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今年全国两会，“投资于人”成为一大热词，与此同时，多省党政“一把手”在全国两会上公开向各类人才发出邀约。近期，多个一线城市为了吸引年轻人，纷纷推出“免费住宿”大礼包，如深圳为高校应届毕业生来深求职提供15天免费住宿，北京经开区针对应届毕业生推出“求职7日免费住宿—实习3月免费短租—就业3年优惠长租”的阶梯式安居组合拳等。一线城市也出招“抢人”，这在以往并不常见。
那么，如何看待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地方的“抢人”大战？地方的“抢人”政策与两会提及的“投资于人”有何区别？不同地区之间的“投资于人”逻辑有何不同？城市要真正吸引并留住人才，靠的是什么？
“抢人”不等于“投资于人”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从物质资本积累开始，因此早期需要大量依靠投资来积累物质资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会凸显，通过“投资于人”来改善人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创新能力等，对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
各级地方政府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并着手实施“抢人”策略，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国家层面的“投资于人”和地区层面的“抢人”之间，存在一些区别，地方“抢人”政策若存在偏差，将导致“抢人”与“投资于人”的目标出现背离，这是地方需要加以注意的。
应该明确，“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因此首先应该是普惠的，其次，当前公共服务的短板往往是对一些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及其子女覆盖不足。而地方政府的“抢人”政策则存在一个明显倾向，就是希望去“抢”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可以看到，“投资于人”与“抢人”政策瞄准的人群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地方的“抢人”政策是通过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来吸引人才，这样的政策就带有了一定的普惠性质，那么“抢人”和“投资于人”的目标就实现了重合。但是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在“抢人大战”中，往往采取的是对特定的人群，尤其是高学历人群进行公共服务补贴的办法，比如优先解决落户、子女教育等。客观上讲，这种做法导致了公共服务资源对高收入、高学历人群的倾斜，这一定程度上与公共服务的普惠目标相左。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可吸引人才，但长期来看，公共服务对特定人群的倾斜，形成了对其他外来人口的“排斥”效应，导致城市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不足，从而推升城市的综合生活成本。最终，用补贴“抢”来的人才，可能因为生活成本的水涨船高以及由于服务业短缺带来的生活“不便”而选择离开。因此，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实施“抢人”政策时，应该更加注重对公共服务水平、生活质量以及消费品质和多样性的改善。
从“补贴留人”到“生活留人”
对于吸引人才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地方如果有就业机会，就可以吸引人口流入。但是到了当前阶段，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正如我在《向心城市》这本书中提到的，城市应该要从以就业机会留人、以公共服务补贴留人，到更多强调以生活品质来留人。这意味着，只要一个城市把公共服务和综合服务，以及消费的品质和多样性打造好，就有利于提高对人口的吸引力。而这其中，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尤其强烈。
而更好的生活品质，需要通过普惠性的“投资于人”，也即通过加大公共服务投资得以实现。“投资于人”投什么？教育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果一个地方的教育资源好，对于培养下一代人力的素质有提升作用，那么家长就更加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就业和居住。很多民生领域如与“一老一小”挂钩的养老、幼托服务，公共医疗、住房等，都是“投资于人”非常重要的方面。
“抢人”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是地方营商环境的改善。最近一段时间，DeepSeek“带火”了杭州，我认为DeepSeek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良好的营商环境。
地方“抢人”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地区的经济发展。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这需要地方能够实现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主体的公平对待，以及改善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条件。具体的内容应该包括，改进各类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服务，保护企业投资的合法回报，减少对企业日常运营不必要的干扰等。
前些年较为盛行的一些做法，比如在招商引资环节采取税收优惠、地价优惠等手段，但企业来了后，却发现存在一些对于企业经营进行干扰，甚至逐利性执法等现象，这样的做法首先不利于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其次，招商引资环节的各种优惠也与国家倡导的公平竞争审查相违背。
地方“投资于人”逻辑大不同
需要强调，“投资于人”仍然需要客观认识人口的长期趋势，即人口逐渐向大城市及附近的都市圈集聚的趋势没有改变。当前，中国已经非常明显地区分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而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于人”的逻辑完全不同。
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总量不足。随着人口流入地（主要是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持续增长，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教育、医疗、养老、廉租房、公租房等需求，当然也包括商品房的需求。因此，在人口流入地的“投资于人”，就是增加公共服务、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以改善城市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同时，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入，将为城市的生活服务业，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如城市的环卫、医护、养老、托育等），增加劳动力供给，从而提升城市的消费品质和多样性。
如果大城市的落户标准仍然保留对学历的要求，把一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排除在外，就会使得在大城市从事服务业的人群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此外，住房成本作为生活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公租房（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公租房）供应跟不上，这也不利于吸引人才。
以上有关人力和住房成本的两点内容，对于一些超大城市尤其重要，如果不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刻改革，那么超大城市也会面临人才流失和短缺的问题。最近一些非一线城市的高科技产业“冒头”，追根溯源也与一线城市户籍门槛过高，以及住房成本较贵导致的人才“溢出”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一线城市的“高门槛”，形成了一些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吸引人才的“神助攻”。当然，我们要为这些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发展鼓掌。但一线城市应该要有“危机感”，对于国家对经济中心、科创中心的建设布局，一线城市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人口政策、土地政策、住房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入手，来释放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而人口流出地面临的问题则相反。对于人口流出地，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公共服务投资不足，但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还停留在20年前。经过若干年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现在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硬件方面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如今的问题是，在人口大量流出以后，这些地方的资源出现闲置，例如有些乡村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当然，与此同时，当前欠发达地区仍在运营的公共服务设施也存在短板，比如学校存在一些校舍老化、师资不足，数字化设备配置不足等。因此，在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于人”，就需要考虑优化公共服务投资与人员空间配置的问题，其中包括相关人员（如教师）的编制的配置，来改善人口流出地区“投资于人”的数量、结构、质量，以及空间布局。
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要客观看待自身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追求不切实际的总量增长，而是要在人口适度流出的过程中，通过改善当地的生活品质和生态环境，把那些有志于留在当地发展的人服务好，包括从事具有当地资源禀赋的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产业等行业的人才，以及在生活方式上喜欢“诗和远方”的人群，使他们能够在当地安心生活。此外，对于那些有志于投身到人口流出地从事公共事业的人群，如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国家要为这些人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让他们能够安心在当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