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14日，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走进胡耀邦的会客厅，两人闲谈时，胡耀邦忽然提起一位老战友，这位老战友，就是曾经被他开玩笑：“你可别成为孔老二”的孔宪权。
胡耀邦提起这位老战友的时候，非常开心，他对着索尔兹伯里笑着回忆道：
“孔宪权那家伙，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他在手术台上喊着杀！杀！杀！吵得我们一夜无法入眠。”
索尔兹伯里闻言也笑了，也记下了孔宪权这个名字，索尔兹伯里是《纽约日报》副主编，他在回国之后，写下了关于解放军曾经在红军时期长征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之中，索尔兹伯里就提到了胡耀邦所说的那位程咬金，孔宪权。
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参加过长征的领导人们，得知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就是“程咬金”活过来了，在长征的过程之中，孔宪权因为战斗受伤，只能沦落到民间进行休养，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不发达，通讯条件更是落后，孔宪权腿脚不便，根本无法离开。
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在1950年的时候，孔宪权刚好在贵州的地方报纸上，看到了贵州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名字，而这两个名字，他非常熟悉，因为这都是他当年的首长。
司令员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
知道了老首长在哪里工作，孔宪权第一时间就让人帮忙找到纸跟笔，然后给杨勇写信，说一说他这些年的情况，然后问一问革命的情况怎么样了，再说一说自己的困难，希望组织能够帮助解决。
也是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孔宪权当年的老首长们都知道了他的情况，当年的这个程咬金，现在竟然变成了泥瓦匠，但是中央永远记得他当年的付出，于是后来给他安排的工作。
孔宪权每次想起当年革命的事情，都是无比的激动。
孔宪权，原名孔权，他在1911年2月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促使他早早走上反抗之路。
1928年，孔宪权加入浏阳当地的农民武装，拿起武器对抗压迫，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孔宪权学习到了非常多的革命思想，并且知道了无产阶级革命，才是适合中国农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背后的思想，也才能代表中国农民。
于是在1930年2月，红军在湖南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身革命洪流。
1932年8月，孔宪权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加入了红军之后，孔宪权就开启了疯狂的战斗模式。
要是问一个人的潜力怎么被激发出来，那么莫过于在事上见。
想成为英雄就去战斗。
想成为高手就去竞争。
想改变命运，就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不断穿梭，保证自己依旧能够屹立在原地之余，还要击中更多的敌人，孔宪权打仗非常勇猛，而且打仗的技术非常高超，因为有功劳，孔宪权在红军中迅速晋升，他从班长到排长、连长、营长的时间，只用了两年左右，不久之后，甚至成为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团长。
当年，他还担任过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则成为红三军团第四师司令部的侦察参谋。
他的苏区军旅生涯横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每一场战斗都是生死考验。
孔宪权在战斗的时候究竟怎么样呢？
1930年12月30日，孔宪权迎来了他最难忘的一战，这也是孔宪权最难忘的一天。
那一天，江西永丰县龙冈战场炮声震天，红军对阵国民党第十八师，这支部队是蒋介石的精锐，而且是敌军师长张辉瓒亲自坐镇指挥。
孔宪权当时担任连长，带领一连官兵在前线作战，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火力凶猛，红军处境艰难。
危急时刻，传令兵冒着炮火冲到阵地，递给孔宪权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个“撤”字，但戏剧性的是，孔宪权不认识这个字，他凭直觉认为团长是要他坚守阵地，于是，他命令战士们继续拼杀，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持续到最后，全连仅剩孔宪权和两名战士幸存。
而这场战斗以红军胜利告终，张辉瓒被活捉，反第一次“围剿”取得重大突破。
这场反围剿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为此写下诗句：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而孔宪权带着他们连队在这里的坚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宪权也导致了全连士兵几乎阵亡，所以，孔宪权也因为坚持违背命令付出代价。
战斗结束后，他被革去连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可即便如此，所有人都开始知道，孔宪权这个程咬金，打仗是非常厉害。
1935年2月26日，在长征到贵州的过程中，红军要攻打娄山关，红军的目标是夺取遵义以北的战略要地。
而孔宪权作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侦察参谋，带领突击队冲锋在前，在南侧黑神庙的激战中，他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近战。
