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三解
曹操崛起之时，很多顺风顺水之事的发生，其实都是因为他是袁绍的手下。如果不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事情就会解释不通，甚至给人以误导。找到曹魏史官隐瞒的那些点并串起来，顿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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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武帝纪》是曹操的本传，可对曹操前期经历的记载却极其简略。
初平元年（190年），曹操在荥阳汴水被徐荣击败之后，就去了扬州募兵，之后遭遇兵变，进屯河内都没有写具体的时间。然后是他拒绝刘虞称帝，直到在濮阳打败黑山军白绕所部，被表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县，才有确切的时间——初平二年（191年）七月。
前文中经过考证得知，议立刘虞的时间应该在初平二年十二月，由此算起，曹操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不知所踪。如果按照《三国志》的叙事，那就需要前推至董卓焚毁洛阳，约一年半时间，曹操事迹无从稽考。
当然，只凭史书字缝中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把曹操在这段时间的活动轮廓拼凑出个大概，只是，必须先排除掉曹魏官方宣传先入为主的影响。
曹操灭袁绍属于奴大欺主
前文中提到，曹操收编了任峻，而任峻与张奋是举郡投效，那么，以中牟为中心的十余县自然是在曹操的间接控制下，归属于他的上级老板、司隶校尉袁绍。曹操本人则在募兵后，率领四千多人，奔赴河内与袁绍会师。
在这之后，至少发生了两件大事，为本传所缺载：
其一，曹操杀王匡。
见于谢承《后汉书》，胡毋班的亲属对王匡相当愤恨，与曹操合作，一起杀死了王匡。
其二，周㬂任豫州刺史，领兵偷袭孙坚。
行奋武将军曹操的军师周㬂，被袁绍任命为豫州刺史，带兵袭击孙坚的老窝鲁阳，与他争夺豫州，还在战斗中射死了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越，可见战事的激烈。
袁绍、曹操虐杀王匡
先说前一件事，王匡是董卓派任的河内太守，却站在了袁绍一边，初平元年（190年）屯兵河阳津，威逼洛阳北面，董卓派出疑兵假意在平阴县渡河，吸引王匡增援，又派出精锐自小平津渡黄河，迂回到王匡所部北方，大破王匡，“死者略尽”。
不过很奇怪的是，这一战事的发生时间竟成了一桩公案。《三国志·董卓传》将其放在了董卓迁都之前，即初平元年二月前；《后汉书·董卓列传》则记在了迁都之后，孙坚率兵与徐荣会战梁县之后，次年孙坚进军梁县阳人之前。《资治通鉴》则称此事发生在初平元年（190年）冬。
要确定哪个记载正确，唯有借助其他材料。蔡邕曾写过一份表章，名为《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其中提到，当月的十八日，因相国董卓击败了故河内太守王匡，群臣到朝堂上贺，蔡邕上了一道贺表，写错了两个官员的信息，被朝廷丙辰日下发的诏书罚了一个月俸禄，再次上书谢罪。
也就是说，贺董卓战胜的十八日，与丙辰日在一个月，且在丙辰日之前，那么，看一看初平元年哪个月符合条件，自然就能确认战争的时间。结果是，九月、十一月都符合，九月丙辰为十九日，十一月丙辰为二十日。这就确认了，《三国志·董卓传》的记载是错的，而董卓任相国在初平元年十一月初一，可知此事只能发生在冬十一月十八日。
王匡战败后，泰山兵死伤略尽，他转回了泰山老家募兵，又招募了精兵数千人，想与张邈合兵，结果被曹操和胡毋班的亲属联合杀死。
要知道，他战败的地方在河阳津（小平津），在孟津西边，驻扎在孟津的是从事韩浩。《魏书》里说韩浩是被王匡任命为从事，屯驻在孟津，抵抗董卓。这个从事应为州部属官，郡里没有从事职务，任命他的应该是司隶校尉袁绍，只是隐去了这个因果。
当然，王匡派他驻守孟津也不奇怪，因为他可能是司隶校尉任命的部郡国从事，每个郡国本就要派一人。所以，韩浩是以袁绍属官身份，受王匡之令屯驻孟津，这才有了董卓让他舅舅招降遭拒。
