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周总理陪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在北平机场，焦急地等待着国民党政府派来接他回去“复命”的飞机。
几天前的4月20日，张治中将军收到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消息，拒绝接受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得来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就此宣告破裂。张治中将军还被告知，国民政府将于4月24日派专机来接代表团成员们回南京。
临近中午，飞机终于着陆了，可是令张治中将军意外的是，从飞机里下来的，并不是国民政府前来迎接他们“回朝”的同人，而是他的妻子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女儿张素我和弟弟张文心一家人。
惊喜之余，张治中将军半是感激半是佩服地对身旁的周总理说：“你太会留客了！”
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
源自黄埔军校的“周张”之交
张治中将军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中部，与李克农和冯玉祥并称为“巢湖三杰”。他幼年在父母的艰苦支撑下读过长达10年的私塾，并于1917年夏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不久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的“护法运动”，还在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跟随瞿秋白学习过一段时间，对苏联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
1924年年底，在身在黄埔军校的保定同学兼好友王懋功等人的介绍，以及蒋介石多次盛情邀请之下，原本在桂系军校担任大队长（当时全校只有一个大队）的张治中，正式出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不但代理总队长职务，还要负责维持学校的总秩序。
当时的黄埔军校，由于是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导下创办起来的、旨在培养革命干部的军官学校，国共双方和一些苏联的优秀军事人才济济一堂，使学校呈现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时刻不忘与左派和共产党员作对，而不甘被欺压的一方自然会奋起反抗，因此，看似热闹的表面下，实则暗潮汹涌，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与张治中将军的交情，便在这种类似于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中开启了。
主要负责学校秩序的张治中，在坚持以公平、公正的立场对待学生、处理学生纠纷（很多时候是派别纠纷）的同时，自己也在暗中观察全校范围内不同派别之间的主张和行事风格。
一番比较下来，张治中发现，学校里能够令自己深感佩服的国民党员寥寥无几，很多共产党员的表现却令他耳目一新，赞叹不已，尤其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虽然张治中比他大8岁，但他却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向他靠近。
多年后，张治中将军在回忆与周总理的交往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黄埔时期的周总理
的确，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即使在近10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光芒四射、令人高山仰止的存在。
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张治中，在黄埔军校近距离接触到周总理这样极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思想上和感情上也迅速向共产党靠近，被国民党右派讽刺地称为“红色教官”。
更有甚者，他曾当面正式向周总理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一边为他感到高兴，一边答应他替他向组织申请。几天后，周总理不无遗憾地告诉张治中，由于国共两党在合作之初就已经约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当时的张治中在蒋介石身边已经身兼数个高级职位），不过今后，中共会在暗中支持张治中的工作。
1925年8月8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在广州喜结连理，大家纷纷要求新人请客，他们就请了两桌，张治中、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在受邀之列，张治中还要求邓颖超在宴会上仔细向大家介绍了她和周总理的恋爱过程，周总理也因为开心而难得地放纵自己喝醉了一次。可见，周总理结婚时，和张治中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
周总理和邓颖超
随着蒋介石在1926年3月策划和发动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的裂痕也由此浮出水面，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这可急坏了一心真诚希望国共合作的张治中。
6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组建北伐司令部，张治中借机向蒋介石进言，希望由周恩来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蒋介石却表示，那个职位已经考虑给邓演达了，周可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张治中坚持认为，周才是政治部主任的最佳人选，而邓更适合带兵。对这一建议，蒋介石坚决不同意。
无奈之下，张治中只好转头劝周恩来接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以便促成合作，周总理虽然对张治中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但还是拒绝了他。
