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波澜至今仍能在学界与历史爱好者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从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的身份认定，到各方围绕尊亲礼仪展开的激烈纷争，背后隐藏的是明代政治体制、宗法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深层矛盾。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以下简称《大礼议》）将这段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徐徐展开，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朝堂之上的权力博弈与观念交锋。这不仅是一部关于明朝政治史的佳作，更是一扇窥探古代中国政治生态与社会思想演变的窗口，邀你一同走进“大礼议”，探寻历史深处的真相与启示。
荒唐风波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嘉靖朝的“大礼议”实在是件相当荒唐的事情。就像作者尤淑君在《大礼议》的伊始所言，所谓“大礼议”即兴献王朱祐杬尊号之争。明武宗死后无子，也没有同胞兄弟，于是皇位就落到了堂兄弟朱厚熜（即明世宗嘉靖帝）头上。但这一次外藩入主皇位，引出了如何看待朱厚熜已故的生父朱祐杬的问题。简而言之，廷臣要求朱厚熜改叫伯父明孝宗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其生父朱祐杬却没有这个待遇了，只能被称为“皇叔父”了。
换成如今，大概人人都要跟当年的嘉靖帝一样，反抗这样不近人情的规定。但令人感兴趣的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什么迎接朱厚熜入住紫禁城的明代廷臣们会提出这个要求呢？对此，作者在书中指出，这源于宗法制与朱元璋定下的明代皇位继承制度之间发生了冲突。按照先秦形成的“宗法制”的规定，皇位继承采用嫡长子继承，当大宗（也就是嫡长子）绝嗣时，需要“收族”，也就是从同族中收养族人之“支子”为自己的接班人，延续“大宗”血脉不绝。这就是《仪礼·丧服》里所说的“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朱厚熜身为旁支皇族，能够登基大宝，也就是因为这个规定。问题在于，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却说，就算没有皇子而需要“兄终弟及”，也“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就将继承皇位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了嫡长子同母弟的范围内。按《明史》记载，朱元璋与马皇后共有五子，大约彼时的明太祖根本没有想到，到明武宗时，居然会落到无子无弟的境地。换言之，按《皇明祖训》的字面规定，就没人有资格继承皇位了。
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于是“情急下，只能变通《皇明祖训》的规定，上溯‘兄终弟及’的范围至宪宗成化皇帝”，因此当明孝宗—明武宗一系断绝后，同为宪宗之子的兴献王朱祐杬就可以按“兄终弟及”原则继承皇位，既然他已经去世，皇位就轮到了其子朱厚熜。但争议在于，秉承“宗法制”的原则，廷臣要求作为小宗的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从而继承“大宗”，因此才有了究竟谁才是“皇考”的争议。
徐显卿宦迹图 日纸讲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但在朱厚熜及其支持者看来，“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当武宗无嗣时，皇位自然由兴献王一脉继承。兴献王既死，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长子，本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根本不须过继孝宗一脉”，这就是所谓的“继统不继嗣”。一场围绕逝者朱祐杬称谓的“大礼议”便就此展开了。按照作者的看法，这场争论从明武宗驾崩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一天皇帝都没当过的朱祐杬被称为明睿宗献皇帝升袝太庙为止，历时24年之久，占据嘉靖一朝（45年）超过一半的时间。
谁是赢家
谁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的赢家呢？从表面上看，当然是嘉靖帝。一方面，“继统不继嗣”确实符合人情，况且也算言之有据，譬如《仪礼·丧服》就有“適（嫡）子不得后大宗”，这句话仿佛就是为嘉靖朝的形势所言，也就是说朱厚熜身为小宗的嫡子不能作为大宗宗子的继承人。有意思的是，书中还几次提到清儒讽刺明季“大礼议”正反双方皆不知礼，但按上古之“礼”彼时究竟应当如何处置，作者也未有明确交代，不免令人有些意犹未尽。另一方面，嘉靖帝毕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礼议”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辩论：廷臣固然可以上书批驳反对意见，但绝不敢正面攻击嘉靖帝；而嘉靖帝纵然陷入理屈的境地，还是可以通过人事调动等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当然，还有明代特有的“廷杖”——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的左顺门事件中，因廷杖而死的官员就有16人之多。
因此，尽管迁延时日，但“大礼议”还是一步步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愿实现了。他获得了遵从自己生身父母的权利：生父兴献王成了皇考，母亲成了皇太后，远在湖北的显陵（兴献王墓）成了“明孝陵”与北京“十三陵”之外的另一座帝陵，最后太庙里也有了“明睿宗”的一席之地——实际上，嘉靖帝继位是朱棣夺位后的明代第二次帝系转移，这一点也就保证了嘉靖以后的明代诸帝，为了自身的合法性，也必须认真供奉这位其实一天皇帝也没有当过的祖宗。