这个事儿，大概率是在王匡主力覆灭之后，韩浩保全了一部分部队死守孟津，避免了全军崩溃，董卓攻打不下，才想办法招降。故此，上级才会“壮之”，任命他为骑都尉。
当然，记载也确实有问题。原文说“袁术闻而壮之，以为骑都尉”，河内距离袁术太远了，韩浩不可能舍袁绍而就任袁术的官，“袁术”应为“袁绍”之误。
在这之后，行奋武将军曹操的司马夏侯惇久闻韩浩大名，主动请见，结果是“大奇之”，就派他领兵跟随征伐。
这就有意思了，秩比二千石的骑都尉被秩千石的军司马赏识？这不合常理，应该省去了曹操请求袁绍将韩浩划归自己指挥序列的过程。这恰恰也说明了曹操杀死王匡的原因。
王匡在河内郡期间，对于袁绍可谓仁至义尽。据《三国志·常林传》记载，王匡起兵讨董之后，曾派出一群读书人在各个属县偷偷侦查官民的罪行，发现了，就把人抓起来，逼迫对方出钱粮赎罪，稍稍延迟就夷灭宗族。可见，为了供应军队，王匡不惜涸泽而渔。
可在王匡遵袁绍指令杀死胡毋班等人之后，他的恶名昭彰，又打光了部曲，就连防区也被外来户曹操接管，直白地说，他被袁绍弃若敝履。愤懑之下，王匡回乡募兵，想回来争一争，并联络了张邈做外援，谋求合作。
王匡为袁绍枉做恶人
问题是，在常林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人出现，就是王匡的同郡胡毋彪。在常林诉说自己叔叔的冤屈之后，“彪即书责匡，匡原林叔父”。一方面说明胡毋彪就在河内郡，另一方面说明胡毋彪在河内郡有很大的权柄，可以写信责备王匡，王匡还会听他的话，放还常林的叔父。
也就是说，与曹操合作杀死王匡的，极有可能是胡毋彪等胡毋班的同族。而曹操攻杀王匡，是为了维护袁绍小集团，阻止其叛逃。
名门会稽周氏为何支援曹操
说完王匡之死，就该说第二件事，周㬂攻孙坚。
周㬂任豫州刺史攻打孙坚的前因相当复杂，会在后文之中详细介绍。这里主要说一下该事件和曹操的关系。
孙坚在击败董卓，掩埋了被吕布盗掘的皇陵之后，收兵回归南阳郡鲁阳驻扎。之后，袁术又派孙坚出镇颍川郡阳城，遭到了周㬂的进攻。于是，袁术令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越领兵增援孙坚，两军合力也没打赢，公孙越也在战场上中流矢而死。
记录这一段的是《三国志·公孙瓒传》，其中“周㬂”写作“周昂”，近人也有考证，“㬂”与“昂”其实是一个字的传抄笔误，并不是两兄弟，而是一个人。
不过，关于战争胜负的记载，《会稽典录》中说的是，“屡战失利”。可见，周㬂西进豫州，并不是一战定乾坤，而是各有胜负。
前文中曾述及，丹阳太守周昕是周㬂的哥哥，他曾在曹操起兵后，前后送兵万余人，这个时间只能在初平二年（191年）之前。因为初平三年（192年）时，徐州、扬州，甚至司隶的朱儁，都倒向了袁术，丹阳兵不可能通过。
周昕
名门会稽周氏支持曹操是因为袁绍
考虑到这个时间和兵力，且送兵的对象明指曹操，而非周㬂，侧面说明了受命与孙坚争豫州的军事统帅应该是曹操，袁绍命令他护送周㬂到豫州上任，担任豫州刺史。
这一点，从路线上也能得到印证。因为《吴录》中说，周㬂“来袭取”豫州，说明并不是走豫州地界，一步步蚕食，而是自外州直奔颍川郡阳城。
阳城地在今河南登封，位于嵩山山区，北经辕关可达洛阳，向东可达密县，两面被河南尹的地盘包夹。密县正是任峻和张奋送给曹操的十余县之一，所以，以此为基地的出征，曹操这个领兵将军没有带大兵参与的可能性不大。
最重要的是，初平二年四月，孙坚击走董卓之后，袁绍集团已经逐步放弃河内郡，兵退延津。这与韩馥的一个举动直接相关，那就是派出了从事赵浮、程涣统帅一万强弩兵屯孟津。
这支强悍的部队驻扎在孟津，一方面控制了袁绍军粮的水运枢纽，也是袁绍说韩馥“绝臣军粮，不得踵系”的根由所在；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将袁绍与洛阳隔开，使得他在董卓仓皇西撤之际，无所作为。
所以，《英雄记》中说，兖州刺史刘岱曾写信给冀州治中从事刘子惠，提到董卓不足为患，在他死后，就要回师讨伐韩馥，“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这个表态，吓坏了韩馥，起因应该就是对袁绍的围困。
在袁绍出兵冀州之际，韩馥的属官们一次次劝谏韩馥，也总拿军粮为理由。要么说，袁绍是哺乳的孩童，断了奶立刻饿死；要么说，袁绍军无斗粮，各欲离散，旬日之间，就会土崩瓦解。