张治中这次“磨合”国共双方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与周恩来等优秀的共产党人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重庆谈判中的“周张”默契
1945年，在中华大地上横行多年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了出去，国内和平已然是人心所向。一向坚持国内应当团结与和平、拒绝分裂与内战主张的张治中，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终于具有了实现的希望。
8月14日到23日的10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电报给毛主席，以极为恳切的言辞盛情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赴重庆，就战后国内和平和建设的各种问题“共定大计”。
毛主席和周总理何尝不明白，所谓邀请谈判，不过是蒋介石在国内外和平呼声高涨的当口扔过来的一个烫手山芋而已。如果中共拒绝赴约，他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以中共拒绝和平为由发动内战；如果中共赴约，他便可以趁着谈判的时间抓紧调兵遣将，谋划布局，赢得内战的准备时间。
重庆谈判时期的毛主席
尽管对老蒋的意图心知肚明，但毛主席和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深入虎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的和平局面。
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特意安排在国民党中一直公开奉行“和平主义”的亲信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亲自飞到延安接毛主席，这也是毛主席与张治中的第一次见面。重庆谈判，对于蒋介石而言虽然有逢场作戏的嫌疑，但对于张治中而言，却是切切实实地希望和谈能够成功，从而使国家避免陷于内战旋涡的。
毛主席到重庆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下榻的处所问题。蒋介石为毛主席安排的设备、环境皆优且便于警戒的美军招待所，被毛主席以“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为由拒绝了；张治中为缓解尴尬，立刻提出还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供选择，但由于地处偏僻，办公和会客都不方便。
左二为美国特使赫尔利
周总理向张治中说明情况后，张治中立刻把自己位于上清寺的桂园腾出来，供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办公、会客的临时官邸，自己和家人则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平房暂住。桂园不仅交通便利，而且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周公馆都不远，对于张治中的这一安排，毛主席欣然接受。
此外，张治中还听从周总理建议，安排宪兵而不是一般警卫来保障桂园的安全。
到谈判后期，由于双方在军事等方面的立场难以统一，加上美国特使赫尔利为了给自己镀金好回国述职，于是拼命向双方尤其是中共方面施压，想迫使双方尽早接受自己的调停，导致谈判桌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而赫尔利一旦回国，毛主席的安全就失去了国际方面的基本保障，这也是周总理最为担心的事。
1945年9月22日，赫尔利动身返美。此后，“蒋介石即将对毛主席动手”的言论也不断散布开来。9月底，周总理找到张治中，谈了中共的顾虑，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当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毛主席和张治中
10月8日，在谈判终于形成会谈纪要并有希望发表之际，张治中举办了邀请有党、政、军各界共计500余人参加的盛大招待晚会，一方面把两党会谈的情况向社会各界吹风，一方面也表示对毛主席隆重的“欢迎和欢送”。
张治中在晚会致辞的最后说：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40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这番话，无疑使蒋介石即使有心思，也无从下手了，因为毛主席一旦在他的亲信保护下还出事的话，那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周总理和张治中的默契配合和运作下，10月11日上午，张治中陪同在重庆生活了43天的毛主席，从九龙坡机场飞抵延安，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又亲自到延安机场为张治中送行。在一同前往机场的路上，毛主席称赞张治中：“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经过重庆谈判，张治中“和平将军”的美名传播开来，人们对于他的责任、担当以及对于和平的诚意也格外钦佩。关于他从会前开始一直到谈判结束的整个过程中为毛主席的安全所做的努力，更是令中共方面感动不已。直到多年后，每当周总理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激动地对张治中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重庆谈判结束没多久，蒋介石就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内战烽火再起，张治中为和平奔走的心血也付诸东流。从1945年到1949年，他多次劝谏蒋介石以和平大局为重，不要再以战争来消耗国力和人民，仅仅在1947年一年之内，就向蒋介石建言和平事宜五次以上，1948年更是以一封“和平万言书”苦谏蒋介石回头是岸，再打下去的结局只能彻彻底底的失败。
张治中将军
1949年春，穷途末路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打着“和平谈判”的名义来行缓兵之计。只是这次，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对调”：中共中央成了提出条件的一方，而国民政府则只能在中共方案的基础上讨价还价。
