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夏天，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西南边陲，特别是与缅甸接壤的滇西地区，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了拱卫大后方和接受国际援助的重要门户。但这里的局势也日趋紧张，日军侵占越南后，兵锋直指滇缅边境，大有切断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国际交通线之势。
就在这时，驻防在广西的第54军，奉命紧急调往云南，加强滇西防务。然而，部队刚刚抵达新的驻地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该军军长陈烈（黄埔一期，陈诚早期重要部下）不幸染病，溘然长逝。
第54军，并非寻常部队。它是由第14师（师长陈烈）为基干，逐步扩编而成。而第14师，又是脱胎于陈诚赖以起家的第11师（后扩编为第18军）。因此，第54军被视为陈诚“土木系”（“土”拆开是十一，“木”拆开是十八，故其派系被称为“土木系”）中，实力仅次于王牌第18军的第二大主力部队，是陈诚安身立命、在军界博弈的重要本钱之一。
如今，陈烈不幸去世，54军军长的宝座空悬。这块“肥肉”，自然引来了各方势力的觊觎。尤其是当时与陈诚素来不和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系统的人，更是虎视眈眈，试图趁机将这支精锐部队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
对于陈诚而言，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第54军是他“土木系”的心头肉，岂容他人染指？为了防止这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旁落，陈诚必须立刻行动，抢在何应钦等人反应过来之前，将一个绝对忠于自己、且有足够资历和能力的心腹干将，推上54军军长的位置。
陈诚当即找到老蒋，力陈滇西防务的重要性以及保持54军指挥体系稳定的必要性，并郑重推荐了一个自己极为信任的人选——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的黄维。
黄维，字培我，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生。他是陈诚最早期的追随者之一，长期在第11师和第18军担任要职（曾任18军军长），是“土木系”中公认的核心骨干和宿将。他为人虽然有些书生气，性格耿直，甚至有点“一根筋”，但在治军、训练方面颇有建树，且对陈诚忠心耿耿，是陈诚认为最可靠、也最能镇得住54军这支骄兵悍将的人选。
老蒋对于陈诚的推荐，自然是予以采纳。一方面，黄维资历足够（黄埔一期、曾任军长），能力也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将54军交给陈诚的心腹执掌，也有利于稳定这支刚刚失去主帅的部队，确保滇西防线的稳固。于是，一纸任命，黄维便走马上任，成为了第54军的新任军长。
黄维走马上任第54军军长，心中自是踌躇满志。他素以治军严谨、爱兵如子著称，上任伊始，便雷厉风行，深入基层，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
黄维下到各个师、团、营、连视察，检查营房设施，观摩训练演习，与官兵们谈话。然而，当他走进一个连队的食堂，亲自查看士兵们的伙食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勃然大怒。
因为士兵们饭碗里的米饭，竟然是黄褐色、夹杂着大量沙石和霉味的陈年旧米。
黄维还自己盛了一碗米饭，结果一股霉味直冲鼻腔，尝了一口后差点没把老牙磕掉。
黄维强压着怒火，又询问了士兵的粮食定量问题。得知按照规定，每名士兵每天应有二十六两（旧制，一斤为十六两）的口粮定量，但在实际发放中，往往因为军粮质量太差，又被层层克扣等原因，士兵们根本吃不到足量，更别提吃饱、吃好了。
视察结束后，黄维立刻返回军部，召集了全军营级以上所有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了一个方案：在目前每人每天二十六两粮食定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二两。
副军长傅正模见状，连忙起身，试图劝阻黄维：“军座，您的爱兵之心，我等都深感敬佩，但是增加口粮这事，恐怕难以实行啊！”
“为何难以实行？”黄维瞪着傅正模，厉声问道。
傅正模苦笑着解释道：“军座有所不知，如今实行的是‘军需独立’制度。各部队的粮饷弹药，都由军政部下属的兵站和军需署统一调拨、管理和发放，部队长官只有接收权，没有支配权，更无权擅自更改定量标准。我们54军的军粮，都是由后方的兵站直接供应到师、团一级，再往下发放。且不说我们能不能要到足额的好米，就算要到了，我们擅自提高发放标准，这账目上就对不上。军需署若是查下来，我们可是要承担‘破坏军需独立’、‘扰乱后勤供应’的罪名的，这可不是小事啊！”