突然，敌人的机枪扫射而来，6发子弹击中他的左腿跨骨，打穿12个枪眼，因此，他倒在了血泊中，意识开始模糊，而战友们迅速将他抬下阵地，用担架送到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
医生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为他进行手术。
而当时同屋的伤员有胡耀邦和罗明，他们被孔宪权手术中的喊杀声吵得难以入睡，胡耀邦后来回忆，孔宪权即便在昏迷中，仍喊着冲锋时的口号。
因为伤势过重，孔宪权无法随红军继续长征，当时红军规定，只有团级及以上军官才能由担架抬着前行，而孔宪权仅为营级军官，中央军委干部团决定将他留在贵州金沙县一户姓宋的财主家中养伤。
在红军转移之前，组织为他留下300多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还派出一名医生和战士龙仕文照料他，并为医生和龙仕文留下一些银元作为药费和生活费。
而这待遇远超普通伤员的10至15块银元，足见红军对他的重视。
临走时，红军战士拍下财主房屋的照片，并且叮嘱这个财主：
“你要负责他的安全，保护好他”。
只不过红军后来的长征也非常的艰难，当时为孔宪权留下照片的战士们，他们也可能倒在了长征的路上。
而在养伤期间，孔宪权躺在两块门板拼成的床上，医生和龙仕文在门板上戳出一个洞，方便他大小解，他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整整躺了20个月。
伤愈后，他的左腿短了近10厘米，走路一跛一颠，再也无法重返战场，他知道自己不能连累组织，所以也没有刻意再去寻找部队，于是乎，他开始流落在遵义县枫香镇一带，挑起货郎担，走村串寨卖针头线脑。
他还干过泥瓦匠活，被乡民称为“跛子瓦匠”。
凭借幼年读过一年半私塾和部队学习的知识，他开始帮乡民写诉讼状，解决纠纷，而他的直率和敢言赢得乡民好感。
后来，乡民得知他是红军，尊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他们甚至将他穿过的草鞋、布鞋收集起来，烧成灰用水吞服，祈求治病。
作家石永言曾记录过这件事情：
乡民后来连他的破衣也拿走，视其物品为灵药。
孔宪权虽然没有再回到部队，但是他也用另类的方式，为人民服务着。
孔宪权以为自己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一直到1950年，孔宪权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
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的名字。
而这两位是他当年的团首长，激动的他立即写信联系，信中诉说自己的经历，而杨勇和苏振华收到信后十分惊喜，苏振华回信写道：
“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不久，遵义地委派出一辆美式吉普车，前往枫香接他，而地委直接宣布第二野战军的命令，组织任命他为枫香区区长，而乡民目睹这一幕，惊讶不已，一个泥瓦匠摇身变为区长，仿佛神迹降临。
到了1952年，孔宪权加入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担任秘书，他为了参与筹备工作，奔波于各地。
1955年，纪念馆建成，他被任命为首任馆长。
他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资料，拍摄大量照片，为后人留下珍贵记录。
1958年11月，邓小平来到遵义参观纪念馆，看到他的工作成果，称赞道：
“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孔宪权生性直率，敢于直言，因此多有波折。
上世纪的50年代末，因为全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遵义也不例外。
当地人称那段日子为“饿饭”年月，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宪权带着一家老小，在纪念馆后花园的荒地上开垦种菜，他和会址工作人员一起挖土耕种，种出白菜、南瓜等蔬菜，丰收颇丰。
而他的儿子孔庆堂回忆，家里蔬菜堆积如山，邻居纷纷来买。
这一开始非常正常，但是到了“反右倾”时期，这被视为“搞资本主义行为”，他险些受批判，幸亏老红军身份，他未被深究。
1964年，纪念馆进行修缮改造，一位省领导提议扩大当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室，对于这位领导的建议，孔宪权表态坚决反对。
他对领导说：
“这是文物，我们要尊重历史，不能随意改动。”
也因为孔宪权的坚持，纪念馆保持了原本的样子，但孔宪权因平日直言得罪不少人，在组织里面的压力也很大，1965年11月，地委将他调离馆长岗位，改任市保健院院长兼支部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孔宪权迎来转机。
遵义地委召开大会，为他和30多位同志恢复名誉，此后，他常受邀参加接待活动，向美、欧、日等国宾客讲述长征故事。
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多次提及他。
黄克诚大将是孔宪权入党介绍人，建国之后，得知他健在，称他“打不死的程咬金”，并为他恢复党籍。
孔宪权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要说他有什么缺点，那么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
喝酒，也导致孔宪权曾经被批评过很多次。
早年任传令排长时，他中午喝酒误了下午3点的军令，彭德怀得知之后非常愤怒，然后将他叫去痛斥，当场撤职。
而他晚年每天喝二两包谷烧止痛，酒后讲故事生动异常，他的子女回忆，父亲讲战争岁月总能口若悬河。
在1959年的时候，胡耀邦来遵义视察工作，胡耀邦约好了老战友一起种树，两人因此与青年一起植树，他们似乎回到了过去作战年代的亲密无间，胡耀邦对他开玩笑道：
“你别成孔老二。”
孔宪权也笑着回应：
“你也别当胡宗南。”
两人互相调侃之后哈哈大笑，所以孔宪权，也是胡耀邦记忆之中最重要的战友之一。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去世，享年78岁。
在他离去之后，胡耀邦心中非常悲伤，而后发唁电悼念，除此之外，解放军的七大军区致哀。
这位曾经在贵州当过泥瓦匠的区长，也因此成为了解放军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