任何真正的谈判，都只能在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进行，失败者只能是“兵败求和”。张治中虽然深谙此理，但他依然背负着蒋介石不切实际的幻想，义不容辞地走向谈判桌。然而，当张治中把他和代表团成员舌敝唇焦争取来的《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汇报给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时，蒋介石看完后气得拍案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电告张治中，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谈正式宣告破裂。南京政府同时通知张治中，将于2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他和代表团成员返回南京。
令国民政府措手不及的是，解放军在和谈破裂的第二天就成功地渡过长江，南京政府也于当天就颁布了各个政府机关将于23日凌晨开始转移和疏散到各地的计划，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更是22日就命令南京的军警机关全线撤退。
百万雄师过大江
其实，渡江行动是周总理在和谈期间就已经向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过的，“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和谈破裂后，解放军在南线渡江、南京政府原有的军警机全线溃散的同时，中共也在尽力挽留南京代表团的成员，希望他们能够全部留下。
周总理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纷纷登门劝驾，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面对周总理的恳切言辞，张治中感动之至，其他代表也纷纷表示认可，但张治中仍然坚持代表团应该回南京复命。4月21和22日，代表团成员就去留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也没能统一意见。除了张治中，其他人要么决定留在北平与中共合作，即使不与中共直接合作的，也决定与国民党从此分道扬镳。
张治中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无奈地表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可是等他23日上午打电话给南京政府时，由于南京方面已于凌晨开始撤退，张治中一个人都找不到了。虽然他第二天接到何应钦的电报，说不日会安排飞机来接他们直接飞往上海，但此时，代表团成员已经决定全部留在北平了。
直到有一天上午，张治中接到通知，说来接他的飞机快到了，可以出发去机场了，正好周总理也说要去机场接一位朋友，二人便顺路同行。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其实，对于张治中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中共早在几个月前就已高度关注。张治中将军和他的弟弟张文心一家原本都住在上海，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暗中安排人员保护。张治中担任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之后，进一步受到国民党中阻挠和平的顽固派的仇视。张治中率团北上之后，鉴于南京的形势有所缓和，他们就搬到南京居住。
但随着和谈的破裂，南京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正在他们考虑如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周总理安排地下党，通过张治中的老朋友、时任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的邓士章，秘密安排他们登上了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专机，安全到达北平。
”和平将军”见证和平
在中共中央的恳切挽留及夫人和家人的劝说下，张治中终于决定也留在北平了。可是对他而言，人虽然留下了，思想却没有完全转过弯来——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可是蒋介石得知张治中的决定之后，立刻暴跳如雷，叫嚣着宣布开除张治中的党籍，甚至要求国民党发通缉令捉拿他。
毛主席得知张治中的心结后，曾亲自上门开导他说：“你这就是封建道德在作祟，你为什么不为全国人民着想呢？”
周总理更是以他们之间多年朋友的立场耐心劝解，朱德、林伯渠等党的主要领导，也都纷纷登门看望，劝他把握历史潮流。
周总理和张治中将军
没过多久，蒋介石竟然通过中央社，连续三天散布虚假言论，称张治中在北平受到中共蛊惑，而后又失踪，现在下落不明的消息，想借此搅乱舆论，达到同时打击张治中和舆论的目的。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反而更快地把张治中推向了中共和人民的阵营，甚至大大地消除了原本盘桓在他心头的愧疚和不忍。
很快，张治中借《人民日报》的宝地，发表题为《对时局的声明》的文章，有力地粉碎了中央社对他的造谣。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从此，张治中彻底站在了祖国和人民的阵营，并很快就为西北地区的和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后，他又与彭德怀搭档，为西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呕心沥血。
60岁那年，张治中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说：
“我很惭愧，60年来的奔波劳碌，只有过错，毫无责献。今以忧患余生，荣幸地看到中国人民从此脱离黑暗，趋向光明，奠定了子孙万代得享和平、自由、幸福生活的基础，这真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愉快了。”
诚然，从黄埔时期开始深受周总理影响、一生都在追求和平且从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的张治中将军，得以在年届花甲之前参与到孜孜以求的和平事业中来，可以说是人生莫大的“安慰和愉快”了。
1969年4月，79岁的张治中将军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传奇的经历和故事，也必将随着被世代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