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是一起到遵义地区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当年为了把招工的指标让给我，我姐最终嫁给了大队书记家的儿子，她成了大队书记家的儿媳妇，成了留守知青。因为这件事，我愧疚自责了好多年。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我姐还有好多同学是1969年3月下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远赴贵州插队落户的。离开上海那天，我妈拉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对我姐说：“惠娣（惠娣是我姐的小名，大名叫徐薇），你是姐姐，你弟弟小，你要好好照顾弟弟，不能让别人欺负你弟弟！”
其实，我姐就比我大一年零三个月，当时她的个头还不如我高呢。妈妈把这个重担撂在我姐的肩头，我姐啥也没说，就点头应下了我母亲交给她的重任。当时我小妹也拉着我姐的手说：“姐，你要照顾好哥哥的呀……”
知青专列缓缓启动的刹那间，我看同学们都抹开了眼泪，我也跟着哭了起来。我姐掏出手绢擦掉我脸上的泪水说：“弟，不哭，有姐在，啥都不用怕！”
在去贵州的途中，姐姐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好吃的她舍不得吃，都偷偷塞给我，还一个劲嘱咐我要多喝水，不许乱跑，注意安全。在姐姐眼中，我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她就像我的家长。
图片来源网络
满载上海知青的专列一路狂奔，历时三天两夜，我们抵达了贵州省的遵义，在遵义做了短暂的停留，我们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最终我们几十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一个叫李家沟的小山村，我和我姐分在了李家沟五队。五队一共有十三名上海知青，是我姐提出要求后，大队书记才把我和我姐分在同一个生产小队的。
李家沟大队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全大队五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不到九百人，包括我们新来的的六十一名上海知青。大队书记姓李，叫李茂林，四十多岁的年纪，很淳朴很善良，他也是我们五队的队长。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李茂林是队长还是书记，他就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叫我李队长也行，叫我李书记也行，反正叫什么都是个称呼，无所谓的。”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统一了口径，都称呼他李书记。
因为当时队部里只有一间空房子，李书记就让五名女知青暂时借住在老乡家中，我们八名男知青住在了队部那间破旧低矮的房子里。队部院子里还有一间木板厢房，厢房里有灶台和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李书记安排一名大嫂来帮忙做饭，我们十三名上海知青都在队部一起吃饭。
当时的李家沟偏僻闭塞又落后，吃住条件都很差，乡亲们的日子很苦。当时我们知青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我们知青的吃粮问题倒是没有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居住条件差，女生在老乡家借住感到很不方便。再一个难题是吃菜难，当时有钱也买不到青菜，好在乡亲们都自发地为我们知青送咸菜，有的老乡家头年秋季储存的水萝卜还没吃完，就给我们知青送两个来。萝卜太少不能炒菜，帮我做饭的那位大嫂就用萝卜给我们熬菜汤，偶尔喝一顿萝卜汤，就等同于改善伙食了。
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我们知青就开始出工参加生产劳动了。当时正是春耕的农忙时节，我们不会犁地耙地，就跟着社员往地里挑粪，刨挖转不开牲口的小块耕地，天天都是早出晚归，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记得是第三天往山坡地挑粪，一位大婶送给了我姐一个棉垫肩，她说戴上棉垫肩，挑粪时扁担就不硌肩了。那位大婶特别善良也特别热情，还亲手帮我姐戴上了棉垫肩。我姐戴着棉垫肩挑了一趟粪，就把她肩上的棉垫肩给我戴上了。还别说，肩上戴个棉垫肩，挑担子感觉好了很多，真不那么硌肩了。
过了一天，那位大婶又给我姐做了一个棉垫肩，她帮我姐戴在肩上说：“这个棉垫肩是我熬夜专门给你缝的，可不能再送给旁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给我姐缝棉垫肩的大婶就是李书记的婆娘，她对我姐特别关爱，看到我姐就问寒问暖，还嘱咐我姐刚学习干农活不要着急，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那年初秋，地里的农活暂时告一段落，李书记带领乡亲们为我们知青盖了五间新房，成立了五队知青点。新房建成后，我们十三名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居住了，我姐她们也不用在老乡家借住了。
之后的日子里，乡亲们经常给我们知青送蔬菜送好吃的，李婶（李书记的婆娘）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次数最多，每次来给我们知青送菜，都会偷偷塞给我姐两个煮鸡蛋，她还经常当着同学们的面夸我姐，说我姐长得很漂亮，就跟天上的仙女一样。
李婶每次送给我姐的鸡蛋，我姐都不舍得吃，她都会偷偷送给我吃。在李家沟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姐一直都很关爱我，帮我洗衣服，帮我缝补衣服，有点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留给我吃，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姐姐。
图片来源网络
记得是1973年的秋天，我们插队落户的李家沟大队得到了四个招工名额，两个是去县变压器厂工作，另两个是去铁路段做铁路养护工作。当时大家都知道铁路段的工作比较苦，没人争这两个招工名额。到变压器厂工作虽然也不是很好的工作，可怎么也比在农村当农民强，我姐就偷偷买了两瓶酒去找李书记，希望李书记让我去变压器厂工作。
