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一
浙江沿海农村以发达的私营经济和激烈的社会竞争闻名。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塑造了浙江农村高度分化的村庄社会格局。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占据不同经济地位的农民，尤其需要通过社会交往和公开仪式来确认阶层归属。各个阶层在仪式性交往这个节点上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全新价值标准、交往规则和心理态度，共同推动了社会变革。浙江发达的工业化村庄一般会形成大中私营企业主、中层管理者和技术工人、普通工人的基本结构。农民之间的交往打碎了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越来越遵循市场社会的交往规则，越来越重视商业合作上的朋友关系。这种关系是高度建构性的，也是理性主义的，弥散在整个村庄社会中。
二
我在浙江省 Y 县的 H 村调查，发现农民对自己的阶层归属非常清楚，大致可以分为：富裕精英阶层、中等阶层和普通劳动者阶层。阶层之间泾渭分明，这种分化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速度十分惊人。农民认为，人们之所以占据不同的经济地位，主要由于"个人本事"有别。在这个工业化地区，谁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谁就是这个村庄的精英。村庄中最富裕的是村主任，他从20世纪80年代创业至今，在工业园区拥有大型加工厂。一个小企业主说："我哪里算什么老板，比农民工要好些，混日子罢了。"他家里有十几台机器，雇用了几个外地劳动力。村庄的陈副书记说："我在村里不算是富裕的，只能算是中等。"另一名干部也承认："陈副书记经济上是困难的。"陈副书记家里目前只有20台机器，雇用了3个农民工，自己则负责接订单和工厂管理。H 村的企业主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办企业，现已步入老年，子女大多数开始独立经营。
经济意义上的阶层主要通过收入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区分。在社会意义上，阶层主要通过消费、言语和仪式来体现，如住房、汽车、装饰、酒席，以及行为模式、公共参与等。在农村仍然存在的熟人社会环境中，仪式性人情是一种区分阶层的特定机制。一般来说，农民在人生重要节点上要举办酒席，通过"送礼﹣收礼﹣还礼"的过程来建构或确认人情关系。人情还有互助互惠功能，指的是客人拿实物或货币到主人家，减少主人家办酒席的负担。在传统社会，婚丧大事办酒席收到礼物或礼金，一方面是即时用到酒席上，另一方面是回收"人情债"。理解仪式性人情的变迁，便能理解农村阶层分化和农村社会关系模式变动的逻辑
不过这种传统仪式性人情的逻辑已经不再适合用于描述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在 H 村，最令我惊讶的风俗是不再收礼，因为这可以显示主人家"阔气"。在有的人家，主人与客人约定不再送礼，只要客人来了就行了，来了就是"看得起""给面子"，货币化的礼金反而不再重要，最终不再需要"送礼——收礼"这个仪式性人情的过程了。即使如此，主人家对客人仍负有必要的还礼义务，这是富裕起来的精英阶层所构建的重要的新习俗。我了解到，富裕阶层会摆出数百桌的高规格酒席，有的主人家还礼别出心裁——因为普通的礼包没有吸引力了，有一个老板为了与众不同，用的是100元连号纸币，1300份，共计13万元。
三
在 H 村，办酒席的事项一般有结婚、丧事、建房、小孩满月和周岁。通常来说，只有丧事是必须办酒席的。结婚原来是一定要及时举办酒席的，现在则可以拖，最终还可能不办，因为一些普通农户办不起。
酒席规模往往很大，档次也很高。这里以喜酒为例进行说明。农民收到请帖才有资格参加酒席，主动赴席是很尴尬的事情。一个中等阶层农户举办的酒席规模一般是10~20桌，规模最大的是村主任儿子结婚，席是在工厂里，举办多次，一共240桌。这主要是根据个人社会关系的发达程度，像村主任办酒席之所以多是因为朋友众多以及要请工厂工人喝喜酒，作为村主任还要邀请众多的村组干部和村民参加酒席。至于酒席档次，最低的是一桌1600元左右，这是农户自办的价格，如果到酒店办，则费用增加一倍。烟酒消费需上千元，按照当地规矩，要给每一个客人两包硬中华，价值80元，如果是富裕人家办酒，则给两包软中华，价值160元。酒水有白酒、红酒和啤酒，有高低档之分，一般至少要200元。主人家还要给客人回礼，一个礼包100元左右。因此一户人家办10桌酒席最低需要约3万元，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这是非常大的负担。
