“拜金”的忧虑吗？但这类女性却往往是他们最敌视的，因为一个有强烈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是不可能拱手给予他们支配权的。
那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什么样？那想必是：不求利益，甘愿和他们在一起，并任劳任怨地顺从他们。也就是说，那可以让他们免费获得对女性的支配权，消除女性的个人意愿，把女性看作是一个满足自己欲求的顺从工具。
醒醒，这样的完美工具人，只存在于想象中。像这样的人最后打光棍，值得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