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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30日，张辉瓒的18师被红军打得片甲不留，他仓皇逃窜，躲进树林中的土坑，依旧被红军战士抓了出来。
张辉瓒的来头可不小，是红军的反“围剿”中活捉的第一个国民党大官，意义重大。
没多久，朱德亲自前来审问，没想到张辉瓒态度倨傲得很，他以为红军只是派来了一个小军官，轻蔑又傲慢地说道：
“我给你们钱，你们红军要多少钱才放我？”
朱德听后眉头一皱，严肃回道：“我们红军可不是来和你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人民不会饶恕你！”
张辉瓒被朱德的气势所慑，低头不敢回嘴，但眼中还有不甘心。
等到毛主席来审，张辉瓒又来劲了，急忙套近乎：“润之先生！久仰！久仰！救我一命！”
毛主席也被张辉瓒的模样搞得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国民党高官？这不是看人下碟的市井无赖吗？
不过，他心中确实有抓张辉瓒当改造典型的想法！可后来，该想法破产得很彻底。
可有意思的是，张辉瓒的改造失败了，但从他手下俘虏的九千多名士兵中，却出了三个新中国的开国将领——刘金轩、李治和王诤！
他们有人救过周总理命，有人打过奇迹一般的胜仗，还有人甚至成了军队电信事业的鼻祖人物！
活捉张辉瓒
1930年12月，毛主席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一首壮怀激烈的诗词，诗中的一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中央苏区编成了歌谣。
为何毛主席如此高兴？那得从张辉瓒是何许人也说起！
张辉瓒是蒋介石的“剿共先锋”，是人尽皆知的“张屠夫”，他的军队所过之处，在农村墙上贴满反动标语！
自从张辉瓒被鲁涤平调到江西“剿共”，便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他捕风捉影地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超过1000名共产党人！
而且，张辉瓒阴暗地认为，东固地区的共产党人难以清除原因就是有老百姓帮忙。
于是，他在东固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就放火点燃，粮食洗劫一空。
张辉瓒的恶行如此之多，红军自然不会放过他。
1930年12月，在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挥之下，红一方面军成功消灭张辉瓒率领的十八师，俘虏九千多名国民党士兵。
其中，活捉张辉瓒是最为大快人心的事，而毛主席也面临一个困难抉择，那就是如何处置张辉瓒。
首先，如果真要按照红军对待俘虏的一贯原则，应当选择改造他或者放走他。
可真把张辉瓒放走，一定会民怨沸腾，从红军战士到老百姓都不能接受。
有例为证，张辉瓒被抓的时候，本应该是林彪审。
可张辉瓒担心林彪太年轻，对他使用私刑，连忙大叫饶命，嚷嚷着要朱德和毛主席审。
结果他正嚷嚷着，让两名押解他的红军战士听明白了他是张辉瓒，在押解路上连番扇他耳光，把他打得狼狈不堪。
一名战士满脸气愤道：“你压迫我们压迫够了！现在我可不怕你！”
不怪押解的战士这么愤怒，龙岗战斗的末尾，国民党大部分士兵都投降了。
可张辉瓒顽固不化，还命令手下偷袭了红军战士，甚至故意朝担架上的红军伤兵开枪，造成不少战士无辜死亡！
再加上张辉瓒恶名在外，苏区根据地无人不知，谁能忍得住呢！
最后，还是朱德匆匆赶来，严厉呵斥两名战士，才使得张辉瓒脸没被打肿！
可哪怕是这样，张辉瓒也不领情，反而像文首那般倨傲，以为能破财消灾放走他。
张辉瓒在国民党位高权重，可以向蒋介石换来大量红军急缺的物资，这一想法也和红军的困难处境有关。
根据地极其缺乏药物，特别是西药，每年都有许多革命战士失去行动能力甚至牺牲。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考虑到，钱财、子弹和被蒋介石关押的共产党革命志士的生命，都可以通过张辉瓒换回来。
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安抚国民党军官情绪，已经咬牙准备赎回张辉瓒，强撑面子“大出血。”
蒋介石不仅愿意付出20万元的现款，缓解红军燃眉之急，还愿意释放大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
但最后，毛主席和蒋介石的这一谈判最终还是没有完成。
一是因为当前局势紧迫，苏区部分干部与毛主席对于张辉瓒的处理意见不一，中央的命令传达时已经“晚了”。
二是大众要求公审的呼声强烈。
最终，张辉瓒被押往东固公审，三千余名百姓情绪极为激动，多次要冲上公审台让张辉瓒血债血偿。
干部们不得不围成人墙，维持好现场秩序。
公审投票结果出来了，张辉瓒被一致通过判处死刑，当即枪决。
毛主席听闻这一结果，只是摇了摇头，感慨于苏区领导人的决定。
