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一首人参诗，载录于陶弘景（456-536）的《名医别录》、《药总诀》等医书中，诗名为《高丽人作人参赞》。
诗文：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
在宋代李石著的《续博物志》·卷八中记载诗名为《高丽人参赞》。
在东北各省、市、县地方志里均记为《高丽人参赞》。
诗名中的高丽、高丽人是指何地、何人呢？
陶弘景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高句骊（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存在的时期，其所著《名医别录》：“人参生上党及辽东，高丽即辽东”。所以诗名中的高丽是指高句骊民族，古人记为高丽。
古代高句骊（历史上又称“高丽、句骊、句丽”）和现代半岛高丽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无任何继承关系。
国内由于年代久远，文化断层等原因，一直也不重视高句骊历史，导致高句骊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不高，甚至被青年人普遍错认为高句骊是朝鲜、韩国古代的政权。
甚至近年来，某些韩国学者罔顾历史事实，将中国历史上各代中央政权所管辖的高句骊地方政权当作韩国的历史部分，将中国第一首人参诗《高丽人作人参赞》当作韩国祖先所作。
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不妨先从朝鲜的历史说起。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朝鲜的历史记载。战国到西汉成书的《山海经》对箕子朝鲜有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商朝灭亡后，纣王的叔父箕子率领其宗族东迁，到达了辽东和朝鲜北部一带，建立了新的国家，史称“箕子朝鲜”。
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箕子朝鲜也就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政权，不过这个是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政权叫做“卫氏朝鲜”。在秦汉之际，由于中原战火不断，许多人迁徙到了朝鲜半岛。汉朝初期，刘邦分封卢绾为燕王，前195年，刘邦率军征讨燕王卢绾，卢绾逃到了匈奴。
燕王手下有一名大将名为卫满（战国时期燕国人）， 率众东渡浿水进入朝鲜半岛，投靠箕子朝鲜。箕子朝鲜君主箕准拜卫满为博士，将箕子朝鲜西部方圆数百里土地封给卫满，让卫满守护箕子朝鲜西部边境。卫满等到力量聚集雄厚后，便驱逐箕准，自立为王，定都王险城（平壤），建立卫氏朝鲜政权。而卫满卫满朝鲜建立后，向汉朝称臣纳贡，成为了藩属。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郡，史称“汉四郡”。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得出，不管是箕子朝鲜还是卫氏朝鲜，都是中国人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政权，因此属于中国的地方政权。
“高句骊”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是玄菟郡管辖的高句骊县。
高句骊古墓群
《三国志》记载，西汉时期高句骊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骊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骊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骊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骊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骊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
图片：高句骊第一代王邹牟王
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骊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立政权，此后，高句骊就脱离了汉朝的控制，后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公元３年），迁都国内城，同时筑尉那岩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三国以后，高句骊走向了强盛，占据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带，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迁都平壤。
与高句骊同期存在的还有朝鲜半岛的新罗 、南部的百济。
公元668年，高句骊政权被唐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高句骊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部分辖境为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占据，一部分划归了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一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骊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了内地，后与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后其王族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骊最终消失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唐朝东北一带，自高句骊、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
图片为高句骊时期古墓
新罗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892年梁吉领导的江原道起义，规模较大。901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称王，国号摩寰，后改泰封。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杀裔称王，定都开城（松岳），改国号高丽，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年）。故学界以“王氏高丽”称之。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骊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 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
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图片为高句骊时期所建丸都山城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骊，前者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朝鲜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朝鲜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骊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骊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其次是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句骊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骊族为主。高句骊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骊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句骊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骊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之旧”的。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成员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高句骊与韩国历史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上都毫无关系。正如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高句丽传所述，古朝鲜和高句丽是完全不同的部族，古朝鲜并没有包含高句骊。
据《旧唐书·东夷列传》、《二十五史》卷一百九十九上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记载：“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其国都于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五千一百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其法：有谋反叛者，则集众持火炬竞烧灼之，燋烂备体，然后斩首，家悉籍没；守城降敌，临阵败北，杀人行劫者斩；盗物者，十二倍酬赃；杀牛马者，没身为奴婢。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国城东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图片为高句骊时期所建丸都山城
新罗国，本弁韩之苗裔也。其国在汉时乐浪之地，东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济，北邻高丽。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卫兵三千人，设狮子队。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王金真平，隋文帝时授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武德四年，遣使朝贡。高祖亲劳问之，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绝。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其食器作柳杯，亦以铜及瓦。国人多金、朴两姓，异姓不为婚。重元日，相庆贺燕飨，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妇人发绕头，以彩及珠为饰，发甚长美。”
有上可见，朝韩前身是新罗，新罗的来源是半岛南部的三韩，高句骊的来源是汉四郡。新罗与高句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两者也从来不曾统一过。
高句骊本就是中国郡县管辖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发展壮大，被唐灭后建安东都护府。它从中国分裂又重新统一于中国，是中国历史一部分。另外高句丽与中国有相同的祖先认同，自认是高阳氏的后裔，也认同箕子是其祖先。灭国后大部分人口内迁到唐朝各地，最后融入汉族，
朝鲜民族的祖先是檀君，高句骊并不认同檀君，甚至不知道有这号人物。两者既没有共同的祖先认同，也不曾统一为一国过，怎么能算朝韩历史？
了解了我国古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高句骊的历史，就证明了陶弘景所记录的《高丽人作人参赞》为高句骊人所作无疑，并非韩国祖先所著。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人参赞》--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
该诗作者不详，生活气息浓烈，前二句用简约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人参的外观和适应生长环境；后二句用拟人化的手法，指出了人参生长的具体位置，是前二句的延伸。廖廖十六字就把如此多的内容网罗其中，又通俗易懂，可见作诗之人是有这方面深刻体会的。
在高句骊早期，还有另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作者是高句骊第二代王---琉璃王类利所作。琉璃王之妃松氏仙逝后，类利续娶了禾姬、雉姬二妃。二女进宫后争宠不和，类利只得建造了东西二宫，让二妃分而居之。有一次琉璃王去箕山狩猎，七日未归；二妃在宫室争斗，凶悍的禾姬趁机把雉姬逐出宫外。琉璃王闻讯策马追去，雉姬因余怒未平愤而不返。琉璃王无奈在一颗大树下暂作暂息，此时恰有黄鸟飞临，成双成对，逐有感而发。
这首诗比喻恰当，对仗韵脚严谨，把作者当时的伤感之情在短短的四句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汉语功底。也反映出《诗经》在高句骊的影响。
两首诗歌体裁相同。四言诗歌是汉代文学创作的特点，汉魏时期曹操曾作《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和《黄鸟歌》、《人参赞》同为四言诗歌。
据“释家为偈,道家为赞,儒家为诗”可证“人参赞”即“人参诗”，很可能为生活在高句骊的汉人道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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