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纷纷扬扬地下了十几天的大雪终于停了，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彩照射下来，空气中有了不少暖意。
豫东浍河南岸，有一群人正在厚厚的雪地上缓慢地行走着。这群人是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战场被俘的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团以上军官。
16天前的1948年12月15日，这支国民党的主力机械化兵团，在双堆集被我军全歼，黄维、吴绍周、杨伯涛等高级将领，就这样成为了我军的俘虏。
看着这些垂头丧气的国民党的将军们，负责押解的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
他想到了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就是这帮人天天追着我们打，是那样的不可一世；谁能想到一年后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们，一个个缩着脖子抄着手，低头弯腰地走在雪地里，再也没有了以往的趾高气扬。
一想到这里，穿得比这些俘虏还要单薄的张之轩，似乎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了。
一、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以60万兵力对阵国民党80万军队，激战66天，歼敌55.5万人的战争神话，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共俘虏了国民党少将以上军官124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被我党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投入了战犯管理所改造，目的就是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使他们彻底摒弃旧有的反动思想，从根本上扭转错误的思想认识；
并通过劳动改造，使这些人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人通过教育改造，很快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自觉与国民党划清界限，积极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中国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比如王耀武，改造的态度就比较积极。被俘之后，我党便对他说，不会忘记他抗战的功劳，希望他能好好学习，认真改造。
而王耀武也在被俘后主动请求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呼吁国军统帅部放弃抵抗，实现和平，不要再继续顽抗，涂炭生灵了，应该为民族保存元气。
范汉杰、杜聿明等将领在刚被俘的时候，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自己，内心思想包袱很重。
但是被俘之后，却发现解放军却并没有虐待和歧视他们，反而尽可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有病的治病，有伤的疗伤，还专门给他们开小灶，吃得比解放军都要好，所以思想转变得也很快。
但也有少数国民党将领由于长期为蒋介石效力，反动思想根深蒂固，还存在“君子不事二主”的思想，对淮海战役的失利不服气，为国民党的失败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抵触改造，甚至还公开叫嚣共产党有本事拉开架子再打一仗。
这些人中，黄维是最顽固的一个。
在被俘后，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青动员他给被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黄维死活不同意。
《人民战士》报记者采访他，问他被困在双堆集一个来月，外无援军，内无粮弹，为什么还不投降时，他将桌子一拍，大吼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黄维的这个态度，也惹火了那位采访他的记者。他质问黄维：“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蒋家王朝！”黄维听记者这么说，竟然破口大骂：“放屁！你胡说八道！”
说着还准备冲上去殴打这位记者，要不是被看管他的解放军战士制止，说不定那位记者真的要吃大亏。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像黄维这样不服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为数并不少。
他们并不能意识到，他们失败是必然的，即使没有那些他们所谓的客观因素，国民党政权也一样会失败。
二、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国民党战犯全部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这些原国民党将领生活比较自由，放风的时间也多，早操以后可以有半天的时间自由活动。
这些国民党的败军之将中，军衔最高的是国民党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实权最大的是杜聿明、王耀武等原国民党的一方诸侯。
这些人大多数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因此他们自己调侃来到功德林后，是参加“北京功德林黄埔同学大聚会”。
每当有新的战犯来到功德林，这些败军之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来啦？”然后双方相对苦笑，再也不知道说啥了。确实，这些昔日的同学在高墙内重逢，没有一个人不感觉尴尬的。
这些战犯们做完早操后，一般都会留在操场上晒晒太阳。战犯们也是人，特别是冬天，谁都喜欢冬日暖阳的感觉。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败军之将，都不愿意回忆自己失败时的狼狈样子，所以大多数人聚在一些聊天时，都只扯些闲篇，不愿意回顾从前。
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战犯毕竟不是隔壁大妈，哪有许多八卦去聊？
所以聊着聊着，“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领们，话题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带兵打仗上面去，聊天也演变成了“战术分析会”或者“战术检讨会”。
有一天早操后，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观察员李以劻百无聊寂，便找来一根树枝，在地下画了一张淮海战役交战双方态势图。
杜聿明看到他在地上画着什么，便走过来看看，一看到这幅态势图，就迈不开腿了，也蹲下来陷入了沉思。
看到这两人蹲在地上神神秘秘的，一些战犯也凑了过来。不一会儿，“地图”四周就围了一群人。
三、
李以劻见杜聿明、黄维等人围了过来，便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时你在哪里？你是怎么部署的？又是怎么失败的？
还没等杜聿明接话，原国民党18军军长杨伯涛便用手向图上一指：“当时我就在这里。不过，现在谈这个还有用吗？”
李以劻反问道：“不管有没有用，我们怎么输的总得搞清楚吧！我仔细想过，碾庄那一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你救援不力，你的18军距离碾庄不到20里，就这么点路，你杨伯涛怎么就打不过来？”
听到李以劻这么说，杨伯涛的一张胖脸顿时涨得通红：“解放军在阻击我，我也尽力了，可是寸步难行，这能完全怪我吗？你为什么不问问杜老总，仗都打成那样了，他们为什么不主动突围呢？”
听他这么说，大家都把目光转到了一旁的杜聿明身上。是啊，作为总指挥，正是因为杜聿明没有不主动突围，才导致了全军覆灭。
杜聿明见大家都看着自己，苦笑着说：“我不是没有考虑主动突围，可老头子从南京给我打电话，要我固守待援，我得服从命令吧？再说我突围能突出去吗？援军在哪呢？”
杜聿明说得没错。在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便根据战争的形势，明确了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
此时的形势是：解放军已结束了辽沈战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大主力已经靠拢，部队斗志高昂，势不可挡；而国民党军则指挥不统一，举棋不定，士气低落，各主力兵团都想着避战自保。
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采用敌人集中我亦集中的作战方针，在敌人做出向南撤退的决定前，以非凡的胆略，果断决定扩大战役规模，把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重心的方针，发展为就地歼灭徐州国民党军整个集团的方针。
战役结果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方针，解放军获得了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