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集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枢纽——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一交易迅速引发中国舆论场激烈争议，部分媒体和公众人物直斥其“资敌叛国”“汉奸卖国”，甚至将其与历史上的“投降派”相提并论。
在充满情绪化的批评声中，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事件背后的复杂逻辑呢？今天，咱们试着聊一聊。
争议焦点在于战略港口与地缘政治的交织。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航运咽喉，承担着中国约21%的海运贸易量，其控制权直接关系到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纽带。
李嘉诚出售的港口中，仅巴拿马两港就占运河总吞吐量的近1/5。美国贝莱德集团此次收购，被指与特朗普政府的地缘战略直接相关。贝莱德CEO芬克与特朗普私交密切，交易披露时间恰逢特朗普国会演讲前，被解读为“政治献礼”。美国意图通过控制关键物流节点，对中国实施“经济围堵”，而李嘉诚的港口资产恰成其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特朗普政府已扬言要对通过该运河的中国船只征收单次最高150万美元的“特别停靠费”，这无疑将对中国航运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李嘉诚选择在这个敏感时间点出售资产，无异于为美国插手中国航运命脉大开方便之门。
舆论风暴中的“汉奸”标签，折射出公众对国家利益受损的深切焦虑。香港《大公报》等媒体直斥李嘉诚“蔑视国家”“助纣为虐”，甚至称其“跪下”将港口拱手相让。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更痛批某些商人误信“在商言商”，强调“没有祖国庇护，商人只会任人欺凌”。
但有网友说，将商业决策简单等同于政治背叛，可能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陷阱。甚至还有人说，对一个商人穷追猛打，座谈会白开了。我不想说，有的朋友在妖言惑众，我只想说无论座谈会怎么开，除非大家都是傻子，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企业家。有的朋友，不要在那里当什么所谓的理中客。
诚言，从商业逻辑看，港口业务虽利润稳定，但回报周期长且受地缘风险影响显著。李嘉诚选择套现离场，或为应对英国脱欧后的欧洲业务风险，或为优化资产结构。其子李泽钜曾回应称“交易是集团日常业务”，强调“不涉及政治因素”。
其实，李嘉诚美西方买办身份早已暴露无遗。纵观李嘉诚的资本扩张史，就是一部与西方资本深度绑定的买办史。从早年与汇丰银行等英资企业勾结垄断香港地产，到近年加速抛售中国资产转投欧洲能源领域，其商业版图始终以服务西方利益为核心。实际上就是“吸中国血，壮西方膘”，所谓捐资助学做善事，确对社会有一定益处，但他的钱从何而来？是必须要问一问的，看问题要看实质，看主流，不要被一些侧枝旁流所迷惑。
此次港口交易中，贝莱德董事会成员包含多名前五角大楼高官，而李嘉诚家族却刻意强调“不涉及政治因素”，这种心虚的表态反而坐实了其“跪美”本质。更讽刺的是，他在香港暴乱期间一边派车为暴徒输送物资，一边刊登模棱两可的广告呼吁“止息怒愤”，其不该暧昧却始终暧昧的可耻态度暴露出其一贯的投机性与对国家主权的漠视。
“商人无祖国”？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企业家与国家关系”的认知分歧。李嘉诚的港口帝国崛起，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其早期投资内地港口时亦被视作“爱国港商”标杆。然而，当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冲突时，他选择“现金为王”而非共克时艰，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质。正如《大公报》锐评所言：“在大是大非面前，企业家必须选择立场——要么与祖国共荣，要么被历史唾弃。”
与此同时，国家更需警惕资本买办化。李嘉诚的“成功学”长期被包装为励志典范，但其发家史始终离不开对政策红利的攫取与对民生福祉的漠视。从盐田港“天价管理费”到囤地捂盘，再到关键时刻向美国出卖战略资产，其行为早已背离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此次事件警示我们：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必须打破“资本至上”的迷思，通过技术升级（如智慧港口）和战略布局（如“一带一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真正的爱国企业家，当如曹德旺、任正非般，将商业成功与国家命运深度融合；而那些唯利是图的买办资本，终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李嘉诚事件撕开了公众对资本、权力与国家关系的深层焦虑。我们既要反对将商业行为泛政治化的倾向，也要警惕资本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危险。我们需要从事件中超越情绪，重构商业伦理与国家利益平衡模式。
真正的爱国企业家，当如包玉刚、任正非般，在商业成功中嵌入家国情怀；而国家亦需构建更公平的营商环境，让资本在合规框架内实现价值，而非成为外部势力渗透的通道。唯有如此，方能在全球化博弈中守护经济命脉，也守护企业家精神的尊严。
最后我想说，评判一个人是否资敌叛国，从来与其所资是公还是私无关，只看其是否做了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
既然只管自己套现离场，落袋为安，不管包含绝大多数人利益在内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受损，那就不要怕大家唾骂。而且，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指出，如果继续执迷不悟，等待他的绝不止于舆论的道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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