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wni Han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A Rabbit’s Foot
（2025年3月13日）
对于李沧东深情动人电影作品的英语观众来说，他在转向电影创作之前曾是一位极具成就的小说家早已不是秘密。然而，他的短篇小说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却依然是一个谜，因为除了去年由海因茨·因苏·芬克尔翻译并刊登在《纽约客》上的《麻风病人》之外，他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英文译本。不过，这一情况即将改变。企鹅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雪日及其他故事》将成为李沧东首部英文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这本重要的新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李沧东卓越的文学生涯，还展现了1980年代韩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这次通过芬克尔和Yoosup Chang的精彩译文重读李沧东笔下的故事，让我回想起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作品的喜爱。我第一次看的他的作品是电影《密阳》（2007），当时我在首尔的一家多厅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那时我才十三岁，还未达到观影年龄，我必须由我母亲的一位朋友陪同。她是一位中学老师，在大学时主修韩国文学。我被全度妍令人惊叹的表演，以及影片对人性毫不回避的剖析深深震撼。走出影院时，她对我说：「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喜欢李沧东的书。你知道吗？他曾是一个著名作家。」第二周，我放学后去了书店，买了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1992）。坦白说，我选择它纯粹是因为书名里的「粪」这个词。母亲的朋友说的一点没错——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
《密阳》
李沧东的故事常常围绕着那些在韩国多次社会动荡中失去亲友的普通市民。除了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对人类脆弱性的深刻洞察外，这些作品还帮助读者快速回顾了韩国当代的政治历史，涉及朝鲜战争及随后的反红色运动、光州事件，以及导致1987年六月民主抗争的相关事件。
与此同时，这些故事极为私人化，直接取材于作家自身的经历与其亲友的生活。例如，《火与灰》便直接源于李沧东在1984年经历的悲剧——他年仅五岁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在《鹿川有许多粪》的作者附言中，李沧东写道，他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开始，写出一些全新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他正忙于创作一部他确信会成为自己文学巅峰之作的手稿。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恶意病毒侵入了他的电脑，将所有内容彻底摧毁。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恢复文件，但那些倾注了数年心血的作品最终还是永久丢失了。绝望很快转化为一种顿悟。他意识到，没准这是一种天意，让他放下文学。于是，他的确选择了重生——这一次，做一名电影导演。接下来的故事便载入史册，李沧东拍出了《绿鱼》(1997)、《薄荷糖》(1999)、《绿洲》(2002)、《密阳》(2007)、《诗》(2010) 和《燃烧》(2019)。
《薄荷糖》
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李沧东，讨论了他的短篇小说、他眼中作家的责任，以及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
问：首先要恭喜您，祝贺备受读者期待的《雪日及其他故事》出版！我想从一个关于叙事视角的问题开始。在您的作品中，主人公往往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性格特质。例如，在《天灯》中，信惠并不像她的朋友秀任那样坚定地投身于劳工运动，但即使在被捕后，她也没有为了自保而改变立场。与那些坚定的民主运动者或顺从者相比，是什么吸引您去描写这些缺乏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角色呢？
李沧东：198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军政府统治、抗争与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剧、复杂交织的时代。的确，我可以通过描绘抗争者与顺从者之间的冲突来戏剧化这一时期的历史。但现实远非黑白分明，它更加纷乱繁杂。我认为，站在中间地带的角色能更立体地呈现那些被历史漩涡卷入的人们。我的故事中的人物可能显得无力和可悲，但尽管身处困境，他们仍以各自的方式抗争着生活的虚无。
问：2015年您为首尔中央大学创意写作方向的学生们做了一场特别讲座，您提到作家和电影导演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抗议前线的人」。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雪日及其他故事》的前言中，您引用了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的名言。显然，您认为文学需要履行政治和伦理责任。那么，您认为在1980年代，作为一名韩国作家，您的责任是什么？而现在作为电影导演，这些责任对您而言是否依然具有意义？
李沧东：在1983年我发表第一篇故事的三年前，刚通过政变掌权的军政府在光州屠杀了数百名平民。那时，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好像是直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说的。我问自己，在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时，作为一名作家，写小说意味着什么？我的文字能为建设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做出什么贡献？这些痛苦的问题曾经压在我心头。
现在，我已经是一位年迈的电影导演，仍然在与这些相同的问题作斗争。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也经历了很多变化。然而，我仍然无法不为文学或电影应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它们应如何反映现实而感到困惑。
《绿鱼》
