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逐鹿中原，荆州这片位于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就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它北靠汉江、沔水，南临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谁能占据荆州，谁就能在争霸之路上抢占了先机。
在赤壁之战前荆州由刘表统治，然而刘表为人生性多疑，又上了年纪，没有胸怀天下的志向，只想安于现状，所以未能充分发挥荆州的优势，久而久之荆州内部矛盾丛生。官渡之战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旋即就将目光投向荆州，企图南下实现统一大业。与此同时东吴的鲁肃也向孙权提出夺取荆州、控制长江流域的战略规划，孙权同样在寻觅进军荆州的时机。而彼时的刘备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好在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以《隆中对》为战略计划，荆州也成为了刘备实现霸业的关键所在。
建安十三年（208 年），刘表病逝，其子刘琮继掌荆州，不久后曹操大举南下，刘琮不战而降，曹军轻易就占据了襄阳。当时刘备正驻守樊城，对刘琮投降之事毫不知情，待得知消息时曹军已然逼近。刘备被迫率领军队撤离樊城，向江陵方向行进。江陵乃荆州战略要地，储存着大量粮草和器械装备，若能占据江陵，那刘备的实力将大幅增强。曹操也深知江陵的重要性，于是亲率五千精锐骑兵日夜兼程，猛追刘备，在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军，让刘备被迫放弃前往江陵的计划，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往东南方向汉水逃离，同前来接应的关羽、刘琦等合兵一处，向夏口方向退去。
此时刚刚经历大败的刘备几近绝境，而曹操则顺利占据江陵，士气大振，一方面准备集结水陆大军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刘备；另一方面派人向孙权下战书，号称有八十万大军，企图恐吓孙权，使其不战而降。
面对曹军的威胁，东吴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认为曹操势力强大，东吴难以抗衡，所以主张投降；另一派指出曹操后方不稳，且士兵多为北方人，来到南方势必水土不服，且正值寒冬，粮草不足，所以主张抵抗。
周瑜和鲁肃正是抵抗派代表，他们还敏锐地察觉到，刘备虽在当阳长坂遭受重创，但麾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以及诸葛亮这般足智多谋的谋士，其军队仍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且刘备素有仁义之名，在荆州等地拥有一定的民心基础。若东吴与刘备联合，双方可优势互补。东吴擅长水战，拥有训练有素的水师，而刘备军队熟悉荆州地形，双方联手能够在长江沿线构建起更为稳固的防线。
孙权听取了周瑜和鲁肃的建议，最终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共同对抗曹操，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大战 —— 赤壁之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战中孙刘联军充分利用曹军不熟悉水战、战船相连的弱点，采用火攻战术一举击败曹操。这场战役不仅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也让荆州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战后荆州七郡被刘备、曹操、孙权三家瓜分。曹操虽然战败，但仍保有荆州北部最大的南阳郡和长江以北的江夏郡；孙权得到了长江以南的江夏郡和大部分南郡；刘备收获颇丰，得到了长江以南的南郡以及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和武陵郡。
然而刘备志向高远，并不满足于现状，为了实现《隆中对》的第一步规划，他以土地稀少为由向孙权请求都督荆州。此议一出，在东吴内部引发轩然大波，大多数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刘备野心勃勃，一旦借给他荆州，无异于养虎为患。唯有鲁肃极力主张借地，理由有三，其一，曹操虽遭赤壁之败，但实力依旧强劲，东吴难以独自抗衡；其二，东吴新得荆州，人心未附，在当地的人望和号召力不及刘备；其三，借助刘备在荆州的声望，借地给他有利于多树曹操之敌，减轻东吴抗曹压力。孙权权衡利弊后最终听取了鲁肃的建议，同意将荆州借给刘备。从此刘备有了完整的南郡，实行“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为日后进取益州、建立蜀汉基业奠定基础。但也正是这一借为后来孙刘两家的矛盾埋下伏笔，一场围绕荆州归属的纷争即将拉开帷幕。
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刘备夺取西川，东吴即派诸葛瑾入蜀，要求刘备按约归还荆州土地。刘备自是不想还地，便以“取凉还荆”为借口推脱。孙权听后大怒，认为刘备故意拖延推诿，毫无归还诚意，于是派吕蒙率军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则亲率五万大军赶赴公安，并派关羽前往益阳与鲁肃对峙，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曹操攻取汉中的消息传来，刘备担心蜀地有失，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得妥协，将长沙、桂阳两郡割让给孙权，双方达成湘水和议，暂时罢兵。
实际上刘备拒绝归还荆州并非简单的背信弃义，而是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和现实需求。荆州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是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是兴复汉室、北伐中原的关键前沿阵地。从荆州出发，军队可沿汉水北上，直逼曹魏核心区域宛城和洛阳。此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利于大规模军队调动和行军，能迅速对曹魏政权构成威胁。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就能看出荆州在北伐战略中的重要性。
