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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40周年。
从首批的14家到最新的233家，从分布于沿海12个城市到遍布31个省份，国家级经开区以千分之三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
不久前，商务部完成了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9家国家级经开区（不包括最新增加的广州花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贵溪经济技术开发区、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金融商贸经济技术开发区）2023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公布了综合水平TOP30和实际使用外资、进出口总额的TOP10园区。
不少人用“国考”来形容这场一年一度的重磅考核。梳理排名表，苏州工业园不出意外成为高举榜首的“定盘星”。而在其之后的园区中，绝大部分来自东部沿海省市，仅湖北武汉经开区、安徽合肥经开区、四川宜宾临港经开区、陕西西安经开区等为中西部省份赢得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曾经30强的常客，包括浙江绍兴柯桥经开区、河南郑州经开区、浙江嘉兴经开区等，已经淡出了榜单。有人进位，有人退出，恰恰印证了竞争的残酷。除此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上榜经开区的分布与经济大省排名之间存在的明显“错位”。
一个原因是，商务部于2021年发布新一份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将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等聚焦新发展理念的指标作为重点。借经开区排名变化，我们也不妨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各地发展的动能和后劲。
广东为何“掉队”
总的来看，排名靠前的国家级经开区基本来自东部沿海等经济大省，但又与其经济发展排名存在一定“出入”。
具体到省级维度上，TOP30的国家级经开区集中分布在13个省市，其中，江苏园区的入围数量最多，除了南京、苏州各有2个和5个外，南通经开区和徐州经开区亦分别位列第21和第29位。浙江以4个园区紧随其后，杭州和宁波各有2个。此后，广东、上海、山东、安徽、辽宁、天津均各有2个园区入围。
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是入榜经开区的一大特色。比如，山东入围的2个园区分别来自青岛和烟台，二者外贸进出口额在当年分居全省第二、第三位，而省会济南仅居于全省第四，济南唯一一家国家级经开区——明水经开区也无缘TOP30。
再如，安徽除合肥经开区外，另一入围者芜湖经开区，正是芜湖汽车产业的发源地，如今拥有奇瑞汽车总部等新能源汽车企业，2023年实现汽车产量98.9万辆、占芜湖81.6%、安徽全省39.7%。而整车出口则是其“王牌”之一，当年前11月，芜湖整车出口55.06万辆，占全省80%以上，有一种说法是，“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奇瑞造’”。
但同样作为外贸大省的广东，却似乎“崴了脚”。
一向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很早发力园区经济，不仅拥有全国最早的产业园区深圳蛇口工业区，并且在首批14个国家级经开区中，就有2个分别落子广州、湛江。然而，到2023年，广东在经开区上“建树”有限，仅广州经开区和南沙经开区仍位列TOP30，其中，广州经开区高居第2位，但南沙经开区却同比下降8位至第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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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问题出在哪？2020年发布的《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给出了答案。
数量少是基础，如其所述，广东高水平开发区“纳入国家审核公告目录的总量低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四川等省”，具体到经开区上，截至2023年，广东国家级经开区和省级经开区仅7家和55家，远低于江苏的27家和90家。
此外，据其分析，科创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投资环境有待优化等因素均制约广东开发区的发展。
比如，当年，广东开发区R&D经费投入占全省R&D总投入比重不足50%、高层次人才比较紧缺，同时，相应政务服务难以满足企业对现代化、精准化服务设施和平台需求，即便在珠三角，亦存在基础设施老旧破损、容量不足、安全隐患较大等问题。
一个明显的反差存在于经济大市上。根据广东产业园区协会统计，深圳、佛山、东莞均尚无国家级经开区，其中，佛山、东莞各有4个和1个省级经开区，佛山多年推动沧江工业园申报国家级经开区，至今尚未实现晋级。
眼下，广东已将推动经开区发展纳入重点方向。去年10月，广州花都经开区获批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广东商务厅副厅长朱小军提出，广东将研究出台支持全省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向国家争取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并将组织特别是粤东西北地区申报建设省级经开区，把经开区的“总盘子”进一步做大。
江苏“赢”在哪里
相较于广东，江苏无疑是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最大赢家”，其中，最强地级市苏州的表现“一骑绝尘”，也堪称最强国家级经开区“运营商”。
从数据上看，在前30强国家级经开区中，苏州一市就包揽了5个园区，其中，不仅有九连冠的苏州工业园区，有位居第五的昆山经开区，也有2022年新进榜单的浒墅关经开区。此外，还有吴中、吴江两个经开区在列。
与广东相反，“盘子大”是苏州的突出优势。苏州一市就有9个国家级经开区，比广东全省数量还多，其中，除姑苏区外，其他五区四市都各有一个国家级经开区。
反过来，苏州并不占时间之利。在1984年公布的全国首批国家级经开区当中，江苏的两席为连云港和南通，次年，不甘于此的苏州“自费”在昆山一块农田上建起首个开发区，也是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到1992年，昆山经开区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
