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黄维，很多人对他熟悉都是源自他在被俘后的“顽固”，尤其是一提到淮海战役，黄维就极为不服，还口口声声扬言，“要不各退二十里，再打一次？”
也正是他的这种“顽固”和拒绝改造，让他成了功德林里“冥顽不化”的典型，同样也是因为如此，导致他在1975年时才被特赦。
特赦后，黄维去了西柏坡，并参观了毛主席当初指挥三大战役的作战室，而在参观完毕后，黄维忍不住感慨，“国军该败，我黄维输的一点都不冤！”
一、被俘后最不想见两个人
1948年12月15日，随着双堆集被我军突破，负隅顽抗的黄维兵团土崩瓦解。
不过，在黄维的12兵团溃败之初，黄维一度差点逃出去，当时因局势混乱，黄维就尝试着乔装打扮后溜走。
而我军这边，派出了战士开始搜索逃兵，而在一小队战士搜索到距离双堆集不远的大周庄时，发现一个“大家伙”。
这个“大家伙”，是一辆坦克，不过当时这辆坦克已经损坏，就停在大周庄村口不远的地方。
凭着丰富的搜索逃兵经验，我军战士就判定，这一定是有国军军官想借助坦克逃走，毕竟小兵也混不上坐坦克出逃。
所以，既然坦克如今坏在了这里，那么这个国军军官大概率不会跑的太远。
随后，几个战士便以坦克为中心，开始分散搜索，而其中两名战士在搜索到附近的一块麦田时，老远就看到麦田里有个人影。
于是，战士们当即举起枪大喊“什么人”，而这身影原本想逃，结果看到我军战士手里的枪之后，马上就原定不动并举起了手。
走到跟前后，战士们问此人身份，只见此人吞吐半天才说，自己是12兵团14军的上尉司书。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黄维，在双堆集被我军突破后，黄维就和胡链分别乘坐坦克开始突围，为了能成功突围，黄维还专门跳了一辆 新的坦克，而胡链则坐的是一辆旧坦克。
由于乘坐的是坦克，在最初，还真让黄维撕开了一个口子。
但让黄维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这辆新坦克，却在半路上“掉链子”坏了，而胡链的旧坦克反而没事。
最终，胡链逃出包围圈，黄维则被俘。
而在被俘最初，黄维说自己只是一个上尉司书，问其他的死活都不开口，就这样，黄维被送到了我军的营部。
在这里，黄维依旧称自己只是个上尉司书，名字叫方正馨，而对于其他问题，黄维拒不回答。
但当时负责审讯的我军干部，第一眼看就感觉眼前的这个俘虏不像是一般人，并且，在回答问题时，往往想半天，还前言不搭后语，这就更让我军干部怀疑此人的身份。
刚好，当时我军中有一个解放战士，原来当过黄维的马夫，而把他请来确认后，他十分坚定的说，“这人百分百就是黄维”。
有了这名解放战士的指认，黄维再抵赖也没有意义了，最终他十分沮丧的回答，“我就是黄维”。
而在被俘之后，黄维每每提起淮海战役，都相当的不服气，他始终认为，自己输的太冤，不仅如此，他对曾经的两个国军同僚恨到了极点，甚至余生都不愿再见面。
第一个，是曾任国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槐，在黄维看来，郭汝槐是“共谍”，但老蒋对此却不相信，还对郭汝槐言听计从。
这就导致，国军任何的作战计划，完全成了透明的，所以国军才会处处被动、处处挨打。
黄维不愿见的第二个人，则是廖运周，12兵团被围后，黄维曾制定出一个较为完美的突围计划，试图借助自身优良装备的优势，强行突破出去。
而当时，我军包围圈虽说已经形成，但立足尚未稳，所以若是黄维强行突围的话，还真有可能被其突围成功。
关键时刻，廖运周起到了重要作用。
廖运周在当时担任国军110师的师长，而他另一个身份，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因此，在黄维把突围计划告诉他后，他敏锐的意识到，黄维是有突围成功的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廖运周当机立断，向黄维提出自己愿意担任突围的先头部队，对此黄维十分高兴，当场表态，“要什么给什么，坦克榴弹随便挑”。
就这样，廖运周带着110师开始“突围”，实际上，他已经与我军取得联系，决定直接起义了。
最终，廖运周顺利的抵达中野阵地，而黄维这边还被蒙在鼓里，依旧等着廖运周“胜利”的消息，等他知道真相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突围时机。
这件事，令黄维对廖运周始终记恨在心，多年后，黄维与廖运周碰面，即使过去了那么久，黄维还是对廖运周怒目相视。
二、拒不接受改造
进入功德林后，黄维相当的顽固。
在他心里，自己在战场上的失败，责任不在他而在于其他人，因此他就十分不甘心，带着这种情绪，他拒绝接受改造。
并且，他还相当不服从管教，面对我军的管教人员，要么是沉默不语，要么就大放厥词。
比如当时功德林里有个规定，要求战犯读一些指定的书籍，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大部分人都能认真去读认真去写。
像杜聿明，就在那一段时间拜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读完后还写了万余字的心得，言辞之间极为诚恳。
而黄维呢？他根本不看，并且，还在纸上写下了“虎落平阳被犬欺”之类的话。
带着极为顽固的态度和不甘心的情绪，黄维成了功德林里的“典型”，但随着几件事情的发生，黄维“顽固”的心态，也开始有了一定改变。
第一件事，是关于他的病。
