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特务头子”康泽被转押到了功德林监狱，此时的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所谓的“气节”，坚决不低头，甚至还以这一“气节” 劝说旁人。
一日，康泽鬼鬼祟祟地溜达到杜聿明的身旁，压低声音，故作深沉地“劝诫”道：
“身为黄埔学生，我们得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1963年4月，康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四次特赦名单中，重获自由的他，在翻阅报纸时，无意间瞥见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竟激动得当场晕厥过去。
这究竟是一篇怎样的文章，竟能让一位曾经的“硬骨头”如此动容？
被俘时，躺在死人堆里装死
1947年7月15日，解放军对康泽司令部发起了最后攻击，康泽误以为西门无事，便将大部分兵力调至南门增强防御。
他万万没有料到，王近山直接采取了“猛虎掏心”的战术，果断下令——撤山攻城，直捣西门。
待解放军强攻西城之际，康泽才意识到：“糟糕！又中了那‘王疯子’的计了！”
看着如“洪水”般的解放军，康泽大惊失色，只好继续负隅顽抗，等待援军的到来，殊不知，援军早已在途中被解放军拦截设伏。
这时，胡学熙找来了一套士兵服，递给了康泽，劝其趁乱逃走，毕竟眼下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说罢，康泽气愤地将士兵服丢在地上，胡学熙无奈地摇了摇头，不再劝说，丢下他转头逃命去了。
经过激烈战斗后，国民党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此时，刘、邓首长给王近山发来急电：
“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算全胜！”
接到命令后，战士们开始全力以赴地搜捕康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傍晚时分，仍未发现康泽的踪迹，战士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之后，在康泽一个贴身随从的带领下，战士们发现了一条隐蔽的地道，并在地道尽头的一个洞内，从死人堆中找到了康泽。
被拖出洞外后，康泽索性躺倒在地，开始耍起无赖，无论战士们如何呼喊、威胁，他都一动不动，一位指挥员大声喝道：
“康泽！快起来！”
“别以为躺在地上就能躲过一劫？少在那装蒜。”
“告诉你，再不动弹，就让你知道拳头的滋味！”
听到这，康泽也不再耍无赖了，乖乖地站起身来，嘴里连连喊道：“我投降！我投降！”
他明白，自己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现在战事刚刚结束，保不齐这些解放军战士们杀红了眼，自己小命直接交代到这，显然是划不来的。
上一秒康泽还给蒋介石去电表明“生决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下一秒在被押到司令部后的第一句就是：
“请问，贵部有没有医生？给我看看我这膀子，别不是残废了吧？”
战后，康泽虽然交代了一些情况，但对于自己下令向解放军和民众发射黄磷毒气弹的罪行却避而不谈。刘伯承脸色铁青，怒斥道：
“你知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不知道烧毁民房是有罪的？”
面对刘伯承的怒斥，康泽低着头，不敢直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我有罪，我有罪……”
襄阳失守后，蒋介石为了掩盖败绩，谎称“康泽为党国牺牲”。结果不久，就被中共新华社啪啪打脸，并公布了康泽被俘的消息，使蒋介石脸面尽失。
蒋介石的“宠臣”——康泽
众所周知，蒋介石的身边有两个“宠儿”：一位是负责外部情报搜集的戴笠，另一位则是专攻内部情报的康泽，两人有着“康戴二公”之称。
而且，两人还有一个随时觐见蒋介石的特权：不用登记、不用汇报，随时可见。即便是宋美龄在，两人也可自由闯入。
早在黄埔军校期间，康泽就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年的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报考了黄埔军校。
或许是出身贫苦，见惯了底层人民的苦苦挣扎，成就了他刚强的性格和朴实的态度。
这天周日，康泽没有休息，独自一人来到了教室里读书，正巧蒋介石走进了教室，他惊讶于休息日还能有人在这里用功，从此，康泽便在蒋介石的心中，打下了一个“好学生”的烙印。
而他也没有让蒋介石失望，在“反共”中，尽心尽力，成功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与信任。
1932年，国民党成立了“复兴社”，该社的口号就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那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复兴社下设三个分支，其一乃“政训”体系，该体系由贺衷寒负责；其二则是“特务处”体系，由戴笠负责；至于其三，则是“别动队”体系，由康泽执掌。
而“别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共”，深入苏区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有的甚至会乔装打扮，秘密进行活动，让人防不胜防。
“别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实力”和武器装备上面却是一顶一的，破坏性极大，蒋介石甚至曾下令：
“为保证别动队执行任务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与康泽也算是“互相成就”了，蒋介石将其视为“忠臣”， 康泽则将其视为“至尊”。