“诸葛亮尚且能七擒孟获，红军二擒张辉瓒又何妨呢？”
毛主席看来，张辉瓒的结局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
但张辉瓒在军事能力上对我军构成不了大威胁，如龙冈一战就暴露其明显短板。
张辉瓒是一个很好的模版，若是能够成为共产党改造的标杆，给未来带来的积极作用将是无与伦比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多说无益，在当前的情况下，张辉瓒的死亡可能也是必然结果。
最终，张辉瓒死在人民的唾弃之下，可他那九千多名被俘虏的士兵军官们，却有许多人弃暗投明。
红军对待十八师俘虏，采取的还是老方法。
考虑到底层士兵们都是穷苦人家，若是他们想回家，便发放些路费，若是他们被红军的革命事业感染，同样欢迎他们加入革命队伍。
十八师有三名军官便选择加入红军，并成为了后来的开国将领，在后续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起到不可替代得作用。
他们分别是开国少将李治、开国中将刘金轩和开国中将王诤——一位救病治人的军医、一个谋略过人的将军和一名技术过硬的信息人员！
周总理：要不是你我早完了！
李治小时候叫“李圣治”，1889年，他出生于江西的一个木匠家庭。
中学时，李治目睹自己家乡遭受霍乱侵袭，心中涌生出了治病救人的愿望，为表决心，他将自己名字中的“圣”字去掉，单留一个“治”字。
被红军俘虏后，李治也最先投身于革命队伍。
他和其他国民党军官不同，他是被迫进入国民党队伍当军医的。
在战俘营里，李治发现，红军对待官兵竟都是一视同仁，不搞歧视，还会和他们讲道理，主动治疗受伤的俘虏！
李治看呆了，这不就是他从小想要实现的梦想吗？
他在大学时，也是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在了解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热情后，迅速转变了立场。
而说起李治的医疗技术，那也是相当厉害，毛主席曾亲口评价李治：“以他的技术，在国民党早当上大官了！”
而周总理更是握着李治的手感谢道：“要不是你，我早就完了！你救了我的命！”
周总理对中国有多重要自然不必多说，但周总理曾有过一次生死危机，多亏李治力排众议，才保下性命！
那时，红军长征到云南，周总理突然生病，病情非常严重。
许多医生前来查看，发现周总理体温极高，意识接近模糊，已经说不出有逻辑的话，身体更是消瘦得吓人！
红军里的医生们严肃地讨论了很久，有人认为是重感冒，有人觉得周总理打了摆子（染上疟疾）。
因为无法确定病因，只得按照这两种病情喂药治疗，可一点作用都没有。
病情越来越重，眼见着周总理要坚持不下去了，医生们快急疯了，就连中央领导心中，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李治听闻后，主动前来治疗周总理，他检查的速度很快，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认为，周总理得了肝囊肿，周围的医生纷纷表示质疑，可李治也很无奈，他缺乏必要的医疗工具，无法确诊。
不得已之下，李治打算采用穿刺检查，也就是用针一次性刺到肝脓肿的部位。
没有辅助手段的穿刺检查可不是开玩笑的，若是偏了，本就虚弱的周总理可就危在旦夕了！
情况紧急，治病救人要紧，李治向领导们下了军令状，愿意为治疗周总理承担所有责任。
李治稳住双手，调整心态，一针扎了下去，针头果然带着脓出来！
他顶着巨大的声誉和责任压力，坚持真理，并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周围的医生没有不服气的！
可新的挑战又难了，肝囊肿可不是小问题，不处理的话，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李治咬咬牙，只能再出险招，那就是等！
等周总理的结肠壁烂穿，靠周总理自身的免疫力扛过去！
李治在大学上课时听老师提过，这是肝囊肿也有一种“野法”治疗，目的是让脓从结肠排出去，但非常危险。
可李治也很无奈，他没有消炎药物，没有手术环境和器具，只得“医行险招”。
李治给周总理补充了大量豌豆尖补充维生素，去野外采来清热药物，又日夜陪侍在周围观察排泄情况。
周总理的情况果然有了好转！没过多久，周总理竟是完全病愈！
这也是为什么，周总理如此感谢李治。
细数李治的一生，他的医德无人可以指摘，救治过上万条生命，医者仁心，没有病人不说声好。
也有许多人，为李治的少将军衔抱不平，认为太低了，李治却不在意这些。“我有饭吃，有位子住就行了！”
晚年的他非常乐观，带着微笑说：“我这辈子无愧于心，最自豪的，就是给这么多人治病，从没有误诊过一次！”
悍将刘金轩
刘金轩被俘虏后，感受到红军的革命热情后，决定弃暗投明，从普通红军战士当起，最后竟是逐渐成为一名“悍将”。
1931年，他从彭总手下的班长做起，等到1941年，已是太行军区第六分区的副司令员，靠的就是自己扎扎实实的军事能力。
要说起刘金轩“悍”在何处，不得不提1947年的奇袭稷山县城。
那一场战斗，刘金轩率领独立旅攻击防御工事完备的县城，造成敌军百余人伤亡，俘虏一千两百余人。
