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其一生充满戏剧性与复杂性。他的身份从封建帝王到战犯，再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剧变的缩影。结合多方史料与评价，可从以下角度综合分析：
一、历史定位的复杂性：从“末代皇帝”到“公民”
幼年登基与清朝灭亡
溥仪3岁登基，6岁退位，清朝的覆灭与其个人能力无直接关联。彼时清王朝已积弊深重，加之辛亥革命浪潮，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正如学者指出，溥仪“生逢乱世”，更多是作为“历史符号”被时代裹挟117。退位后，他依据《优待清室条例》仍居紫禁城，接受封建教育，形成复辟执念，这为后来与日本合作埋下伏笔917。
复辟与伪满时期的争议
溥仪成年后多次试图复辟帝制，尤其是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称“皇帝”），成为日本侵华工具。这一阶段争议最大：负面评价：他作为日本傀儡政权象征，客观上助长日本对东北的资源掠夺与殖民统治，甚至被用于国际舆论上“合法化”侵略行径1013。
争议性辩护：部分观点认为他受日本胁迫，且复辟初衷包含恢复祖业的情感，但最终沦为“笼中鸟”，丧失尊严与自由19。
改造与新生的象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1959年获特赦成为公民。其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公开忏悔罪行，并积极融入社会。这一转变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战犯”政策的成功案例917。
悲剧性根源
身份枷锁：从幼年被囚禁于紫禁城，到伪满时期受日本人监视，溥仪一生多数时间缺乏自主权，被各方势力（清朝遗老、军阀、日本）利用913。
家国矛盾：他试图恢复清朝却背离民族大义，投靠日本的行为虽出于复辟幻想，却导致“既负大清，更负中国”的双重历史骂名13
。
晚年救赎与历史意义
特赦后的溥仪在参观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时多次落泪，公开表达对过往的忏悔。他感慨：“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自由，远胜于帝王虚名”9。这种自我反思与身份重构，成为近代中国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生动注脚。
政治立场的分歧
负面批判：传统史观强调其伪满时期的“汉奸”属性，周恩来曾指出“伪满时代你要负责”13。
同情与平视：部分学者认为，溥仪的悲剧是时代与个人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幼年经历与复辟执念需结合历史语境理解117。
文化符号与影视形象
溥仪的形象常被影视作品演绎（如《末代皇帝》），其穿西装、戴眼镜的现代扮相，消解了传统帝王威严，凸显封建帝制终结的象征意义17。
溥仪的一生交织着个人野心、时代洪流与民族苦难。他既是封建帝制的终结者，也是殖民侵略的参与者，更是新旧中国转型的见证者。其经历警示后人：
历史选择的代价：个人在时代巨变中的抉择，需以民族大义为根基，否则将沦为历史的牺牲品。
改造与包容的力量：从战犯到公民的转变，展现了历史进程中人性救赎的可能性917。
正如其自述：“我这一生，既是历史的罪人，也是历史的镜子。”9 溥仪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恰是近代中国艰难求索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