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昭宇
冬日暖阳洒进屋内，棕红色的木质书桌上，满是著作、报刊、手稿。灰白色的铁皮书柜里，党史专著整齐码放，书页间夹着各种颜色的便签……原总后勤部干部轮训大队政策理论教研室教授、知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见图，张升摄)，2011年退休后，继续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忙碌了10多年。
初见邵维正，他虽着便装，依然精神抖擞、一丝不苟，一眼可见军人的严谨作风。
摆在桌上的《中共一大史》是邵维正2024年出版的新书，细细读来，字里行间却不乏他过往研究的影子：“中共一大的召开”一章，正是源自40多年前的那篇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说起那段考证往事，邵维正兴致盎然。
1979年，邵维正被借调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撰写，发现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人数还没有定论。“必须考证清楚再落笔!”邵维正说。
走访历史亲历者，翻阅当时的出版物……邵维正和同事们综合分析，考证出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是7月23日，参会者是13人。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结论，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邵维正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书架前，用两只手费力地“搬”出一册“大部头”——《中国共产党90年地图集》。
“研究党史离不开地图。”邵维正说，“最难考证的是省界和边境，每一处都需要有关部门核实、审定。”这个“大部头”历时6年才出版。
这些年，邵维正严谨求实，主编、参编著作60余部，发表文章200多篇。
“那几本是学术著作，这一片是通俗读物。”邵维正继续介绍，“写群众喜闻乐见的党史读物，是我应尽的责任。”
世纪之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封面上印有四个大字——“文图并说”。这本书广受读者欢迎，连续7次重印。从实证研究到通俗读物，当时已经年过花甲的邵维正决心转变写作思路，探索党史的通俗化、大众化表达。
“不只是加几张配图那样简单。”邵维正说，通俗读物得根据不同读者，探索不同编排思路，激发阅读兴趣。
退休后，邵维正关心更多的是青少年学习党史的情况。
“红军长征中怎样用鲜血绘就‘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的？”……《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用一连串生动形象、趣味盎然的提问串起党史上一件件大事，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讲述党史故事。2020年，丛书发行超100万册。
随着丛书热销，邵维正收到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信中反映，丛书一套6册，有的孩子整套购买有经济负担。邵维正决定把6册书压缩成1册，出版《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精编版)》。
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学习党史，这些年，邵维正陆续向院校、农村等捐赠了2000余册党史读物。
如今，邵维正一边研究党史，一边口述党史。从总部机关到边防连队，从科研院所到厂矿企业，从党政机关到街道社区……据统计，邵维正在军内外做课堂教学、宣讲报告、学习辅导达2000多场次，听众达百万人次。日前，邵维正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我虽然离开了学校的讲台，却找到了更广阔的讲台。”在邵维正看来，用现代传媒手段传播党史是一种更形象生动的形式，覆盖面更广。
录制《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系列、《国家记忆》等节目，参与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活动……“虽然我的记忆力和表达力不如以前了，但每次接到任务，我都潜心钻研、认真撰写讲稿。”邵维正取出每次讲课的修改稿，连幻灯片材料都打印成册、圈圈画画。
有人问：“您做了这么多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勤奋是经常的，不能指望一晚上不睡觉就取得很大进展。”邵维正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妻子张娜眼里，他是个“停不下来的人”，常年坚持党史研究、写作、教学。
如今，90岁高龄的邵维正仍笔耕不辍、且行且思。
采访结束后，邵维正重新坐回书桌前，拾起批改未尽的文稿……
《 人民日报 》( 2025年01月10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