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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49位嘉宾,20小时1200分钟,数万在线观看……自2024年12月26日启动的“政治学·新知”跨年演讲至2025年1月4日落下了帷幕,从最开始的坚持、到中期的期盼、再到尾声的不舍,“政治学公开课”营造的学术共同体氛围,递送的思想洞见,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探索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不仅让听者都感受到了光,也在学术圈涟漪层层,持续热议,并且从政治学届扩散到其他新文科领域。

1月4日最后一讲,豪华阵容的6名嘉宾驻场收官。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文胜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杨雪冬、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振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庞金友各抒己见。

尽管因为学者档期原因,主题和关键词不免与前数天的嘉宾相同,但如嘉宾《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提出的“人文学科本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来回答真理”,本场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置于更大坐标系中,走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身的研究框架路径,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视野、文明互鉴视角,更甚从华侨华人范畴,以更宏大的关怀绘就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写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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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文胜与部分嘉宾腾讯会议室截图

“需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角”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求的同时,也强调了“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对于这点,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庞金友在讲座中强调了对时代背景认知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体系的现实语境、原初动力和价值旨归。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正面临着怎样的时代格局呢?“新形势、新要求”有着怎样的变化?或者说,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怎样的中国崛起、发展中应该避免的问题?

*五大领域正在全面瓦解,经济不平等是元凶

压轴出场的庞金友具象化地阐释了“新形势”的时代背景,将当前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细化为五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技术。这是庞金友团队所作研究依据的前提基础。他认为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的困境。根据厄尔·怀松在《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一书中的观点,西方世界一直引以为豪的橄榄型或纺锤形社会结构已然消失,中产阶级迅速萎缩。当前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双钻石型格局。经济不平等的直接后果是政治极化的加剧、财阀政治的抬头、民粹主义的泛滥、身份政治的崛起和政治信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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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技术五大领域的冲击

关于这一点,关注着全球政治风向变化的吴志成在讲座中提及了1月20日即将就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将他的第二次上任作为下一阶段政治变化的标志。他认为,特朗普的就任大概率会导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重来;因强调“美国优先”和反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国际合作意愿会下降,并使得经济全球化减速。整个世界都可能面临一个相当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在分析特朗普上任事件时,庞金友给出他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激进的政治掺杂了太多情感、情绪等非理性元素,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再加极化政治,让传统政治面目全非,风雨飘摇。

同时,作为次生问题的移民浪潮,它的到来改变了移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口机构,引发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了多元文化的困境。传统观念复兴、后物质主义普及则加强了反智主义的泛滥。技术方面,数字巨头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从数字垄断到权威重构,从议程设置到政治操控,从言论约束到思想控制,它们已经在实质介入政治生活。“西方现在日益走向了一个没有思想的世界,而始作俑者就是这些掌握数字技术的科技巨头。”

*现行体系本身的不合理性呼唤理论更新

从事全球治理研究的吴志成则一语破的,他说,“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总体来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然而,全球治理体系理论本身并没有反映这种新变化、新格局,因此代表性和包容性非常缺乏,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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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

吴志成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滞后。当下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机构都是由西方大国主导建立,或者是按照他们的理念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也导致了现行体系的主导国家必然打压新兴国家提出来的新治理的理念、标准、模式和要求,以维护西方对于全球治理的既有主导权。同时,从理念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的全球治理理念也不能适应当今治理实践的需要。难以把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的多样文化和理念包括在其中。而在实际效能上,又不足以应对全球化。在地球村时代,在面对新问题、新领域时还存在着制度真空和治理盲区。