众所周知，常年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人，大部分身体都不太好，毕竟精神高度紧张以及压力过大，很容易让人得上各种各样的病。
比如杜聿明，就有肾结核、胃溃疡等多种病症，而黄维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1952年时，黄维的结核病突然发作严重，一度身体水肿得厉害，甚至还被送进了医院紧急抢救。
而当时的他，几乎都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了。
与此同时，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当时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还依赖于进口，而就在黄维都准备放弃希望时，周总理却表示，“务必全力救治”。
为此，周总理还派人带着黄金去香港买药，而我们都知道，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但即便如此，还是不断买药，最终让黄维脱离了生命危险。
经过前后长达四年的精心治疗，黄维的结核病基本得到根治。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让黄维十分感动，在改造期间，黄维以及其他国军将领每天的餐桌上，从来都有牛奶、鸡蛋和肉，为的就是保证他们的营养。
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同样也是如此。
到了黄维被特赦后，他才知道那三年国家是多么困难，包括毛主席当时为了节约，还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由于营养不够，毛主席甚至还得上了浮肿病。
不仅是毛主席，当时在功德林的管教人员，也因为营养摄入不够造成浮肿，最开始黄维还疑惑为何管教人员越来越胖，等知道原因后，让他极为触动。
而在亲身经历和看到这些事情后，黄维思想开始了转变，虽说他还是很“顽固”，但不再像之前那样与管教人员对着干了。
三、特赦后的特殊要求
1975年12月，黄维被特赦，不久后，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担任文史专员。
不过，虽说被特赦了，但黄维对当初淮海战役的失败心里还是“有疙瘩”，于是，他就向上级提出了一个有点“荒唐”的申请。
什么要求呢？就是想去看看当年毛主席的作战指挥室。
刚开始，他的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批准，而黄维也“发挥”了他固执的特点，开始一次又一次提出申请。
最终，他的这个申请被毛主席知道了。
毛主席在弄清黄维的要求后，当场就笑着表示，“这个要求可以满足嘛，让他去，去西柏坡看看，免得别人说我们“小气”。”
就这样，黄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西柏坡。
而当他在西柏坡参观一圈之后，映入眼帘的一切让他久久沉默不语，一直到出来后，他才问工作人员，“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指挥作战的地方？”
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这里的一切，与黄维想象中差别太大了。
在来的路上，黄维曾想象过毛主席指挥作战的地方是什么样，或许没有国军那样的豪华，但起码也是个恢弘之地。
但他实际看到的，却是一间间跟农舍差不多的屋子。
而屋子里的摆设也十分简单，除了普普通通的桌椅板凳外，再无他物，若不是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毛主席当初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黄维还以为到了哪个农民的家里。
但就是在这么一个普通甚至有些简陋的地方，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着解放军战胜了人数数量和装备皆占据优势的国军部队。
直到这一刻，黄维才真正地明白，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关键不在于装备和人数，而在于人心所向。
事实上正是如此，比如淮海战役，陈毅陈老总就评价说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有了我军最终的胜利。
明白这个道理后，黄维忍不住就感慨，“国民党该败，我黄维输的不冤”。
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而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黄维位列其一，不仅如此，黄维还被安排为伟人守灵。
守灵期间，黄维内心悲恸，这一刻，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来在52年前的上海，还是毛头小子的自己，在被毛主席面试的那个下午（当时毛主席担任黄埔军校招生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