傅正模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国民政府推行“军需独立”，其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止部队长官虚报冒领、克扣军饷（虽然实际效果甚微），但也确实造成了部队在后勤补给方面缺乏自主权、处处受制于后勤部门的弊端。
然而，性格耿直、甚至有些“书呆子气”的黄维，此刻根本听不进这些“官场规则”和“利害关系”。在他看来，让士兵吃饱饭、保持战斗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他作为军长最基本的职责。
黄维固执地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什么军需独立不独立，士兵吃不饱饭，这个仗就没法打，天大的罪名，我黄维一个人担着。从明天起，军需处立刻按照每人每天二十八两的标准，把粮食发到每个连队。”
黄维还嫌不够，为了表达自己对现有军粮质量的强烈不满，他让人找来一个干净的小布袋，亲自从那个掺沙的发霉米袋里抓了一把米，装进布袋，封好口，然后叫来参谋，命令道：“立刻把这袋米，寄到重庆军政部，就给何部长（何应钦）本人，让他也看看，我们前线将士，每天吃的是什么东西！”
第二天，黄维的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54军的军需处，开始按照每天每人二十八两的新标准，向各连队发放口粮。士兵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对这位新来的“爱民如子”的军长充满了感激。
就在黄维因为“米饭掺沙”事件大发雷霆、并擅自提高士兵口粮标准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密切地关注着54军的一举一动，并暗自窃喜。这个人，便是当时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关麟征。
不巧的是，刚刚调防云南的第54军，在指挥序列上，正好被划归到了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建制之下。这意味着，关麟征成为了黄维名义上的顶头上司。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一位战功卓著、性格强悍的将领。但他与陈诚及其“土木系”之间，却有着一段很深的宿怨。
说起来，关麟征也算是从陈诚起家的第11师出来的“老人”。陈诚担任11师师长时，关麟征曾先后担任该师的团长、旅长。按理说，两人应该有同袍之谊。
但关麟征为人性情刚烈，自视甚高，对陈诚的一些做法颇为不屑。尤其是陈诚身材较为矮小，关麟征便常在背地里轻蔑地称呼他为“陈矮子”。这种轻视的态度，自然也传到了陈诚的耳中，两人之间的梁子早已结下。
有一次，陈诚为了彻底掌控11师，派亲信罗卓英去联络师内的黄埔系军官，试图挤走原师长曹万顺。罗卓英走了一圈，几乎所有的黄埔军官都表示支持陈诚，唯独到了关麟征这里，碰了个硬钉子。
关麟征脾气倔强，吃软不吃硬，直截了当地对罗卓英说：“曹师长（曹万顺）固然算不上高明，但我看陈矮子说不定比他更坏！”
这番话传到陈诚耳中，让陈诚怒不可遏。他自然容不下这样一个桀骜不驯、公然与自己作对的下属。很快，关麟征便被陈诚以各种理由排挤出了第11师。
愤然离开的关麟征，憋着一肚子气，转而投靠了陈诚的死对头、当时权势更大的何应钦。在何应钦的提拔下，关麟征另谋高就，步步高升，最终也成为了手握重兵的集团军总司令。从此，关麟征与陈诚便彻底撕破了脸皮，成为了军界人尽皆知的、势不两立的政敌。
黄维在第11师时，与关麟征也曾是同事，据说两人当时的私交还算不错。但后来随着各自在派系斗争中“各事其主”，这份旧交情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甚至因为都属于对立阵营的核心人物，而变成了潜在的对手。
如今，冤家路窄。陈诚的心头肉——第54军，竟然划归到了自己第九集团军的麾下。这对于一直想找机会报复陈诚、打击土木系势力的关麟征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开始处心积虑地想着，如何才能将这支精锐部队从陈诚手中夺过来，或者至少也要让陈诚难受难受。
直接撤换军长黄维？关麟征暂时还没有这个权力，也缺乏足够的理由。他只能按捺住性子，静待时机，同时在各个方面寻找可以下手的突破口。
就在这时，黄维因为“米饭掺沙”事件而引发的风波，恰好传到了关麟征的耳中。
当时，关麟征正好到重庆开会。在一次与军政部官员的闲聊中，他偶然听到了有人在议论：第54军新任军长黄维，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因为军粮质量问题，用小布袋装了一包发霉掺沙的米，直接寄给了军政部的何部长。而且，他还擅自提高了士兵的口粮标准，公然破坏“军需独立”制度。
