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无可置疑，按照某种宇宙级别的尺度，自然科学的出现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大事。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文科研究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否有意识，文科学者总是会借助其所在时代最具成效的科学范式来解决自己学科内部的问题。
例如，17世纪的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以几何学为楷模，18世纪的休谟、爱尔维修以物理学作榜样，19世纪的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则常以有机、生长这些生物学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在自然科学出现后，文科学者要么加入它的阵营,要么努力说明不这样做的理由。
不过，自然主义、科学主义这些词多少带点贬义，人们常常轻蔑地用这些标签来指控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粗暴套用到文科领域的做法。 大部分审慎的研究者都同意，即便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完美典范，值得文科借鉴，这种借鉴也必定要经过复杂的转化，不可能径直套用。
不少文科学者更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不同的方法论逻辑。
例如很多德国学者也许会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解释学，因为要理解人、理解社会，我们必须领会相关行动者的意图； 行为主义者试图仅仅外在地观察人的规律性行为，绕开不够科学、不够实证的主观层面，这种做法局限很大。
很多文科学者天性厌恶自然科学描绘的那个机械、冰冷的世界。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基本智识冲动便是对这种机械世界观的不满。 在宗教式微之后，自然科学世界观的最大敌人一直是各种各样的浪漫派。
不少后现代理论家大胆地提出，自然科学无非是描述世界的一种（“a”）方式，而非唯一的（“the”）方式。 据说，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构造世界； 本质上，诗歌中的世界图景和自然科学给出的世界图景一样真实，或者说，一样不真实——如果你坚持某种“朴素”的真实概念的话。
不难理解， 相关争论与其说主要是学理性的，毋宁说是心理性的。
文科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性情和手中的学术资本，有意识无意识地偏向于拥抱或抗拒自然科学。
缺乏数学才能，无法跟进各种从自然科学借鉴而来的研究方法的文科学者在面对科学主义潮流时，难免会缺乏自信和安全感，于是慌不择路地拥抱一些粗鄙的后现代理论，为自己的学科挖掘壕沟、筑起高墙，防止自然科学家入侵。
于是，他们常常被指控为缺乏勇气，不敢面对一个会使诗歌、宗教和哲学无足轻重的真实世界。
但反过来，拥抱自然科学的文科学者也未必真诚，而同样很有可能是出于纯粹的性情偏好，或者只是因为文科的自然科学化可以提升自己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些学者也会被指控为缺乏勇气，指控者嘲笑他们屈服于自然科学的淫威，急于拥抱可靠的知识，不敢面对一个本质上并不那么确定、那么实在的世界。
当然，拥抱自然科学的文科学者也可能只是在玩弄一种巧妙的势利策略：假装自己是自然科学家的同道中人，于是他们似乎有资格鄙视身边的文科学者了。
这种势利和背叛我们并不陌生。
比如，出国呆了几年乃至几个月的人回来后常常会对自己的国家、同胞表达各种不满。 他们的不满不见得真诚，他们往往只想借此暗示自己是高贵的外宾。 这种人到了国外又多半会渲染祖国的各种好，以此在身边的外国人身上找优越感。
总之，他们的故乡、同道永远在别处，在那个被自己渲染得无比美妙的别处，有了那个别处的户口，他们便可以鄙视此处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