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初看好谁？
在新中国首次军衔评定工作的酝酿阶段，围绕着大将这一层级的人选，中央军委和核心领导层进行了反复细致的考量。在军委书记处内部的讨论中，毛泽东审阅初步拟定的名单时，对于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将领萧克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说法提及，在一份早期的圈定名单上，萧克的名字曾被置于一个接近最终入选、甚至可能是讨论中备选的“第十一席”的位置。
萧克的革命履历起始甚早，1927年便投身于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洪流之中。1928年。当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力量及湘南农军，正艰难地向井冈山进发，寻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在此关键的转移过程中，萧克时任部队营长及党代表，其所在的部队担负了先导任务，在复杂的敌情和地形条件下，成功地为后续主力部队打开了一条通路，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井冈山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萧克的军事才干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长期在华北敌后坚持斗争，特别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直接参与指挥了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的艰苦作战，为巩固和发展这块“模范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戎马倥偬之际，萧克并未放松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与总结。他结合八路军在敌后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等著作，其中《战术学概则》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内部，特别是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培训军事干部的重要教材，对提升我军指挥员的战术素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徐老虎”的特殊功劳
在大将人选的最终确定过程中，并非仅以战功卓著和资历深厚为唯一标尺，一些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将领，同样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在审议名单时，便特别指出了徐海东及其所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独特功绩。这段历史要追溯到1934年11月，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尚未开始长征，留守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的领导下，率先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战略转移。
这支部队历经艰险，转战千里，成为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随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出任军团长。红二十五军的先期到达，不仅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这块当时中国北方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块成规模的革命根据地。
这对于随后历尽千辛万苦、减员严重、亟需休整和战略依托的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落脚点和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徐海东，这位出身于湖北大悟县（原属黄安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的将领，以其在战场上的勇猛顽强、身先士卒而闻名，被誉为“徐老虎”。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尤其是在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独树镇战斗。
当时，红二十五军作为前导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在独树镇，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将士，在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的指挥下，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追兵（号称五个旅）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两天两夜的惨烈血战，红二十五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包括政委吴焕先在此役后不久牺牲，但成功地阻滞了敌人，掩护了军直机关和后续部队突出重围。
正是基于红二十五军单独长征并率先到达陕北，为中央红军保存最后根据地的这一特殊历史贡献，毛泽东后来曾高度评价：“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因此，尽管徐海东在抗战初期因积劳成疾、肺病严重而过早地（1939年底）离开前线指挥岗位，长期处于疗养状态，但刘少奇等领导人坚持认为，他的这份特殊功劳足以使其获得大将军衔。
“山头平衡”下的考量
随着大将评选工作的深入，除了个人的战功、资历和特殊贡献外，一个重要的平衡原则也逐渐浮出水面并贯穿始终，那就是需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军队历史上各个主要“山头”的代表性。这里的“山头”，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各大主力红军部队及其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主要革命根据地，如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等。
在这一“山头平衡”的原则指导下，来自红一方面军系统的将领自然是评选的重点。张宗逊便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且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张宗逊的革命生涯几乎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同步，他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从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红军长征，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程的老资格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长期在贺龙指挥的八路军第120师麾下效力，担任战功卓著的第358旅旅长。在著名的忻口会战期间，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张宗逊抓住战机，于1937年10月19日夜间，亲率部队对山西代县的阳明堡日军前线机场发动了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奇袭。这次行动，以极小的代价一举炸毁、炸伤日军作战飞机24架，有效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能力。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施展。他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成为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得力助手。所以最初的十一位大将名单，最后一个其实是张宗逊，只是最后确定了大将只有10位。
谁排第一？粟裕的战功板上钉钉
在最终公布的十位大将名单中，粟裕的名字赫然排在首位。关于粟裕的军衔问题，在评定之前确实有过一些讨论，围绕粟裕的主要讨论，并非是关于他能否排在大将第一，而是他凭借解放战争中极其耀眼的战功，是否有资格被评为元帅。最终决定授予其大将军衔，而在大将中排名第一。
粟裕之所以能够位列大将之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所建立的无可争议的、极为辉煌的战功。作为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粟裕展现了超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从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他指挥部队在短短一个半月内，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攻，连续作战七次，次次告捷，歼敌五万余人，创造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极大提振了解放区军民的信心。
到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粟裕以果敢的决心和周密的部署，在百万敌军中“虎口拔牙”，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全歼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号称“御林军”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毙命。
再到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粟裕作为战役总前委成员之一，在实际作战指挥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共同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60万兵力对阵国民党军80万精锐部队，经过66天的激烈鏖战，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55.5万人，取得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伟大胜利。
1948年的济南战役中，粟裕准确判断形势，力主首先攻克山东省会、重兵设防的济南城，并周密部署了强大的打援兵团，成功实践了“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粟裕高超的指挥艺术，连同时期在东北战场同样战功赫赫的林彪也由衷赞叹：“粟裕尽打神仙仗。”
落选者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在大将名单的反复调整中，一些最初被考虑的候选人最终未能入选，但他们的功绩同样彪炳史册。例如原定候选人之一的张际春，他是第二野战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领导了包括淮海战役在内的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在负责西南地区剿匪工作期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清剿相结合”的策略，有效地瓦解和肃清了川、康等地区盘踞百年的匪患。后来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他主持了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后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党史、军史原始资料。
此外，红四方面军的代表王树声能够入选大将，也印证了中央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的全面肯定和尊重。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总结和运用了“昼伏夜出、忽东忽西”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队对其部队的“围剿”行动屡屡受挫，甚至发出“剿共难，剿王树声部尤难”的感叹。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中，他率领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约7000名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牵制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为其他战略方向的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战略调整时间。
参考资料：[1]龙丽伟,白羽车.十大元帅与十大将的产生[J].决策探索,2006(07B):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