关麟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想到了对付黄维的计策，他找到何应钦添油加醋地说道：“敬公啊，您听说了吗？那个黄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何应钦已知黄维擅自多发士兵口粮、并且寄米抗议的事情，心中本就对其十分不满，认为他是在故意破坏自己推行的“军需独立”政策，挑战自己的权威。此刻听关麟征提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关麟征见状，立刻煽风点火：“敬公啊，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件事，那黄维是什么人？他是陈小鬼的心腹干将，他用小布袋装了那么一包烂米寄到军政部来，明面上看，好像是在告兵站的状，抱怨军粮质量差。可实际上呢？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这哪里是告兵站？分明是想借题发挥，打您的脸，给您难堪啊！”
何应钦本就对黄维不满，又对陈诚一系耿耿于怀，经关麟征这么一煽动，更是怒不可遏，他猛地一拍桌子，说：“岂有此理，这个黄维真是胆大包天，目无长官，他以为他是谁？破坏军需制度，还敢如此嚣张，看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当即，何应钦便下令军需署，立刻派出专门的检查组，前往云南第54军，严格检查该部的军需账目，务必要查出黄维擅自提高口粮标准、虚报冒领的证据。
军令如山，军需署很快便派出了几名军需官员，组成检查组，前往云南第54军驻地。
这几名军需官，虽然军衔与军长黄维相比级别低了不少。但是，他们是代表军委会下属的军需署而来，背后站着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了。
按照官场惯例，地方部队对于这样的“京官”下来检查，通常都会小心翼翼，好生伺候，甚至不惜重金打点，以求能够顺利过关。
然而，他们这次遇到的，却是性格耿直、脾气又臭又硬、而且正憋着一肚子火的黄维。
黄维得知军需署竟然真的派人来查账，而且明显是来者不善，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因此，当那几位军需署的军需官到达54军军部时，黄维并没有像其他部队长官那样，亲自出面迎接，热情款待，更别说送礼打点了。他只是冷冷地让军部参谋处按照普通公务接待的规格，安排他们的食宿，并且通知军需处将所有账目准备好，随时配合检查。至于他本人，则以“军务繁忙”为由，根本不伺候。
在用餐安排上，黄维也没有给予任何特殊照顾，直接让下属将这几军需官安排在普通的军官食堂就餐。
那几位军需官，本来就是奉了何应钦的命令，带着“找茬”的目的来的。他们原本以为，到了地方上，怎么也能享受到一番特殊的“招待”和“孝敬”。没想到却在黄维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受到了如此冷遇，他们心中自然是又惊又怒，对黄维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
在接下来的查账过程中，他们更是鸡蛋里挑骨头，处处刁难。虽然54军的军需账目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黄维为人相对廉洁），但黄维擅自提高士兵口粮标准，多发了粮食，这在账目上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检查组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措辞严厉地指责黄维“目无军纪”、“破坏制度”。
面对检查组的刁难和指责，黄维也是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体恤士兵疾苦、维持部队战斗力才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抗战大局，而非出于私心。双方争执不下，闹得非常不愉快。
这几位军需署的官员，在54军受了一肚子气，回到重庆后，向何应钦汇报时，能说黄维的好话吗？自然是添油加醋，将黄维的“桀骜不驯”、“抗拒检查”、“目无长官”等行为大肆渲染一番，更加激化了何应钦对黄维（以及其背后的陈诚）的不满。
黄维这边，也是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憋屈，他认为自己一心为公，为士兵着想，却落得个被派员查账、百般刁难的下场，简直是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此，黄维亲自拟写了一封措辞极其强硬的电报，直接发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
电文大致内容如下：
“重庆。军政部长何敬公钧座：职（黄维自称）到任54军之初，即察觉前线将士食不果腹，军粮低劣，嗷嗷待哺。当此抗战用兵、国难当头之际，让饥饿之兵如何能够抵御强敌？职为维持士气，振作军心，不得已之下，才将士兵口粮标准略作调整，以利抗战大局。此举纵有违规之处，亦是出于公心。不料，军需署竟因此小事，兴师动众，派员前来我部严查账目，且态度倨傲，颇多烦言，实属蹊跷。职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吹毛求疵，究竟有何必要？若钧座以为职措置失当，有碍军需独立大计，则个人荣辱得失，轻于鸿毛；然滇西战局，国家安危，重于泰山。既然钧座以为职不堪胜任此军长之职，则恳请钧座即刻将职撤换，另选贤能，职当引咎辞职，以谢钧座。职黄维叩。”