按理说，袁绍大军不应该这么惨，毕竟在河内郡有河南尹十余县的支持，还有兖州为后盾，没有理由全靠冀州的粮食供应。可当冀州兵卡住孟津的黄河航道，外来的支援就全部断绝了，而河内郡和河南尹东部各县，经过一年的战乱，百姓死者近半，根本供应不起袁绍的兵马。
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录，整个河内郡只有八十万余口，河南尹多一些，有一百万余口，可绝大多数都在洛阳周边。《后汉书·董卓列传》中说，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前面的总和，但考虑到东汉末年严重的隐匿户口和奴婢，在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的情况下，并非不可能。
这就意味着，袁绍的直辖区域不到百万人口，却要养十万大军一年，没有外来粮食的支援是活不下去的，而韩馥的举动，算是断了他的命脉。所以，当董卓西入长安后，袁绍就领兵东进延津，黄河对面就是兖州，相当于重建补给线。而这应该也是孙坚北上，连战连胜的同时，近在河内郡的袁绍大军没有取得任何战绩的原因所在。
因此，曹操被袁绍派出，与周㬂合作出兵争夺豫州，是为了扩大河南尹东部十几个县的势力范围，形成一个背靠兖州的战略前哨，对袁术采取攻势防御，目的主要是拓地。
之后为了稳住公孙瓒，把勃海郡都让出去，又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都是袁绍为了保障自己夺冀州过程中不会有外来势力干预，影响结果。
待到初平二年（191年）七月，袁绍夺取冀州之后，整个战略就要调整，开始围绕冀州的基业展开。原本针对韩馥的几支矛头都指向了他，包括张杨、黑山军，于夫罗和公孙瓒，三支队伍的进攻时间不同，却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
兖州刺史刘岱虽是其姻亲盟友，可从他在公孙瓒逼迫下久议不决的状态就可以看出，刘岱主动参战，支持袁绍的意愿很低。所以，袁绍只能将属将曹操调回，放弃河南尹东部地区，集中兵力抵挡各方势力对邺城的进攻。
在此条件下，周㬂这个豫州刺史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成了弃子，独立领兵面对孙坚就开始连战连败，只好逃离豫州。这意味着袁绍失去了豫州。
周㬂投奔扬州九江郡，若他与周昂为一人，则周㬂自此就任九江太守。此地是扬州的治所，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才有了袁绍派堂兄，山阳太守袁遗接任扬州刺史的后话。没想到，袁遗领兵直驱九江途中，被袁术击败，后在逃往沛国途中被士兵所杀，扬州还是丢给了袁术。
整体来说，在这个阶段袁绍集团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而曹操也不得不被绑在船上一同浮沉，面对席卷整个中原的大乱局。
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根本没有资格搅动风云，而只是袁绍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所以，曹魏官方的宣传口径，对于曹操这个阶段的经历轻描淡写，连累整个时代的历史叙事都被删减，让我们错过了一场自长安的汉献帝，南阳的袁术，徐州的陶谦，幽州的刘虞、公孙瓒，青州的刘备、孔融，全都卷入其中的超级大戏。
这场大戏的细节，我会在后文中，与刘备的经历一起展开。
本文节选自刘三解兄的新书《汉末之变》，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文献的细节着手，挖掘被曹魏史官隐瞒的关键史实，对董卓时代和曹操的崛起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大司马不是每一条都同意，但这确实是本别开生面的好书，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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