企业主黄某给我详细介绍了办酒席的新习俗和农民的心态："有钱的排场大点，没有钱的排场小点。"排场主要表现在酒席的规模、档次及相关仪式场面。对于参加酒席的人来说，"叫喝喜酒是看得起我"，对主人家来说，"你来参加酒席，就是看得起我"。不仅普通朋友关系不收取礼金，亲戚关系也不收。因为富裕农民不在乎客人送礼多少，"人家有钱能不收礼，我也不收"。而且大家已经形成"没有钱办什么酒席"的新共识。对参加酒席的亲戚朋友，主人家还会再贴几十元或100元红包，意思是"给你发发财"。
另一位企业主王某说："原来郎舅关系亲一点的，给礼金五千八千的，兄弟和朋友关系，一两千元，有条件的不收礼金。演变到现在，则是普遍不收礼金，有的人家把收过来的礼金退回去，有的人家约定好不带红包了。""我们几个办企业的，红包送过来，全额退回去。主人家也有加一点的，表示给你添麻烦了。客人往往说，你这么做，我以后也不能收钱。"新习俗就这样形成了。
退休干部张某认为，人情和酒席源于农村的攀比现象——这正是熟人社会发生阶层分化的结果。30年前，礼金就有几十元到100元，随后涨得越来越厉害。对于现在不收礼金的风俗，他认为是"阔气"的表现。客人高兴，但是办酒席的人负担很重。条件不好的撑面子应对，借钱办酒席，"人要脸树要皮"，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人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就是一种社会竞争压力，发挥阶层分化和阶层确认的作用。
普通农户老张讲了他经历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朋友过世，按照传统习俗，他去送了两条烟，主人家退800元，退了好几次，别人坚决要退，礼包里面还有100多元的东西，包括生活用品、一箱饮料和两包中华香烟。老张计算说，他从酒席中赚了340元以上（他的计算是：香烟80元＋回礼100元＋酒席消费160元）。"现在收礼金蛮不好意思，人家说闲话，亲戚之间也不再收礼金。上次一个叔伯兄弟的孙子满月，几个兄弟合买了一条金子20克，主人家根据黄金市场价还回5000元，他说，'过来了就行了'。"
四
不再收礼显示人情交往规则的改变，形成人情的社会排斥效应。没有钱就不办酒席，有多少力办多少事，酒席规模的大小背后是农户经济实力的强弱。
由于办酒席需要如此高的成本，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户不再办得起酒席，也难以在村庄内部赢得尊重，人情成为社会排斥的手段。富人在改变交往规则，追求"更阔气"的同时，形成了经济分化在社会层面的确认和富裕阶层主导的对中下阶层的社会排斥。人情交往变成了给主人家捧场，酒席变成了展示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是否"阔气"的仪式性场合。对于普通农户，要么"死要面子活受罪"，要么不再办酒席，"能拖则拖，能不办就不办"成为一种合理化话语。
浙江的人情习俗变迁很独特，这与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熟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有关。在上海，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户之间的关系已经高度陌生化，农户之间虽然也发生了高度分化，却由于不适用熟人社会的场域和规则，便没有办酒席方面的攀比。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攀比也不明显，这是因为阶层分化不明显，富裕农户进城了，即使难得回村也需要守村庄的规矩。珠三角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乡村也有熟人社会，但由于没有形成富裕的企业家阶层，也就没有高度的阶层分化，而且其农村宗族的结构对人情交往规则有强约束，因此也不存在人情竞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