这封电报，哪里还有一点下级对上级的恭敬？字里行间充满了委屈、愤怒，甚至直接以辞职相要挟，这无异于是在公开向何应钦“开炮”。
电报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重庆方面似乎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
不久之后，何应钦因为其他公务来到昆明。按照礼节，驻扎在附近的各部队高级将领，自然都要前去拜见这位顶头上司。
54军的副军长傅正模以及几位师长、团长，都为黄维捏了一把汗。他们知道黄维的倔脾气，也清楚他之前那封电报已经彻底得罪了何应钦。大家都苦口婆心地劝说黄维，希望他能在拜见何应钦时，姿态放低一些，多做一些解释和道歉，争取消除误会，化解矛盾。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跟军政部长硬顶，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然而黄维虽然也知道自己处境不妙，但在原则问题上，他绝不肯低头，结果两人一见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何应钦被气得当场拂袖而去，连一句场面话都没说。
怒气冲冲的何应钦回到重庆后，立刻向老蒋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痛陈黄维“目无长官，顶撞上司”、“擅自提高口粮标准，破坏军需独立制度”、“煽动部下不满情绪，影响军心士气”等等“罪状”。
何应钦还危言耸听地指出，如果每个军长都效仿黄维，不听号令，各行其是，那军委会还如何统一管理全国的军需给养？各部队都自行其是，又如何能够统一指挥，有效抗日？他强烈要求，必须对黄维进行严肃处理，以敬军法。
老蒋接到何应钦的报告，心中也是颇为头疼。他既知道陈诚与何应钦之间的长期矛盾，也深知黄维的为人——忠诚可靠，但性格确实过于耿直，不懂变通，容易得罪人。
但是，何应钦毕竟是军政部长，又是元老重臣，他的面子不能不给。而且，“军需独立”制度是他亲自批准推行的，黄维公然挑战这项制度，如果不加以处理，也确实难以服众，可能会引发其他部队效仿。
权衡再三，老蒋还是给了何应钦一个交代，并做出批复：“黄维着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这是一个典型的“虚职”，有职无权，等于是将黄维从手握重兵的军长位置上调离了既满足了何应钦的要求，也算是给陈诚留了面子。
黄维被调离54军军长的消息一传出，最高兴的莫过于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关麟征认为，只要黄维一走，54军群龙无首，便是他趁虚而入，将这支部队彻底纳入自己掌控之下的最佳时机。
关麟征立刻任命自己的亲信、集团军副总司令张耀明，火速前往54军军部，以“代理军长”的名义，接管该军的一切事务。关麟征打的如意算盘是：先让张耀明把位置占住，然后逐步清去军中的“土木系”骨干，安插自己的人马，最终将54军“消化”掉。
关麟征还特意给张耀明打气：“你只管放心地去，我是集团军总司令，你是副总司令，去代理一个下属军的军长，名正言顺。到时候有我和敬公（何应钦）在后面给你撑腰，谅他们土木系的人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但张耀明却不像关麟征那么乐观，他深知54军是陈诚的“心头肉”，军中的团以上军官几乎全是陈诚精心挑选和安插的“土木系”骨干，这些人对陈诚忠心耿耿，对外来势力极为排斥。
张耀明有些顾虑地对关麟征说：“雨东，54军可不是一般的部队，那是陈诚的命根子，他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摘桃子？军里的那些骄兵悍将，可都是只认陈诚，不认我们这些‘外人’的。我这么贸然过去接管，他们要是不配合，甚至闹起事来，发生哗变，那可就麻烦了。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关麟征却显得自信满满，说：“怕什么，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黄维都被调走了，他们还能翻起什么浪？我从总部给你调拨一个加强营，充当你的卫队。你带着卫队去上任，我看哪个不长眼的敢炸刺！”
尽管张耀明心中仍有疑虑，但军令难违，也只能硬着头皮准备前往54军军部。
不过，他们都低估了“土木系”的反击决心和手段。
当关麟征任命张耀明代理54军军长的消息传到军中时，整个54军瞬间炸开了锅。副军长傅正模立刻召集了军部的主要幕僚以及下属的几位师长、团长（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土木系骨干），紧急商议对策。
会议室里，群情激愤，充满了对关麟征和张耀明的愤怒。
傅正模气得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关麟征简直是欺人太甚，黄维军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派人来抢地盘，明摆着是要吞并我们54军，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