对于这种传统的观点，作者在书中进一步进行了引申。嘉靖帝为了替去世的父亲改易宗庙制度，从分祀天地的礼仪改革着手，所谓“东西郊之说起，自是而九庙亦可更矣”。书名副标题“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便出于此，而嘉靖帝的改革也奠定了之后明清两代北京城四周祭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格局，可谓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作者在《大礼议》中还指出，这场“大礼议”在重塑皇权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内阁及其首辅权势的上升。张璁是朝廷中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的代表人物，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由于这一点，在当时他的名声很差，“搢绅之士，嫉之如仇”。作者则认为，“史家对张璁的评论多有偏颇”，强调此公任首辅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多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当任首辅后，张璁……致力于打压六部尚书的参政权，六部议事权因而移转到内阁首辅手上，六部成为政令的执行机构……也提高了首辅威望”，有过往宰相之实而无其名的内阁首辅在明代政治体系中的分量从此日益加重，终于到了万历初年，诞生了明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自言“我非相，乃摄也（我并不是宰相，而是摄政）”的张居正。
影响几何
然而，在作者看来，“大礼议”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从本质上说，这场争论也是嘉靖帝重建宗统，“使兴献王与嘉靖皇帝一系由小宗家系变为大宗家系”（尽管这是因大宗家系绝嗣实现的）的过程。“皇权得以借‘人情’为由，逐步破坏名分原则，使国家礼制失去权威性，因而瓦解了名分礼秩体系。”也正是因为“大礼议”“破坏了名分原则，让国家礼法逐渐失去正当性效力，君臣之间的冲突也无法回归制度层面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恶化”。纵观嘉靖一朝，随着君臣冲突的尖锐化，皇帝挑选首辅的标准也变得越来越以服从为目的——夏言下狱论死与严嵩常居相位便是这方面的一体两面。“皇权私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资源分配也越来越不平均，因此成为党争之渊薮。”而党争一起，国家的“政治资源将内耗于无意义的意气之争……最后，整个国家将走向内部崩解或外部叛乱之路”。事实上，这也正是晚明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轨迹。向来都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若是按《大礼议》书中的如此描述，倒颇有些“实亡于嘉靖”的意味在内了。
当然，就像作者所言“‘大礼议’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书中一些论述也有值得探讨之处。譬如书中开篇就提到明武宗“荒诞失道”，“抛弃了皇帝应负的责任”。但实际上，这恐怕不是历史的本相。明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要知道，有明一代，“天子御甲胄，统六师者，自高、文、宣、英、武凡五庙”。朱厚照巡幸北边，是“土木之变”后首位明朝皇帝亲临抵御蒙古的前线，亦是明代最后一位对蒙古作战时亲临战阵的皇帝。《剑桥中国明代史》就认为此役“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他的功绩很可能为后来的史臣掩盖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也提到，《明武宗实录》乃是嘉靖帝即位后编撰，故而其中对武宗多有歪曲之词。
而在论述“大礼议”对整个明王朝政治生态的灾难性影响时，作者还提到，“一旦不再以‘礼’作为判别社会身份的标准时……士人的价值基准发生动摇，他们不再心系社稷……反而沦为争权夺利之辈”。但是细观明代社会发展史，这种“越礼逾制”乃至“奢靡之风”，实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明人在论述这方面的情形时，常常“正（德）”“嘉（靖）”并提，如“诸园，大氐皆正、嘉以来所创也”。甚至还有提到更早时间的，譬如嘉靖《江阴县志》就记载“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可见明代士大夫逐利竞奢之风的兴起由来已久，“大礼议”的冲击恐怕只是一个催化剂而已。
另一个令人感觉意犹未尽的话题则与“大礼议”涉及的帝统传承有关。从书中的描述看，嘉靖帝虽然借由“大礼议”重新构建了明代的帝统，却似乎并未从制度上完善造成“大礼议”的根源——《皇明祖训》所规定的明代皇帝继承方式的漏洞。结果，在嘉靖帝去世80年后，出现了与当初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情况——崇祯帝上吊煤山，其子下落不明，明朝帝统失去继承人。其实，按正统、嘉靖故事，崇祯帝的堂兄弟，同为万历帝之孙的福王朱由崧就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然而，嗣位制度的空缺导致留都南京的官僚中出现了另一种更不合宗法制度的呼声，主张立血统距离崇祯帝更远的万历帝之侄潞王朱常淓。最后，朱由崧凭借一些将领的支持登上了帝位。随着这些有着“定策”之功的军阀日益飞扬跋扈，大敌当前的南明弘光小朝廷甫一成立就陷入令不能行的窘境，终于难逃覆灭的结局。这恐怕也是“大礼议”后志得意满的嘉靖帝始料未及的。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尤淑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明朝历史上曾有过一场礼仪的争端，其波澜至今仍在学界激起层层涟漪》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郭晔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