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节选自《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中译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印] 普拉克·普拉萨德（Pulak，Prasad） 著，彭相珍 译
但是这样间接获得的构造，虽然在起初对于一个物种并没有什么利益，此后却会被它的变异了的后代，在新的生活条件下和新获得的习性里利用。
——查尔斯·达尔文 《物种起源》
我们很少大幅举债，而当我们真得如此做时，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定在长期固定利率的基础之上，我们宁愿避免资产负债表过度融资，而放弃许多吸引人的投资机会，虽然如此保守的做法有时使我们的绩效打了点折扣，但考虑到对保户、存款人、借款人与全体股东将大部分财产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时，这也是唯一令我们感到安心的做法。
——沃伦·巴菲特 《1983 年致股东信》
一、麦肯锡成功之秘诀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初由詹姆斯·麦肯锡于 1926 年创立，但为公司日后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则是马文·鲍尔。他于 1933年入职麦肯锡，并将这家小规模的工程会计公司，打造成了当今的管理咨询行业巨头。
麦肯锡成立 90 多年来，公司面临过多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危机以及挑战。先说外部挑战吧，其中包括 1929 年—1933 年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去殖民化浪潮、冷战、石油危机、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多次衰退、人口爆炸、大规模减贫、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的崛起和陨落、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的崛起、计算机性能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通信技术的跨越式进步、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大流行席卷全球等。
在面对外部世界快速变化的同时，麦肯锡也经历了一些内源性危机。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马文·鲍尔手中的领导权被移交给下一任，要求公司上市的内部压力再度出现（这股压力在我任职麦肯锡时仍然存在）；高管安尼尔·库马尔（Anil Kumar）和全球负责人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因涉嫌内幕交易相继被判入狱；公司在新地区和新行业领域内多年来的大规模扩张；2015 年与南非国营电力垄断企业艾斯康（Eskom）之间令人费解的费用往来；2021 年因违法协助普渡制药推广其生产的阿片类药品奥施康定而被罚款近 6 亿美元等。
在本就纷乱的咨询行业里，麦肯锡的诸多竞争对手，被快速变化的环境持续“大浪淘沙”后，幸存下来的其实没有几家——诸位对曾叱咤一时的摩立特（Monitor）或博思（Booz）还有任何印象吗？反观麦肯锡，它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是一如既往、热火朝天地干着自己的老本行：成为企业高管们值得信赖的外部顾问。不管外部和内部的“风雨”有多少，其公司的核心理念仍然屹立不倒。
一个有趣甚至有些奇怪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麦肯锡在保持强劲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麦肯锡公司从美国起家，但其目前已在开罗、卡萨布兰卡和成都等城市都开设了分支机构。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其主营业务是向各大公司提供战略咨询，但目前也扩展到了企业运营和技术咨询领域。麦肯锡早期主要为生产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但现在你也会在谷歌、脸书或硅谷的任意一家热门初创企业中发现它的影子。鄙人在职期间，麦肯锡很少进行横向招聘，但据一些现已成为高级合伙人的朋友说，麦肯锡目前已聘用了数百名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
二、活着的生物天生具备旺盛的生命力
MBA 学位课程、管理研讨会、畅销商业书籍和企业巨头，似乎都在教我们要聚焦如何确保企业能适应变化，并进一步获得成长上。如果有人能把企业的困扰装进一个瓶子里，那么瓶子的说明标签上应该写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快、更好、更容易地做出改变？”
我不敢苟同这种想法。因为投资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同商业领袖相比几乎截然相反，即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进化生物学原理来理解其逻辑。
生物学家发现，生物世界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个奇怪现象。所有生物——动物、植物、藻类、真菌，甚至是细菌——虽然极其复杂，但并不脆弱。相反地，尽管在持续受到各类干扰，以及外部环境剧变的冲击，所有生命还是顽强地延续并繁荣了数亿年——而且就细菌而言，它们更是在地球上存活了数十亿年。甚至生命本身，似乎也在以不断突变的形式，持续抵抗着来自内部环境的挑战。
虽然存在源源不断的外部和内部的动荡因素，生命却存续了下来，还成功演化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物种。从极寒冰川到沸腾的深海热泉，它们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每一处可利用的生态位。所以，地球上发生的一个伟大奇迹便是：生命体对内部和外部变化，具备极高抵抗力的同时，又拥有持续进化的能力。我在此将这种在内部和外部干扰下，生物的生理机能尚可保持“良性运转”的能力，称为“稳健性”。
但如果地球上的第一个原始单细胞生物过于“稳健”，那么它就会在 35 亿年的时间里一成不变，蘑菇、猫鼬或曼哈顿也通通不会出现。但如果不够“稳健”，它便会早早地在地球早期的火山爆发和极端环境下迅速湮灭。你、我，以及我们周围现存的所有生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机生命体能够在“维持现状”和“于需要时开启进化”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作为投资者，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发呢？
三、生物的身体也同样具备“稳健性”
接下来我们将以海胆为例，从生物的身体层面作进一步探讨。