一位性情火爆的团长更是高声叫嚣：“没错，他张耀明算个什么东西？也想来当我们的军长？他要是敢来，弟兄们就跟他拼了，让他知道知道，这里是陈长官带出来的部队，轮不到他们何系的人来撒野！”
傅正模虽然也怒火中烧，但还保持着几分理智。他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冷静：“弟兄们稍安勿躁，硬拼不是办法，反而可能给对方留下口实，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傅正模沉吟片刻，说道：“为今之计，我们必须立刻联系陈长官，将这里的情况如实禀报，听听长官的指示。只要有陈长官在背后撑腰，谅他关麟征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傅正模立刻亲自拟写了一封加急加密电报，详细叙述了黄维被调离、关麟征派张耀明前来代理军长的紧急情况，并发往了当时远在湖北恩施主持第六战区军务的陈诚。
陈诚收到电报后，果然勃然大怒。54军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精锐，是他最重要的嫡系部队之一，岂容关麟征这个死对头来染指？他立刻给傅正模回电，措辞极其强硬，指示他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让张耀明插手54军的任何事务，必要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阻止其上任，后果由他陈诚一力承担。
有了陈诚的撑腰，傅正模等人心中大定，底气也足了。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对内统一思想，严阵以待；另一方面则故意向外放出风声，言辞激烈地表示：54军全体将士只拥护陈长官认可的军长，张耀明若敢强行前来上任，第二天就让他横尸军部，有来无回！
这番话语，并非完全是虚张声势。54军的官兵对陈诚极为效忠，真要被逼急了，哗变火并也并非不可能。
消息传到准备上任的张耀明耳中，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张耀明原本就对此行心存顾虑，现在看到54军这帮骄兵悍将竟然摆出了玩命的架势，哪里还敢真的去“虎口拔牙”，便立刻打起了退堂鼓，借故拖延，迟迟不敢前往54军军部。
关麟征得知张耀明被傅正模等人“吓”得不敢上任，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他没想到土木系的这帮人竟然如此嚣张跋扈，连集团军副总司令都敢公然威胁，但也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破局之法。
就在关麟征为此事烦恼不已的时候，一个更加莫名其妙的电话，却从重庆打了过来——竟然是老蒋亲自打来的。
电话里，老蒋并没有提及54军的事情，反而用一种看似关心的口吻，询问关麟征：“雨东啊，听说你的副手张耀明，近来身体不太好？”
关麟征一头雾水，不知道老蒋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便如实回答道：“报告校长，他身体很好啊，并无不适，目前正在滇南一带校阅部队，一切正常。”
老蒋听后，只是意味深长地“嗯”了一声，便不再多问，挂断了电话。
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关麟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安。他反复琢磨着老蒋那句“听说张耀明身体不太好”的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思来想去，不得其解。
第二天，关麟征忍不住给自己的老靠山何应钦打了个电话，将老蒋这个奇怪的电话内容告知了何应钦，并询问其中是否有什么内情。
何应钦听完，似乎也感到有些蹊跷，便动用了自己在军委会内部的人脉进行查探。结果，这一查，不得了。
原来，就在老蒋打电话给关麟征的前几天，军委会竟然收到了一份由“张耀明”本人署名、请求辞去第54军代理军长职务的报告。报告中的理由是：“卑职奉命代理54军军务，然旧疾复发，身体羸弱，恐误戎机。恳请校长体恤，准予卑职辞去代理军长兼职，另选贤能，以便安心休养。”
这份报告，言辞恳切，理由“充分”，似乎无可辩驳。老蒋看到这份报告后，或许也乐得顺水推舟，便“批准”了张耀明的“辞呈”。他那个打给关麟征的电话，很可能就是在“关心”一下这位“积劳成疾”的副总司令。
但真相是这份辞职报告，根本就不是张耀明本人写的。签名和图章，都是54军副军长傅正模胆大包天，私自伪造的。
傅正模眼看硬顶着不让张耀明上任也不是长久之计，干脆心一横，玩了一招釜底抽薪的险棋。他模仿张耀明的笔迹，伪造了辞职报告，又不知从哪里弄到了张耀明的印章（或者是私刻了一枚），直接以张耀明的名义上报军委会，来了个“被辞职”。
关麟征得知真相后，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想到陈诚和土木系的这帮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竟然敢这么干，又想这傅正模竟敢如此行事，背后若没有陈诚的默许甚至授意，是绝不可能的。
