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国家紧急状态，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这将给美国居高不下的通胀，又一次重锤。
以中美贸易为例：
美国自华进口商品整体需求弹性为-1.08，意味着关税成本传导将引发近乎等比例的贸易额缩减。当关税导致进口商品含税价格提升10%时，进口数量将下降10.8%。
对等关税就是，你对我征收多少关税、我也征收你多少关税。
经济学和金融界，搞一个复杂的计算方法，通过效率传递参数和弹性系数，能够实现不同国家的差异化处理，也可以更为准确的测度。
结果，特朗普团队，直接偷懒了，翻译如下：
为计算互惠关税，采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 2024 年的进出口数据。选定了 ε 和 φ 的参数值。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ε 被设定为 4。
近期的证据表明，从长期来看，弹性系数接近 2（Boehm 等人，2023 年），但对弹性系数的估计存在差异。
为谨慎起见，参考了那些发现弹性系数较高、接近 3 至 4 的研究（例如，Broda 和 Weinstein，2006 年；Simonovska 和 Waugh，2014 年；Soderbery，2018 年）。
进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系数 φ 为 0.25。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近期经验表明，关税向零售价格的传导程度较低（Cavallo 等人，2021 年）。
结果，把差异化的点直接搞成了1=ε *φ =4*0.25
21世纪来说，滞胀是最糟糕的，也是最难治理的。美欧滞胀反复发作，除石油危机影响外，更与治理思路偏差相关：过度依赖工资—价格管制而回避宏观紧缩，深层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逻辑—紧缩政策易触发经济衰退与失业风险，导致决策者为短期政治利益所困。
滞胀是什么？
1930年至今，明确定义出现“滞胀”是在1970年代。
滞胀指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的共时性现象，20世纪70年代滞胀新概念颠覆了战后大行其道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对当时主导宏观经济理论演变产生关键影响。
滞胀（Stagflation）最初是英国保守党议员伊恩·麦克劳德于1965年11月17日在英国议会辩论发言时提出的。
西方世界大规模滞胀到20世纪70年代才全面展开，美国70年代滞胀经历三阶段：
第一段：政策扩张催生初期滞胀（1963-197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推行"伟大社会"计划，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导致财政与外贸双赤字扩大并推高通胀。至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通胀持续恶化，1970年经济增速首现-0.25%负增长，通胀率攀升至5.8%，美国首次出现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第二段：石油危机触发全面滞胀（1973-1974）
尼克松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管控工资与价格，初期虽短暂抑制通胀，却未能解决货币超发本质问题。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从1972年1.82美元/桶暴涨至1974年10.97美元/桶，直接冲击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美欧等国陷入经济深度衰退（如美国1974年GDP增速-0.5%）与恶性通胀（美国1974年CPI达11%）的双重困境，全球滞胀格局全面形成。
第三段：能源动荡加剧二次滞胀（1978-1982）
1978年卡特执政时，美国经济增速从5.5%骤降至3.2%，但通胀率逆势飙升至11.3%。1979年伊朗革命与1980年两伊战争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由1978年12.9美元/桶跃升至1980年36.9美元/桶。美国经济连续三年剧烈波动：1980-1982年GDP增速为-0.3%、2.5%、-1.8%，同期通胀率高达13.5%、10.3%、6.1%，能源冲击与经济结构性问题叠加使滞胀周期再度延长。
1970s滞胀产生的原因
有时把滞胀概括为总供给线向左上方移动的结果，但1965年伊安·麦克劳德创造“滞胀”一词以及1970年美英初步发生滞胀，其成因都与石油禁运与外部供给冲击无关，而是国内宏观政策多年过度扩张累积作用的结果。
经济学教科书将“滞胀”归因于总供给曲线左移，但20世纪70年代美英滞胀初期主要源于国内宏观政策长期过度扩张的累积效应，而非石油禁运等外部冲击。
1970-1984年间，美欧滞胀反复发作，除石油危机影响外，更与治理思路偏差相关：过度依赖工资—价格管制而回避宏观紧缩，深层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逻辑——紧缩政策易触发经济衰退与失业风险，导致决策者为短期政治利益所困。
工资-通胀螺旋机制是指工资的增加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推动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会促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导致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现象。
1979年开始，沃尔克以坚定紧缩政策成功控通胀的案例，印证宏观治理需突破短期政治约束，通过精准施策平衡长期经济稳定目标，这对理解滞胀机理与政策选择具有双重启示价值。
此后几十年美欧也曾经历石油危机冲击，然而并未发生严重通胀或滞胀，经济结构演变降低能源利用强度、经济全球化降低成本都有影响，另外汲取20世纪70年代相关经验教训实施宏调政策重视防范通胀也产生一定作用。
2025s特朗普关税政策加剧滞胀前景
治理通胀需抑制工资—通胀螺旋效应，其关键在于劳动者能否承受实际工资下降。20世纪70年代，美欧工会组织强势（如美国工会覆盖率超30%），制约工资弹性调整，加剧滞胀治理难度。近数十年工会式微（覆盖率降至10%左右），工资机制灵活性提升，为控通胀创造有利条件。
当前美国社会分配矛盾激化，进步主义推动分配干预政策强化，工资调整能否适配通胀治理目标存疑。
当前美西方经济与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的核心差异在于，长期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催生了高通胀、高杠杆及高资产价格并存的复杂格局，迥异于传统单纯CPI通胀模式。
这种结构性矛盾对通胀治理形成三重制约：其一，货币紧缩政策因顾及资产价格与债务风险而难以充分实施；其二，去杠杆进程与经济减速相互强化，加剧政策操作难度；其三，资产泡沫破裂可能触发资产负债表坍塌式衰退，导致通胀调控成果逆转。
相较于历史经验，当前通胀治理不仅需应对物价波动，更须破解金融脆弱性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绑定，凸显宏观政策在多重目标间权衡的复杂性与风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