若失去荆州，刘备集团就只能偏居益州一隅。益州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四周多山，交通极为不便。从益州北伐不仅路途遥远，山路还崎岖难行，粮草运输困难，难以持续对曹魏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诸葛亮后来多次北伐中原，都因粮草不济功亏一篑，这便是失去荆州后蜀汉面临的困境。所以说荆州是刘备实现兴复汉室梦想的重要依托，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这是刘备拒绝归还荆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荆州地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拥有荆州，刘备就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积累财富。荆州农业发达，粮食产量高，能满足军队和百姓生活需求。同时，荆州商业繁荣，通过与周边地区贸易往来，刘备集团可获取各种战略物资和财富，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此外荆州人才辈出，刘备在此招揽了众多文臣武将，如诸葛亮、庞统、黄忠、魏延等，这些人才为刘备事业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成为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失去荆州，刘备集团将失去重要资源和人才来源，实力必将受到极大削弱，这对一心成就霸业的刘备来说，绝对无法接受。
在三国鼎立局势中，孙刘联盟是刘备对抗曹操的重要保障。荆州在联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荆州与东吴接壤，刘备占据荆州，可对东吴形成一定威慑，使其不敢轻易对刘备采取行动。同时荆州也是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操的前沿阵地，刘备在荆州的军事力量可与东吴相互呼应，共同抵御曹操进攻。
一旦刘备归还荆州，东吴势力将极大扩张，孙刘联盟力量对比将失衡。东吴可能凭借在荆州的优势地位，对刘备集团构成更大威胁。刘备集团将面临腹背受敌困境，既要面对曹操强大压力，又要防备东吴偷袭。这种情况下，刘备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将异常艰难。因此，为维持孙刘联盟平衡，保障自身安全，刘备也不能轻易归还荆州。
当然，孙权讨要荆州也是出于对东吴的利益考虑。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是东吴长江防线关键节点，对东吴战略安全至关重要。荆州就犹如高悬在东吴头顶的利剑，一旦曹操或刘备从荆州顺江而下，东吴将面临巨大军事压力，长江防线可能瞬间崩溃。
对孙权而言，控制荆州意味着掌握长江防线主动权，能有效抵御北方威胁。只有将荆州纳入势力范围，东吴才能构建完整的长江防御体系，确保江东地区安全稳定。在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据有荆州，全据长江，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可见荆州在东吴战略布局中占据核心地位，这是孙权坚决索要荆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战略安全考虑，孙权索要荆州还受东吴内部压力推动。在东吴内部，许多将领和谋士认为荆州是东吴固有领土，刘备占据荆州是对东吴的侵犯。他们强烈要求孙权收回荆州，维护东吴主权和尊严。这些将领和谋士在东吴政权中影响力较大，他们的意见和态度对孙权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孙权作为东吴统治者，需考虑内部各方势力利益和诉求。若不采取行动收回荆州，可能引发内部不满和动荡，影响自己统治地位。为维护内部团结和稳定，满足内部收回荆州的期望，孙权不得不向刘备索要荆州。这种内部压力的存在，使孙权在荆州问题上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
湘水划界后荆州问题依旧存在，而且也让孙刘两家矛盾彻底公开化，联盟关系岌岌可危。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关羽为了牵制曹魏而达到缓解汉中之战中刘备的压力，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孙权见关羽主力北上，荆州空虚，认为是夺回荆州的绝佳机会。于是他背弃与刘备的联盟，与曹操勾结，派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荆州也被孙权成功夺取。
荆州丢失和关羽被杀，使刘备与孙权之间仇恨达到顶点。刘备不顾群臣反对，于章武元年（221 年）亲率大军进攻东吴，结果在夷陵遭遇惨败，退回白帝城，不久后病重。这场战役让蜀汉实力锐减，不仅丧失大量兵力与物资，还彻底失去了对荆州的控制权，蜀汉政权陷入危机。而东吴虽取得胜利，却也意识到自身实力难以单独抗衡曹魏，且长期与蜀汉为敌将面临两线作战风险。加之孙吴内部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江东大族与孙氏政权的矛盾，以及安抚新占荆州地区民心的难题。所以两家还有和好的可能。
此时孙权率先采取行动，于刘备败退白帝城后，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求和，试图缓和与蜀汉的关系。刘备虽心有不甘，但鉴于蜀汉现状，也有修复联盟之意，无奈病重无法全力推动。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临终托孤诸葛亮。诸葛亮深知蜀汉若想生存发展，必须恢复与东吴联盟，于是派邓芝出使东吴谈判。最终孙刘两家重归于好，恢复了联盟关系。
但荆州问题已然成为孙刘两家不愿回顾的过去，三国局势也因荆州的归属而发生重大变化，曹魏势力进一步巩固，使得三国时期蜀汉与东吴都只能勉强维持与曹魏的对峙局面，哪怕强如诸葛亮，也无法逆天改命，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