问：在同一场讲座中，您还提到过「年轻人失去了所有的能量」。我相信您在《燃烧》中也探讨了这一主题。距您在中央大学的讲座已近十年，韩国的年轻人，特别是20到30岁的女性，正在走上街头要求尹锡悦下台。您是否感受到韩国年轻人产生的这些变化？
李沧东：韩国年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政治分裂，可能与韩国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竞争场有关。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年轻男性往往比女性更感受到存在焦虑。女孩在学校的表现超越了男孩，而且在社会层面，许多性别平等的变革已经发生。与此同时，男性感受到来自女性竞争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的焦虑和受害者情结体现在保守的政治运动中。
另一方面来说，年轻女性仍然面临性别歧视，并努力克服社会不公。她们在父权文化和结构性性别歧视下的生活经验激励她们更加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许多年轻女性参加支持弹劾的集会并参与女性主义运动，正是表明她们急切希望现状发生改变。
《燃烧》
问：在1980年代，朝韩分裂是作家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您虽然没有直接经历战争，但成长在一个由反红色主义和国家暴力塑造的世界中，这些都是您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然而，在《燃烧》中，史蒂文·元饰演的「本」却觉得来自朝鲜的广播称为「很有趣」，仿佛它与他的现实毫不相关。您如何看待年轻韩国人对朝韩分裂问题的相对冷漠？
李沧东：我理解，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半岛的分裂可能看起来像是过去的事，和他们的生活无关。尽管这可能不那么明显，但事实是，困扰韩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分裂体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从哪里看，始终存在着一条或许无法察觉的分界线。若没有国家分裂所塑造的战场心态基础，那些传播仇恨和歧视信息的极右翼团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希望年轻一代能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日益严重的经济两极化、不平等和社会不公，都根植于朝韩分裂。
问：在2016年，您与侯孝贤以及是枝裕和一起，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参加了一场关于「亚洲电影中的团结」的论坛。您表示，团结可以是亚洲电影人相互观看作品、彼此支持的一种简单方式。您团结其他亚洲电影人的这种态度，是否也延伸到亚洲作家身上呢？
李沧东：尽管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但正是因为我们都在贫困的国家电影产业中与好莱坞电影的主导影响作斗争，亚洲电影人之间自然会产生团结。
我想我这种团结的态度也延伸到了亚洲文学。在成为作家之前，我阅读了鲁迅、太宰治和大江健三郎的伟大作品，并从中汲取灵感，我深感与他们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当代作家中，我想特别提到阎连科。他在作品中对中国社会提出的问题，与我在韩国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区别。这让我意识到，我们都在与关于人类的普遍问题作斗争。
问：我们在每个文化中都能找到文学改编电影的传统。然而，在韩国电影中，在民主化之前盛行的，所谓的「文学电影」，常常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类型。从90年代开始，许多人指责韩国电影在依附文学，而「文学电影」也遭受了严厉的重估。仅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李晚熙的《去森浦的路》排除在他的代表作之外。在这种对文学相当敌视的文化氛围中，您开始拍摄电影。您是否有意识地试图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与作为电影导演的身份区分开来？
李沧东：对文学改编作品的敌意，实际上更多源于70年代法西斯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电影产业的压制和控制，而不是您提到的美学问题。那个时期，政府会向在「大钟奖」等官方赞助的电影奖项中获得最佳反红色电影奖的电影公司，授予进口外国影片的配额，而这些进口影片通常是好莱坞电影。在70年代，进口电影几乎是稳赚不赔的摇钱树。因此，电影公司自然倾向于制作更有可能获奖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往往是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结果，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投入到「文学电影」的制作中，这种现象导致了韩国电影创作力的枯竭，并进一步引发了整个行业的衰退。由于「文学电影」成为了法西斯政权电影产业的产物，它们也因此成为嘲弄和批判的对象。我本人的确从文学创作转向了电影制作。但对我来说，作家和电影导演的双重身份从未彼此冲突。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我始终在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作品中诚实地呈现现实？
《诗》
问：您认为什么东西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实现？您认为这种媒介独有的特殊品质是什么？
李沧东：小说给读者呈现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只有在读者的想象中，《罪与罚》中的「干草广场」才会成形，成为一个鲜活的场景。而电影则不同，它直接呈现完整的影像。换句话说，观众所看到的内容取决于导演在银幕上展现或隐去的东西，他们往往无法超越眼前的画面，想象更多的东西。
小说促使读者主动思考和想象，使他们成为文本创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正是这种特性赋予了文学独特的力量。那么电影呢？我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拍摄那种会限制观众想象、阻碍他们思考的电影。我不希望观众仅仅停留在被动的感官反应之中。
问：可以透露一下您下一个项目的情况吗？
李沧东：我刚完成了一个新的电影剧本，但现阶段我还不太方便透露任何信息。
问：可以分享您最近看过的，印象比较深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吗？
李沧东：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我知道这关乎失去》（Lucy by the Sea）和布拉迪·科贝特的《粗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