*理论本身正经历着范式革命的洗礼

与第七讲嘉宾郭定平从中国政治学学科自身成长的角度界定政治学范式转化的角度不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则同样从全球视角对政治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分析。他说,以前我们讨论的范式变革,更多是从时间维度、历史性的角度出发,不同的时代会有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如果把全球作为方法,就是在共识性的程度上讨论,对所有的国家都适用。杨雪冬指出,“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这场研究范式革命并不发轫于单一国家。而是政治实践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各国的治理体系都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跨边界等的复合挑战,这些跨边界的问题无法依靠单个国家解决,所以这种全球治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普遍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政治学原理性的知识更新不是从某个国家出发的,更多是从全球的角度出发。用一个时髦的话说,“那就是把全球作为方法”。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制度就像被放在一个无影灯下,它的缺点与优点都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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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分析,从全球视野看,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中国理论的崛起“正当其时”

借用杨雪冬在讲座现场的发言,嘉宾们也都普遍认为,正因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应、也需,并且正在贡献自己的一些实践经验。

*中国理论是回应时代的必然、必要、必需

庞金友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理论逻辑的必要、现实逻辑的必需。一方面,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变迁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链条。180多年前开始,中国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显然已经深度融入了现代世界文明的进程。中西在互动中彼此融通,在融通中共同进步。面对当下世界政治局势、政治发展遭遇的危机和挑战;面对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的经历和75年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需要全面梳理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刻画中国现代化的气质特征,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本质需求。

对此,嘉宾们认为,中国的实践很好地回答了“时代之问”。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庞金友指出西方现代化理论具有共同特征,它们都回答了五大问题,即驱动机制、道路选择、实现方式、价值目标和制度保障。而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背后也暗藏着对驱动机制、道路选择等五大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七条本质要求,实质是在解释中国未来将走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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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解释中国未来将走的现代化道路

*政治学范式出发的中国智慧之答

从政治学范式出发,杨雪冬则认为当今的政治学必须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治理挑战下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或者说,治理规模、治理问题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开放性是否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机制的不同和改革的调整方向?第二,在开放条件下,协调发展、治理、安全三者关系的路径是体制性的,还是机制性的?第三,如何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纳入政治考量之中?

基于中国的经验和历史,杨雪冬认为中国给了答案。第一,从国家“最小化”的政治价值,到国家“有为”的政治价值。第二,从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到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第三,从基于“分工—分权”的国家治理到基于“集中—协同”的国家治理。第四,从以制度为中心的国家到以“人—制度”互动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第五,从以国内为关照的单一中心治理到“国内—国际”互动为关照的多中心治理。第六,从政党作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到社会利益的“整合—引领”机制。无疑,这也是中国智慧回答时代之问的尝试。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正开创中国学派

郭树勇则直接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的观点。作为国际关系学专家,郭树勇始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帮助人类走向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强调国际关系学是大国之学,因为大国对于世界和平的责任更大,拥有着缔造和平的实力条件。纵观19世纪以来的历史,郭树勇细数,恐怕只有三个大国拥有和正在拥有比较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即英国、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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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正在形成

英国学派作为开启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学派,它总结了英国治理欧洲和平、世界和平的经验,提出了以国际社会为核心的概念体系。而美国学派则对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验和部分的权力和平转移等进行了新的总结提出了以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国际身份等位重要代表的概念体系。

反观正在形成的中国学派,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的进程中,不断提倡进而逐渐完善、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自主性知识性体系的主张。习近平外交思想给新时代中国学派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中国学派,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观察21世纪国际政治的视野,同时也希望超越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局限,以弥补理论不足,提出建设新的大变局形势下的世界和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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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指出,中国学派会弥补英美理论不足,提出世界和平之道

*世界不能就单一理论达成普遍性效果

中国实践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显然能够成为世界理论的有效补充。杨雪冬回顾了近现代时期美国作为政治学原理性知识更新的策源的历史,参考著有《论美国民主》一书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他看到了近现代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此为案例讨论了“民主会带来什么后果”,从而构建了新的政治科学。后期,《联邦党人文集》围绕“联邦”的政治学原理性知识,提出政治规模的重要性,更新了政治学原理性。