而他的部队竟然只有2人牺牲，3人受伤！
这样的战损比，无疑是一个奇迹。
刘金轩打仗方式灵活，善于插档子、兜圈子、钻空子，但正面的攻坚能力也不容小觑，是敌人最头疼的那一类将领。
解放后，刘金轩依旧发挥余热，转向石油战线，为人民鞠躬尽瘁。
中国军队信息战鼻祖——王诤
至于第三位将领王诤，就更不得了，甚至可以用“神人”一词来形容他。
王诤原名叫吴人鉴，1930年刚刚投诚时，他担忧亲友遭国民党报复，便改名王诤，以“诤”自勉。
那时，红军根据地刚好缴获了“半部电台”，说是半部，因为它被砸坏了，只能收听，不能发送，尽管如此，毛主席依旧感觉如获珍宝。
出于对王诤的绝对信任，毛主席将电台交给了他。
王诤就靠着这半部电台“偷听”国民党和各路通讯，截获无数关键情报！
1931年5月，王诤截获何应钦给蒋介石的急电，了解到何应钦部的第五路军状态不佳，后又截获敌28师进军东固的电报。
这些信息直接帮助红军全歼敌28师和47师，轻松打破第二次“围剿”，王诤的主观能动性极强！
他为了更好获取信息，专门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从无到有亲自教出一批红军情报人员，是真正意义上共产党军队信息战的“开山鼻祖”。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最得意的战役便是“四渡赤水”，这场战役体现了毛主席的卓越谋略。
其实在背后，同样有王诤等一众情报人员的努力，及时搜集分析蒋军情报，为毛主席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就这样，王诤成了中央苏区的“耳朵”。
那时，敌人封锁根据地，加上信息渠道闭塞，那时的中央与外界几乎隔绝。
于是王诤自发地，冒着被质疑“通敌”的危险，广泛抄录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再编译成《参考消息》，让中央领导人能够及时了解外界状况。
说起王诤的才能，他还是一位深谋远虑，能够看到几十年后信息发展的“预言家”。
他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1938年，王诤认为广播器材不能受制于人，于是自己动手建立第一个通信器材制造工厂，两年后，我党的通讯设备自给率就达到了七成以上。
1940年，王诤创建我党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也就是新华社的前身，它让人民的声音得以传遍全中国，在皖南事变中更是直接揭露事情真相。
1944年，美国想在中共的根据地建立气象站，并要求所有气象资料全部发送到美驻延安观察组。
王诤据理力争，坚决要求由我方负责，最终成功维护了国家主权，以美方妥协告终。
如果不是王诤的坚持，我国的气象主权将遭遇极大困难，相关的气象观测和人才培养都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还有第一个气象观测网、第一支电子对抗部队，第一座电子研究所……王诤真正意义上推动了我军的指挥自动化进程。
王诤临终前，国家领导人纷纷前来看望，而王诤嘴里念叨的，还是工作。
“我最担心的是四部的工作，电子对抗太抽象，我怕他们认识不够……”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诤用一生为心中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结语：
张辉瓒的三名部下，最后都成为新中国的中流砥柱，与他形成鲜明对比。
与之同样形成对比的，还有张辉瓒的三个子女。
大儿子张远渠出国留学后，当了儿科大夫，医术高明，代代行医，成了长沙有名的医学家。
二儿子张远谋成了有名的化工专家，选择加入共产党，获得过国家级别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小女儿张远仪嫁给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从事翻译工作，为建设新中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事实证明，一个人无法决定出身，却能决定自己怎样活着，为一己私利或是为人民而活。
张辉瓒也曾壮怀激烈，也曾在北伐中为国效力，可他走错了路，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幸运的是，他曾经的部下和他的子女却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历史反复印证了臧克家的诗词：
“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他的下场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人活着，是为了更多人活得更好，人民会把他抬举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