随即，关麟征立刻给远在恩施的陈诚发去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怒斥傅正模胆大妄为，要求陈诚必须立刻查办傅正模，否则他关麟征就辞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之职。
但对于关麟征的愤怒和威胁，陈诚却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
几天后，陈诚反而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从湖北恩施飞到了昆明，召集包括关麟征、宋希濂（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第5集团军总司令）等在内的几位驻滇高级将领开会（名为开会，实则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协调和布置滇西防务，并安抚各方）。
会议一开始，关麟征便按捺不住怒火，当着众人的面，冷冷地质问陈诚：“陈次长，对于傅正模伪造文书、欺上瞒下之罪行，您打算如何处置？”
陈诚却显得风轻云淡，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慢条斯理地回答道：“雨东兄何必如此动怒？傅正模之事，或有误会。不过，既然耀明兄身体不适，又与54军将士有些隔阂，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强扭的瓜不甜嘛。我看，还是请耀明兄回到他原来熟悉的第52军去，或许更为妥当一些。至于54军嘛，我看方天（土木系另一干将）就不错，可以接任军长。”
关麟征听后，愤怒不已，当众指着陈诚，厉声讽刺道：“陈次长的心胸实在是太小了，连一个军长都不愿意放手，只知道封闭在土木系这个小圈子里！”
陈诚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加上平日里养尊处优，哪里受得了这等当众的羞辱和攻击？据说，他听到关麟征这番话后，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竟然当场引发了胃病剧痛，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场会议，自然是不欢而散。陈诚与关麟征之间的矛盾，也因为这次54军风波而彻底激化，达到了顶点。
陈诚飞回重庆后，立刻向老蒋递交了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当时他兼任此职）的辞呈，以表达对关麟征“犯上作乱”的强烈不满。
老蒋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采取了一套明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明显偏袒陈诚的处理方式：
首先，将挑起事端的傅正模撤职查办。
其次，将第54军从第九集团军的建制中划拨出来，改归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指挥，军长由陈诚的心腹干将方天接任。
最后，将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张耀明，调到了杨虎城旧部改编的第三十八军去当军长。这看似是给了个军长的实职，但第三十八军是典型的杂牌部队，战斗力、装备、地位都远无法与中央军主力相比，实际上是将张耀明边缘化了。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下来，结果是：陈诚的“土木系”势力丝毫未损，牢牢掌控着54军这支精锐；黄维虽然被调离，但54军掌握在土木系手中；而挑起事端的关麟征，却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不仅没能吃下54军，甚至他自己的基本班底（得力干将张耀明被调离，54军被划出第九集团军建制）也因此被打散。
1944年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准备编设四个方面军，其中以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关麟征仅为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
卢汉、张发奎都是老资格，而汤恩伯是关麟征的老上司，只有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从这点来看，关麟征作为副司令官，也谈不上吃亏，毕竟王耀武是另类的存在。
当然，关麟征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抗战胜利后，陈诚大权在握，取代何应钦成为参谋总长，关麟征自然没好日子过，被打发到中央军校担任校长，再也没有带过兵。
担任了参谋总长，掌握军队大权，关麟征再未实际指挥过部队，被打发到中央军校担任校长。
1949年11月，关麟征携家人乘飞机前往香港，自此在香港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