当然,正如学者施密特曾说,在美国,这些政治学的原理性知识都是在基于美国的优势中形成的,比如趋同性命题、不对称性命题、依次性命题、专业化命题、效率命题、普适性命题。杨雪冬认为,美国经验是一种非历史性,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任何一套原理性的知识可能都会有局限性。所以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它所产生的知识并不必然是普遍性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治学发展中由于受学术市场竞争、职业岗位岗位竞争的影响,过度追求一些时尚性的东西,所以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虽然流行一时,但往往难以经受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

中国政治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进行学理化总结,从中提炼出公理性知识,给浮躁变动的社会提供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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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它所产生的知识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知识

文明互鉴是与世界开放共赢

时代之变是客观现实,作为正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中国,总结自身经验回答时代之问、回应时局之需,是大国担当。然而,无论是范式转变还是学派建立,无论是立足全球治理还是摆脱西方理论困境,这些努力都是复杂而漫长的。本场讲座嘉宾也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射到文明互鉴的“开放性”问题上,提出在文明互鉴视野下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振江选择华侨华人这一既具国际移民普遍特征同时又富有中国特色的群体,以他们在国外国内的研究队伍为例,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过程中的“内”“外”进行了独特分析。他指出,具有“中华根性”的华侨华人本就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话题;华侨华人的“在地性”把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联通,展开了交流互鉴的可能和机遇;华侨华人的“全球流动性”一方面显示他们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但有“家国情怀”的执着,还应具有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

“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以及其研究群体,提醒我们要建构的不是中国政治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的素材来自中国,但理论的指向应是整个人类。”

《新华文摘》编辑胡元梓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从“可信性问题”角度论述中国自主性知识理论的“开放度”,强调学者要将真实事物发展变化的真实过程描述清楚,具体可从“体相用”结合回答真理及其过程。所谓“体”即内容,“相”是形式,即用适当的形式、适当的话语体系、适当的理论去研究真理和过程,“用”则是指研究的问题要有社会价值和理论价值。

每个学者、每个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根本,立足于学术觉悟,贡献学术智慧,强化学术共同体。从学术觉悟引申出来,除对自身研究领域的认识,还必须了解学科在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更要知道在他国的研究状况。不只是政治学,所有的学科都要善于把他人的研究领域、他人的学科、他国的东西学过来。这也是开放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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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江(左)、胡元梓(右),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杨雪冬借用陈寅恪先生所说,认为要做学术研究的“预流”。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时代的新潮流。在政治学研究中,尤其要破除“三个”中心论的认识束缚,即“中国中心论”导致的心态“自大”,“西方中心论”带来的学术自卑,“方法中心论”诱发的视野“自闭”。

不过分强调中国例外论,从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到避免“中国中心主义”,庞金友也认同这是我们在构建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过程中应该注意回避的误区,并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务实的立场,营造开放共赢的心态。同时,确立古今中西的定位,借助比较研究的视角,在“看懂西方”的同时也得让世界“看懂中国”。坚持文明互鉴的价值趋向,放弃狭隘的文明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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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公开课”微信公众号在1月5日刊发的“圆满落幕”报道,目前八期演讲实录都可在该微信的视频号上回看,欢迎登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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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文汇讲堂工作室为本次跨年讲的媒体支持,在2025年元旦启动的“三端合一”的“上观App”客户端上,“文汇讲堂”栏目发布了8篇观点报道,和年前的一篇预告,加上本文,共有10篇报道,欢迎阅读指正

1929年,杜威受邀在爱丁堡大学做演讲,他给出的最初的题目是“停止寻求确定性”,后来成了他的名著《寻求确定性》的底稿,杜威质疑古典哲学构建的永恒不变的世界,提倡用实验探求相对的确定性和安全性;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九十冥诞的文章中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杜威对传统的否定,毛泽东对中国的定位,在今天成了榜样和目标,如同演讲嘉宾分析全面改革时所说,“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自主知识体系,“也不是为了建构而建构”。当原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由内生动力破茧而出时,大家再来回望,在21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间分水岭上,这场跨越了2024—2025年的“政治学·新知”跨年演讲,该是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无论怎样,这场超长版分享里,已经记录下了中国政治学者们开拓与努力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