李书记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笑着对我姐说：“徐薇，这次招工大队已经商量好了，一个生产小队一个招工名额，从一队开始分配，咱五队这次分不到，等下一次就轮到咱五队了。”李书记帮我姐把那两瓶酒退给了供销社，把酒钱还给了我姐。
第二年春天，我们五队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县钢丝绳厂工作，那时也叫八七厂。我们十三个人面对一个招工名额，李书记也很为难，他就让社员们推荐选举，谁得票最多，谁就去钢丝绳厂当工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员们也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姐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还义务教社员们识字认字，大家都推荐我姐去当工人，我姐得票最高，李书记直接把钢丝绳厂的招工审批表给了我姐。我姐特别高兴，当即就对李书记说：“李书记，我想把这次招工机会让给我弟，你就同意让我弟去钢丝绳厂当工人吧。”
当时李书记不同意，他说这是大伙推荐的，咋能说让就让啊，这样做其他知青也会有意见的。李婶看大队书记不同意，就过来帮我姐说话：“人家徐薇和徐斌是姐弟，她愿意留下当农民，就让她留下嘛，她弟顶替她的名额，谁会有意见呀？”“要是这样，以后再有招工名额，徐薇可就不能争了。”李书记苦笑着说道。
我姐说只要让我招工，哪怕她一辈子留在李家沟，她都没意见。就这样，我到县钢丝绳厂当了工人，我姐继续留在李家沟务农。离开李家沟的时候，我姐让我带上了她的初中课本和高中课本，嘱咐我空闲时间要多看书学习。李婶给我煮了鸡蛋，还宽慰我说：“徐斌，你放心走你的，我们会照顾好你姐姐的。”
那年冬季，我姐回上海探亲，回上海时她到厂里找了我，说李婶托了媒人，想让我姐做她的儿媳。李书记的儿子我熟悉，他叫李军，初中文化，长相不错，人品也不错，是李家沟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姐还告诉我，他说李婶说了，只要我姐同意这门亲事，就安排我姐去学校当民办教师。当时我也没有主意，就让我姐回上海后征求父母的意见。
春节过后，我姐从上海回来，带来了好多上海特产，好吃的东西基本都留给了我。我姐告诉我说，父母的意思是婚姻大事让我姐自己拿主意，只要我姐看着行，当父母的没意见。
1975年初夏，我姐嫁给了李书记的儿子李军，我用积攒下的工资给我姐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那年秋天 ，我姐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是顶替李军到学校教书的。当时李家沟大队购买了拖拉机，李军当上了拖拉机驾驶员。
恢复高考时，我姐刚好赶上生娃娃，也就错过了第一年的高考。我顺利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机械学院录取。离开遵义回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去和姐姐辞别，我姐姐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她真舍不得我走，我走了，她在遵义就没有亲人了。
当时在李家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后来都去遵义化工厂当了工人，我姐姐因为嫁给了农民，她失去了招工的待遇，只能一辈子留守在农村。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姐当初要不是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我，她早就离开农村了。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姐也没能参加高考，她要照顾两个孩子（龙凤胎），还要到学校教书，实在是没有时间复习功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工局工作，后来也有了可心的家庭。我是1983年秋天结的婚，原本打算邀请我姐和姐夫带着孩子回上海参加我的婚礼，可巧我姐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他们一家就没能回上海。我姐毕业后转成了公办教师，后来我姐夫也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被招工到县农机站工作，转成了非农业户口，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1994年秋天，我姐面临了一次艰难又痛苦的抉择，当时上海出台了政策，我姐家两个孩子的户口只能一个人迁回上海，可两个孩子都渴望回上海读书，毕竟上海的教学质量比遵义地区好。最终，我姐决定让她儿子回上海，把女儿留在了遵义。因为这事，外甥女好多年记恨我姐。每当说起这件事，我姐就抹眼泪。
我外甥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也在上海结婚成家，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外甥女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到化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遭遇了下岗，她的工作和婚姻都不尽人意，外甥女总抱怨我姐太偏心，当初没让她回上海，我姐一直为此感到愧疚和自责。
目前，我姐还生活在贵州，我说让她和姐夫回上海生活，毕竟外甥生活在上海，条件也不错。我姐说她的根已经扎在了遵义，遵义还有她的女儿，她就不回上海了，她要留下来帮衬一下女儿。
图片来源网络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回忆起在贵州插队落户的那段时光，我心里有温暖也有愧疚。当初我姐要不是把招工进城的机会让给我，她的生活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个负担，能让姐姐晚年生活得更好一些，是我最大的心愿。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了：徐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