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1000人，约占孟加拉和比哈尔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田赋搜刮并未因饥荒而减少，1771年的田赋净收额，甚至超过了1768年，而东印度公司的员吏，还趁机囤积居奇，大搞粮食投机，牟取惊人暴利。
以后，饥荒接连发生，田赋继续加重，到1792～1793年度，为数达300万英镑以上，几占公司在孟加拉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1760~1780年间，东印度公司用税收方式从印度劫回英国的商品，其值达1200万英镑。取得这些东西，公司未出分文。此外，东印度公司还用其他方式来进行直接掠夺。它强迫臣属于它的土邦签订“军费资助条约”，借以勒索贡赋。在这个条约下，卡尔那蒂克土邦王公从1763年起，被迫交出四个州的税收，以供养英国驻军，同时还要向公司缴纳巨额贡赋。
后因无力缴纳，公司员吏就迫使该王公出具借据，成为他们的债务人。这项“私人债务”的本息累积，到1769年达88万英镑，到1785年竟达4800万英镑。骇人听闻的债务，是由农民的税款来清偿的。因此，该邦农民遭到比过去更凶残的压榨。在拷打监禁下，他们甚至被迫卖儿卖女来上税。其他土邦，大抵如此。公司用各种方式直接掠夺来的总收入逐年增长。1757~1815年的五十八年内，英国从印度搜刮的财富估计达10亿英镑，平均每年约为1724万英镑。
马克思写道：“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这样，东印度公司商人最理想的、也就是对印度人民最恶毒的野心实现了。从印度夺取大量财富而不必用任何输入品或金银来抵偿。英国殖民主义者掠夺印度的血迹斑斑的罪恶史，是罄竹难书的。普拉西一战之后，印度人民的财富像潮水般地不断流入英国，给英国工业革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而凶横残暴的掠夺，则使印度人民日益贫困，使印度经济日益残破，使印度成为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人民的掠夺，其凶横残暴是历史上罕见的。仅就田赋一项来说，1765年度搜刮近82万英镑，1766年度近150万英镑。1793年度达300万英镑以上，1801年度则在480万英镑。三十五年间，田赋搜刮加重近六倍之多。这样惊人的田赋掠夺，东印度公司是怎样实现的呢？东印度公司在取得孟加拉的统治权之后，为了确保其对印度农民的田赋搜刮，先后在各管区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殖民掠夺制度。
1793年，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地区建立了固定柴明达尔制。关于柴明达尔制，早在莫卧儿王朝兴盛时期就已通行。十八世纪开始后，莫卧尔王朝日益衰弱，出现了如孟加拉承包田赋征收、占有部分领地的世袭包税人那样的柴明达尔。他们承包的税额，有一定规定，但并不“固定”。他们对其世袭领地，只是占有，但并非所有。到1765年东印度公司直接掌握孟加拉民政财大权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化。公司经常用公开“拍卖”方式，把原来的包税区转给愿意承包最高税额的人。
于是，许多旧柴明达尔就被更有财势的公司的印度经纪人和高利贷者所代替。形成一批对公司更忠诚，对搜刮更凶狠的新柴明达尔。在这个基础上，公司建立了固定柴明达尔制。按这个制度的规定，柴明达尔向公司缴纳的田赋额确定为1793年当年柴明达尔实际地租收入的十一分之十，其余十一分之一归柴明达尔自有。这个田赋额从此以后固定不变，包税区的土地确认为柴明达尔的私有财产。柴明达尔不但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其土地，而且可以任意增加地租和其他封建剥削。
由于这个制度的推行，农民从此失去了自古以来就享有的对其所耕土地的世袭占有权，变为毫无权利的佃农。1793年以后，公司继续用“迫卖”方式来推广固定柴明达尔制，到1815年，孟加拉有一半的土地，由搜刮不力的旧柴明达尔名下转入掠夺有方的新柴明达尔之手。在这批新柴明达尔封建地主分散管理之下，印度农村公社原来很发达的水利设施被破坏了。印度广大农民由于水利破坏、剥削加重而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印度的农业凋残了，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则因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培植了一批新地主作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阶级支柱；又把印度大量资金固着在地产上，以阻碍印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固定柴明达尔制实行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还在其他一些地区陆续施行了莱特瓦尔制、马哈尔瓦尔制、农村租佃制等殖民掠夺制度。这些制度，出现在本节涉及的历史时期以后，留待下节叙述。
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这百多年间，是英国工业资本侵掠印度的时期。作为英国商业资本重要代表的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二百多年间，除所谓的贸易之外，还对印度进行了惊入残酷的直接掠夺。这些都为英国本土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原始积累，大大加快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后，在商业上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只能从事与东方货物的转运贸易，是因为英国还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与印度和东方各国相交换，更不用说拿出自己的棉、丝织品来与质量优异的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竞争了。
