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孩子在背诵古文《智子疑邻》,当他背到“邻人之父fǔ(第三声)”的时候,我发觉有些不对劲,因为我小时候背诵这篇课文,老师教的是“邻人之父fù(第四声)”,而不是第三声。
我觉得奇怪,急忙查字典,发现现在的字典里确实有第三声。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也查过这个“父”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拼音,就是“父fù(第四声)”。
这个第三声的“父fǔ”,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不清楚。
可是依照字典上的解释,“父fǔ”作为名词,是对老年男子的尊称。还举例: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奇葩的是,“父fù(第四声)”作为名词,也同样举例:祈父,予王之爪牙。——《诗·小雅·祈父》。
我就不明白了,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说“江东父fù(第四声)老”,难不成现在要改为“江东父fǔ(第三声)老”不成?
再者,同样是古文,《诗·小雅·祈父》中读fù(第四声),而《项羽本纪》中却又读“父fǔ”,其实这两篇小古文中的“父”字,本意都是年老的男子。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古代并不存在拼音,都是代代师承(私塾老师教学生读书),注音范本是民国才出现的。
而古代书籍上出现的一些“错别字”,其实就是这种口口相传教学的方式,导致出现了错别字。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对这种奇怪的错别字现象进行了标注,他认为古人的文字“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假借”是指“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这个“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我来解释一种现象,老师让学生听写或者默写的时候,学生想不出那个字是什么,是不是会用类似的字,或者同音字去填充?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
《说文解字》中并没有“通假字”的说法,只是对文字的发明来源进行的解释。
在清朝之前,同样没有“通假字”这一说法。拼音其实就是民国才出现的,为了便于小孩子认字,而用一些符号结合汉字的读音,进行了编译,这就是汉语拼音的由来。
谁要是能够找出一本清朝或者清朝以前的古籍书,上面是有注音的,我就服他。
1918年,民国政府公布了“注音符号”,这是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拼音方案,于是民国开始,便正式有了汉语拼音。但是这种注音符号,非常晦涩难懂,建国之后才通过英语单字,改成简单易懂的“bpmf”,还分出了声母和韵母。
民国时候可没有声母和韵母这个说法。这种改进确实很好。
说个笑话,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师专毕业后去教小学一年级,开口就是“b(比)p(批)m(唉母)f(唉府)”。
他愣了,学生也愣住了。
现在不学“拨泼摸佛”了,就改成“啊波吃的”。
这叫与世界接轨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懂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文言文中的“通假字”,是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另一个字的现象。
20年前,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与一个九十岁老头子进行探讨,他解释说小时候上学(民国时候),也问过老师,为什么古文上会有错别字,老师的解释是通假字。
从古至今,默认的就是那种读音(老师口口相传的,老师读一遍,学生跟着读),理解古文,是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的,不会针对某个字,单独拎出来理解。至于字是哪个字,似乎变得并不重要,只要理解通篇古文的意思就行。
这种单独拎出来理解某个字的现象,只有现代才出现,其实就是教育上的一种弊端,让学生钻牛角尖。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通假字”,无从稽考,但“通假字”这个概念,是民国有了注音之后才出现的,是民国修订课本的编辑们,对古人错误的一种遮掩,美名其曰“通假字”。
“通假”就是“通用、借代”的意思,即用读音或字形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
《木兰诗》中的“对镜帖花黄”,“帖”(tiē)通“贴”;《桃花源记》中的“便要还家”,“要”(yāo)通“邀”,邀请。
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同样一本书,在不同时期的刻本中,某个文字读音相同,但文字却不一样,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当然,有时候甚至读音不一样,但文字类似,比如“锡”和“赐”,这种现象存在于宋朝之后的刻本中,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排字的师傅在偷懒,找不到那个字,就随便用一个类似的字代替,反正看书的人,能够看明白就行。
四大名著中,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我相信老罗、老施,老曹他们的手写版本,肯定有错别字,但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
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指出: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
第一个人这样写固然是前面所说的写了别字,但后人都这样效仿以后,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曾经有一个语言类教授痛心疾首地说过,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字和文化,已经被某些人篡改得面目全非。
我不知道“父fǔ”字的第三声是怎么来的,但我肯定绝对是“江东父fù(第四声)老”,而不是“江东父fǔ(第三声)老”。
某国母级别的歌星唱过“父fù(第四声)老乡亲”,绝对不是“父fǔ(第三声)老乡亲”。
我认为现在的那些专家教授们,可以谢谢了,别再残害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