海胆家族发源于 2.5 亿年前，现存大约有 1000 种。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澳大利亚海岸浅水区发现的两种：间接发育型海胆（Heliocidaris tuberculata）和短刺海胆（Heliocidaris erythrogramma）。我们可以称其为海胆 T 和海胆 E。二者的身体结构相对“简朴”，换句话说，它们虽然看起来一样，但进化模式却截然不同。
一方面，海胆 T 的幼体（又称“海胆长腕幼虫”）与成体，在外貌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浮游性幼虫在成年之前，通常以浮游生物为食。另一方面，海胆 E 则直接由卵发育而来，生长期间没有所谓的幼虫期。然而，T 和 E 之间的亲缘关系非常紧密，两者于大约 500 万年前才开始分化。（几乎与人类和黑猩猩“分道扬镳”的时间相同，按照海胆 T 的发育模式，就好比是黑猩猩的幼崽形态看起来与成年黑猩猩毫无相似之处！）二者的整个发育过程，从卵的形态和大小，到不同身体部位细胞形成的位置，再到控制发育的基因的激活，其中的差别如此之大。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物种在 500 万年前，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二者的发育过程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如果在网上搜索相关图片，你便会发现，成年后的二者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海胆是如何在改变其发育过程中诸多基础特性的同时，又能保持成年后的身体结构的相似性的呢？通过一边分化出截然不同的发育模式，一边保持高度强健的身体结构，这一物种在进化之路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呢？这些问题稍后讨论，现在让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之前所学的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生物体和物种的稳定性，是依靠遗传密码、蛋白质以及身体结构等多个层面的稳健性而得以维持的。为了简洁起见，我省略了许多其他层面的、用以描述生物“稳健性”的细节信息，比如 RNA 的二级结构变化、基因调控区域的变化，以及酶活性的剧烈变化等。
如果某个突变导致某段基因的 DNA 序列发生变化，该怎么办呢？这不是问题，因为它们生成的氨基酸是相同的。如果基因突变或基因重组，导致了氨基酸序列发生改变，又该如何？这也不叫事儿，它们还是能生成同样的蛋白质。如果蛋白质的排列有变动该怎么办呢？这也没有问题，酶的功效和活性依旧和原来一样，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所以，生物生来就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及对“变化”的抵抗力。
四、进化的可进化性
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悖论。鉴于生命在多个层面上的“稳健性”，那么物种是如何实现进化的？它们不应该保持不变吗？是什么促使细菌般的单细胞生物最终演化出倭黑猩猩的？
答案虽然简短但却出人意料，即“稳健性”本身就会引发“可进化性”！
为了解开这个悖论，我们需要简要地介绍分子生物学历史的某方面知识。1968 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了分子层面的“中性演化理论”。木村认为，大部分发生在 DNA 和氨基酸层面上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分子的功能，因而也不会对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造成影响。他还认为，自然选择会保留下少数有积极作用的突变，淘汰不利于物种的生存和繁衍的部分突变，但生物体的大多数突变，并不能对生物体真正产生影响。根据木村的观点，大部分生物突变都是中性的，这也促使生物体具备了“稳健性”的特点。
那么中性突变是如何引发进化的呢？虽然不会改变生物分子的主要功能，但它可以改变其次要功能，从而成为未来诞生新物种的契机。
假设基因A的主要功能是F，由于突变，基因A变成了基因B，因为生命体具备的“稳健性”，基因 B 继承了主功能 F，但原基因A的次要功能FS却受到了影响。FS虽然不会改变生物体的适应能力，但可以赋予该生物体的后代一种全新的生理功能，从而引发该物种的进化。因此，尽管遗传密码比较“稳健”（因为基因 A 转变为基因 B，并不影响主功能 F），但“升级”后的次功能 FS 却使该生物再次进化。所以，在一个“稳健”的生物系统中，“可进化性”属于免费的增益效果！
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文关于海胆的繁殖案例：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化后，海胆 T 和海胆 E 利用中性突变，不仅改变了各自的发育周期，同时又保留了身体结构的稳健性。例如，海胆 T 的胚胎共有 32 个细胞，其中的 16 个会分化成外胚层（外层皮肤），而在海胆 E 的 32 个胚胎细胞中 , 有 26 个会分化为外胚层。海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细胞会进行多次分化，但其身体结构却始终能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他们各自在自然界中，开辟出了全新的生态位和生活方式。比如海胆 E 可以栖息在深海和高纬度极地区域，而海胆T 则无法在这些地方生存，因为卵生的海胆 E 不需要经历严重依赖浮游生物过活的幼体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麦肯锡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如今的麦肯锡在地理分布、组织流程、客户服务类型和专业知识广度方面，与马文·鲍尔执掌时期的麦肯锡，已然没有了任何相似之处，但在企业文化、统一性、问题解决以及员工与公司高管们合作共事等一些基本层面上，麦肯锡仍然一如既往地保留着“鲍尔时代”的遗风。所以，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成不变的。这正是我们身为企业主所追求的目标：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又能不断发展，即具备“稳中有进”的能力。
作者简介：
普拉克·普拉萨德是新加坡那烂陀资本（Nalanda Capital）的创始人，此前曾在麦肯锡任职，并担任过华平投资（Warburg Pincus）的印度联席主管。他于2007年创立那烂陀资本，专注投资印度上市公司，管理资金规模约50亿美元，自成立以来实现了近20%的年化回报率。 普拉萨德对进化论深感兴趣，他将达尔文的理念融入投资，并通过致股东信及新书《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展现出对投资实践和思想的深刻洞察力与卓越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