十八世纪初，英国兴起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全靠关税壁垒保护，把印度的棉、丝织品关在英国大门之外，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在工业革命开始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毛纺织业还是英国的重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所用的机械，在1760年以前，差不多和印度的一样。但是，这时英国工业资本发展的条件日趋成熟，一系列的技术发明相继出现，工业革命在英国迅速进展，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地位。
当英国工业革命顺利进行，大量工业品生产出来的时候，为工业品寻求出路的任务就应运而生了。新任务要求可靠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这就使英国的独占贸易转变为自由贸易成为必要，使英国的殖民制度改变形式成为必要。商业资本在印度的专横垄断已经不合时宜。东印度公司日益成为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开拓商品市场的障碍。在英国议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东印度公司所采取的那种垄断性的掠夺方式日益不满，强烈要求对印度的贸易“自由”，要求改变“管理”印度的行政机构。
这倒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这时忽然“仁慈”起来，而是因为东印度公司那种独家垄断竭泽而渔的办法，破坏着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开辟市场、继续掠夺的基础。当北美殖民地丧失，对印度的统治和剥削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注意中心的时候，以国王和当权贵族为靠山的东印度公司虽竭力反对，但仍不免于1784年被改组。公司领土属地的民政、军政及赋税措施，须受国会的检查、监督和管制。但是，公司的董事会仍保留任命吏员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独占权分别被延长到1813年和1833年，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开始活动。
1786年，新任印度总督康华礼，执行工业资产阶级的意旨，改组了印度的行政组织，用文官制度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竭泽而渔的掠夺机构，用进行长远掠夺的租佃制来代替任意增加田赋的旧制度，建立了英国工业资本掠夺印度的新的统治秩序。所谓文官制度，即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一步加强殖民政权的官僚制度。它把东印度公司侵管的印度土地划分为各级行政区域，委派文官治理，税务、警察和法院的公司员吏，也由新委任的官员代替。用这个制度对印度进行牢固的统治和掠夺。
所谓租佃制，即英国殖民主义者其征服的印度领土上，为使其掠夺性的田赋收入更加稳固，并培植一大批新地主作为其统治印度的阶级支柱起见，在印度所施行的类似租佃关系的各式各样的剥削制度，即莱特瓦尔制、马哈尔瓦尔制、农村租佃制等。东印度公司于是变更办法，1820年在马德拉斯的大部分地区实行更有利于自己的莱特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在这个制度下，公社农民由公司直接控制，每一农户应缴的田赋额由公司直接确定。
在农民按期缴纳田赋的条件下，公司确认其对所耕土地的占有权，他可以出卖、转让或出租其土地。原属农村公社公共占有的荒地和牧场，全部转归公司，农民如要垦殖，须向公司增缴田赋。这样，农民实际上成了拥有土地最高所有权的英国殖民国家的佃农。所以这种制度又叫农民租佃制。在这个制度下，原柴明达尔一类的封建主的领地和包税权取消了，原公社上层分子转化而成的中、小地主的土地不动，原属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寺院的土地仍然保持，而农民的田赋负担，则比固定柴明达尔制更苛重了，田赋率曾高达农产额的45~55%。
以后由于施行困难，田赋率逐步减到产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仍然刮尽了农民的剩余产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孟买也推行了莱特瓦尔制。开初，田赋率定得很高，为每年净产值的55%，加以确定田赋额时又尽量从高估计产量，以致农民无法负担，许多人背井离乡，逃往邻近土邦谋生，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荒废。于是公司被迫从1835年起改变办法，按土壤等级来确定田赋额，并规定三十年不变。但是，土地的等级和地区田赋总额，仍由公司税吏武断决定，所以孟买农民所遭受的掠夺，仍然是很沉重的。
1822年，东印度公司在北印度地区的阿拉哈巴德、坎普尔、德里、亚格拉等地施行了马哈瓦尔制（亦译作“不固定柴明达尔制”）。按照这个制度，凡属柴明达尔的地产，向柴明达尔征收田赋，田赋率为地租额的83%以上；耕地归农民占有而由公社统一纳税的地方，则通过公社头目征收，田赋率为净产值的95%。公司税吏有权决定公社农民之间的税额分配比例，两个田赋率都不固定。这种制度既有柴明达尔制的因素，也有莱特瓦尔制的因素。
实施后，由于税率过重，难以推行，公司不得已从1833年起逐步重新确定各地区每块地产的田赋额、田赋率及其缴纳者，确认田赋缴纳者为地产占有人，田赋率减为地租额或净产值的三分之二，田赋额规定三十年不变。但由于税率仍然过重，又于1855年再降为地租额或净产值的二分之一。在英国殖民者专横的压榨下，北印度农民的土地也逐渐落入高利贷者、商人和投机者的手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东印度公司在新占领的旁遮普施行农村租佃制。