正如昆山经开区的自我突破，苏州经开区的向好发展首先源于其创新开拓。
同样具有开创性的苏州工业园区，不仅引领了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的新模式，还实现了从中新合作到国际合作、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的重大跨越。
在去年底由城市进化论策划的“中国未来产业园区与城市IP进化思享会”上，苏州工业园城市发展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春昕提到，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首个旗舰项目，从1994年开始，也是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制造业经验的基础上，园区确定了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
转型迅速是苏州经开区发展的另一个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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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州工业园区而言，张春昕指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临外部冲击的影响和内部资源空间的限制，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愈发难以为继，其开始谋划转型。2006年前后，苏州工业园区多次走访新加坡，他们发现，曾经作为“老师”的裕廊工业区已经谋划从制造向研发转型，并且大力布局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再次借鉴下，苏州工业园区明确了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信息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新兴产业，目前三大新兴产业产值累计达到4000亿元。在其贡献下，苏州工业园去年实现了3个“超万亿”，即累计实现税收1.09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54万亿美元。
昆山经开区也经历类似的变化。苏州科技大学教授徐天舒曾对媒体分析，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集群已从过去的制造为主进入到信息研发创新集群的升级。
而新晋30强的浒墅关经开区更在转型过程中定位细分赛道，在2023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以浒墅关为主体申报的虎丘区多肽类生物药产业集群，成为苏州全市唯一入选集群。
浙江“两极分化”？
如果纵观2021年使用新标准后的三年榜单，作为增长冠军的萧山经开区同样值得关注。
2023年，萧山经开区暴力拉升11名至第6名，超过了杭州经开区，迅速实现了去年“加快进入全国开发区前10强”的目标。而将时间拉长，从2018年的80位开始，萧山经开区的排名变化拉出了一条稳步向上的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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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少迅速上升的经开区类似，外资也是萧山经开区的优势所在。据本地媒体报道，萧山经开区是浙江全省外资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得益于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作为“开放高地”的萧山经开区优势进一步凸显。
但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萧山经开区仍能够保持增势。在2023年的实际使用外资前10名榜单中，萧山经开区入围便一跃登上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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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如何能实现跃升？回顾2023年，浙江省最大金额的外资项目诞生于萧山经开区——沙特阿美的全资子公司AOC，以每股24.3元，一次性支付246亿元，买下荣盛10%的股份，溢价率88.4%。这笔外资在当年就到资，一个外资项目就稳住了省市的外资大盘。
在其背后，民营经济基座发挥了强支撑的作用。此前，萧山经开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民营经济的本底优势，是经开区打造国际化平台的重要因素。
比如，世界500强企业荣盛、恒逸引出的石化新材料产业链，得到了来自荷兰的外资青睐；由万向、杭可等企业牵引出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则是吸引世界500强企业采埃孚“三度”投资的重要原因。
站在经开区整体发展的视角来看，萧山或许还能带来更多参考。
有分析指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跨境投资出现深刻变化，引资竞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一些开发区面临着产业关联性不高、自主创新能力、管理功能亟需拓展等问题，也需要转型升级。
就榜单本身来看，也不乏有经开区出现排名大幅下滑。仅在浙江省内，2022年，嘉兴经开区下降12名至30名后，2023年跌出30强。绍兴柯桥经开区也在2022年以24位入榜后，2023年再次出榜。
去年10月召开的国家级经开区40周年座谈会提出，国家级经开区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合作，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助力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打造数字产业、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新的要求下，如何像萧山经开区一般，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立起新的增长极？对于这些迈过“不惑之年”的国家级经开区来说，问题仍需继续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