在国民党内部，曾有这样一首“颂歌”，该“颂歌”的歌词出自康泽之手，充满了对蒋介石的赞美和敬仰，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如此一来，康泽自是不会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四处耀武扬威，在党内结了不少怨。
这天，康泽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拆开后发现字里行间尽是对自己的谩骂、嘲讽，但又找不到寄信之人，只能干瞪眼生闷气。
解放战争爆发后，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派往襄樊作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襄樊一带战略位置重要，势必要委派一个心腹前往。
但却把康泽给愁怀了，康泽虽是黄埔军校出身，但毕业后基本上一直搞情报工作，缺乏实战经验，他的战败也是在意料之中。
正如白崇禧所评价的那样：“康泽，特工出身，没军事经验，又没军事常识，却被委以重任，难怪老蒋垮台！”
一篇毛主席的文章，激动到不省人事
康泽被俘后，被押送到了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的收容所，被关押期间，康泽常常是一言不发，心情也是跌落到了谷底。
康泽担心，自己并未向保证的那般“杀身成仁，为党国牺牲”，而是被解放军俘虏，这样是否算“不忠”？
这样的话，自己的妻女又会被蒋介石如何对待呢？最令康泽担心的一点，还是解放军对自己的处置问题。
毕竟自己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而等待自己的，必将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1949年5月，康泽被转押到了功德林监狱，此时的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所谓的“气节”，坚决不低头，甚至还以这一“气节” 劝说旁人。
一日，康泽鬼鬼祟祟地溜达到杜聿明的身旁，压低声音，故作深沉地“劝诫”道：
“身为黄埔学生，我们得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没多久，这种“气节”便在战俘营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双方争论的辩题就是“何为气节”？
有人认为，所谓“气节”，就是绝不投降。此言一出，当即引来了旁人的攻击。说这是“愚忠”的表现，是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的表现。
康泽越听越如坐针毡，字字句句直指问题的矛盾所在，此后，康泽也不再“好心”劝说旁人了。
在功德林中，康泽也常常是独来独往，不愿与人交谈，也不积极主动学习，引得大家说他：
“学习落后者，康泽也。”
实际上，在国民党内大部分的骨干将领对戴笠和康泽都是嗤之以鼻的，打心眼儿里就瞧不上这俩人的作为。
同样的，康泽在国民党内也威风惯了，即便是被关在了功德林，也时刻端着架子，对于邱行湘的招呼那是视而不见。
不久，两人便在打饭时，爆发了一段激烈的争吵，差点大打出手，引得旁人出言怼道：
“康泽，你难不成还想顶着你这‘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一次，康泽突发心脏病，工作人员迅速将其送去了医院救治，而医护人员也并未因他的身份而对他冷眼相看，这让康泽既感动又愧疚。
渐渐地，康泽转变了思想，开始积极接受改造，尤其是在外出参观学习后，康泽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被俘后，康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转不过弯来，内心满是对蒋介石的“愚忠”；现如今，他在真理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积极接受改造。
并开始着手于写“复兴社”的史料，毕竟从创建到实施康泽都在场，据传，康泽写的史料，高达3000多件，被称为“功德林材料库”。
1963年4月，康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四次特赦名单中，重获自由的他，在翻阅报纸时，无意间瞥见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竟激动得当场晕厥过去。
那是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其内容是毛主席对国民党战俘的处置。
毛主席认为，对待反革命分子，有的是办法，但只有“杀”这一条路吗？显然不是。
杀了俘虏，只会得到一个坏名声；而不杀，不代表他们没有罪，而是应当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出路。
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对人民、国家，都是有利的，都是一个正面影响。
康泽被毛主席的这番话所深深震撼，他切身地意识到共产党是宽宏的，是伟大的！也明白了为何国民党在共产党面前会输得一败涂地了。
而后，康泽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撰写了众多文章和史料。1967年，康泽于北京病逝，终年63岁。
结语
国民党在共产党面前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理念与政策上的。共产党的胜利，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民利益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