按照这个制度规定，公社仍为缴税单位，并确认公社农民对耕地的占有权，荒地和牧场虽归公社共有，税额仍由经收税款的公社头目向农民摊派，实行联保制度。田赋率最初定为总产额的三分之一，折合货币缴纳；不久减为四分之一，以后再减为六分之一。此外，还确认了封建主对其领地的私有权。这个所谓的农村租佃制，基本上保留了当地原来的传统制度，田赋率起点也较低，而且还一降再降。这是因为旁遮普农民一般聚居地在各具共同血缘的农村公社中，团结紧密，反抗力强，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有所畏惧，不敢过分猖狂。在人民团结一致，举起棍棒的地方，豺狼是记得疼痛滋味的。
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英国资产阶级在本国革过封建的命，是反过封建的，但是在印度他们就不反了。不但不反，甚而至于保留和扶植印度的封建制度。为了便于殖民统治和掠夺。他们采取种种形式来巩固印度封建关系，加强封建剥削。一系列残酷蛮横的殖民掠夺制度，就是这样产生和推行的。推行的后果，一面是千百万印度人民血枯膏尽、白骨遍野，一面是一小撮英国殖民者脑满肠肥，腰缠万贯；一面是印度广大土地荒芜、农村凋敝，一面是英国工业蓬勃发展、经济繁荣。
印度人民的财富既然通过这些制度滚滚流失，成了英国巨大的原始积累，印度本来相当繁荣的民族经济就难免不日趋衰落、无法振作了。柴明达尔制也罢，莱特瓦尔制也罢，不过是土地私有制的不同形式。土地私有制代替土地公有制，抽掉了印度农村公社存在的基础，加速了它的瓦解。同时，由于土地买卖的发展，大部分土地转入商人和高利贷者之手。
这样，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培植了一批支持自己的地主阶层，还把商业高利贷资本也引上了购买土地、进行封建剥削的道路，使其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以阻塞印度发展工业的道路。这些措施，都是英国工业资本为了更巧诈地掠夺印度人民而采取的，虽不同于以往那种竭泽而渔的方式，但就其对印度经济的摧残来说，却比以往更为深刻。尽管这样，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因为这些措施无助于解决他们的商品输出问题。
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工业革命已取得巨大胜利。但是，即使到了这时，英国对印度的贸易还是微不足道的。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满期，英国国会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独占权。从此，英国对印度的掠夺与摧残进入了新的阶段。英国工业资本正式掠夺印度的阶段。在英国工业资本掠夺印度的阶段，除承袭以往直接掠夺的方式外，倾销商品已成为主要方式。开初，当印度的纺织品还能在英国市场行销赚钱的时候，英国纺织品要向印度销售确实很困难。
为了给英国工业品侵入印度开辟道路，具有印度政治统治大权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竟在关税率上滥用强权，作出蛮横无理的规定：印度商品输入英国，课以70~80%的高额进口税，甚至禁止输入；同时却把英国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输入印度的关税率订为3~5%、毛织品订为2%，甚至给予英国货物以免税进口的特惠。
但是，印度既有自己的商品供应本国市场，英国商品向印度倾销总不那么容易；再说印度商品不能进入英国市场，总还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为了堵塞这些“漏洞”，英国殖民主义者又规定印度棉织品在制造过程中须缴纳重重叠叠的内地税：原料缴税5%，纺成纱后缴7.5%，织成布后缴2.5%，白坯布出售前染色，再缴2.5%。这就是说，印度棉织品在本国市场出售，总共要上17.5%的税。这样一来，印度的棉织品就更加无法同英国的棉织品竞争了。印度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的道路被堵塞了。那么，输出国外去吧，也休想。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此又用所谓“航海条例”来制止印度与欧洲或其他国家直接贸易。这样一来，印度工业品的出口迅速减少，而英国工业品对印度的输出则迅速增加，英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的优势，很快地树立起来了。仅以棉织品为例，1814~183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818万码激增至5178万码；而印度输往英国的棉布，则从1267000匹激减为306000匹。英国不仅从本国市场，而且从欧洲市场上逐出印度棉织品。随着印度纺织业的崩溃，千百万手工纺织者破产失业，到处流浪，转死沟壑。
1834~1835年，印度总督曾确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这一破坏过程，还可以从造船、五金、陶器、玻璃、造纸等工业方面看出来。总之，印度的整个手工业被英国工业资本破坏了。1840年，“达加城的人口已从十五万人减到三、四万人，草莽和疟疾迅速地侵占着这座城。曾经是印度的曼彻斯特的达加城，已从一个极繁盛的都市衰落到穷而且小了；那里的灾难的确是很大的。”印度的其他许多繁华城市，所遭浩劫，与达加城不相上下。
结语
随着繁华的制造业中心城市的破坏，千百万破产失业的手艺工匠、纺工、织工、陶工、制革工、熔炼工、冶工，除了挤到农村里去，实在无处可以谋生。但是，处于同一破坏过程中的印度农村，怎么能容纳得下这许多人呢？在富饶广阔的印度土地上，印度人民竟无谋生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