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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我叫这个名字。1969年那年，我19岁，是湖南一个穷苦农村的孩子。那时候，当兵是我们农村娃最大的出路。我还记得临走那天，爹娘站在村口，眼里既是不舍，又带着希望。娘红着眼圈叮嘱我:"强子，进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李家丢脸。"我使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坐上了开往县城的拖拉机，颠簸中我的心情也跟着起起落落。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既兴奋又害怕。拖拉机上挤满了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有人唱起了《我的祖国》，慷慨激昂。我跟着哼唱，眼前浮现出爹娘盼望的眼神，心里更加坚定了要好好干的决心。

到了县城火车站，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又黑又大，冒着白烟，像是要带我驶向新的人生。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有人哭，有人笑，场面热闹又伤感。我紧了紧背包带子，那里面装着娘给我准备的干粮和换洗衣服。临走时，娘塞给我一个布包，说是她织的毛巾，让我想家的时候看看。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车窗上，看着站台上的人群渐渐变小，直到消失不见。车厢里，我遇到了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战友刘大伟。他比我大一岁，性格开朗，一路上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冲淡了离别的伤感。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目的地。下了火车，我们被拉到了新兵连。第一次穿上绿军装，我觉得自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新兵连的生活很苦，每天5点起床，先是5公里晨跑，然后是各种军事训练。我从小在农村干活，本以为自己体力不错，可这一个月下来，还是累得够呛。

刚开始，我很不适应。想家的时候，就偷偷摸出娘给的毛巾，闻着上面熟悉的味道，心里就踏实了些。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这种生活。白天训练，晚上学习，虽然辛苦，但感觉每天都在进步。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通信连当报务兵。这是个技术活，要学的东西很多。我白天训练，晚上加班学习，经常累得躺下就睡着。但我知道，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咬牙也要坚持下去。

在部队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也有很多快乐。和战友们一起训练、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兄弟。特别是刘大伟，我们俩臭味相投，常常凑在一起说说家乡的事，聊聊未来的梦想。

有一次训练中，我发现刘大伟总是看不清远处的旗语。我悄悄告诉了班长张明远。张班长很重视，安排刘大伟去检查了视力，原来是近视。戴上眼镜后，刘大伟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他总说多亏了我。其实我知道，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们是战友啊。

在部队，我还认识了邮电所的女职工王红梅。她总是笑眯眯的，特别温柔。每次去邮电所送电报，看到她，我心里就美滋滋的。慢慢地，我们熟络起来，有时还一起去看露天电影。虽然我们没明说，但我觉得她好像也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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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天，我立了个小功。原因是我连续72小时不间断值班，成功处理了一批紧急电报。那天，我虽然累得像狗一样，但心里美得很。我给家里写了封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爹娘。过了半个月，收到了家里的回信，字里行间都是自豪。我知道，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来部队已经三年多了。这期间，我的业务能力得到了飞速提升，多次受到嘉奖。班长张明远经常夸我是他带过的最好的兵。每次听到表扬，我都暗暗给自己鼓劲，要继续努力，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1973年初，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家里来信说，爹的老毛病又犯了，卧床不起。娘一个人既要照顾爹，又要干农活，实在是力不从心。信中婉转地提到，如果我能回去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看完信，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家里的困难，可是我也舍不得刚刚有起色的军旅生活。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个心事没有了结——我和王红梅的感情刚有点眉目，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明心意。

这段时间，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白天训练的时候心不在焉，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可这个选择太难了。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营区的小操场上，望着满天繁星发呆。张班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李，有心事?"他问。

我把家里的情况和自己的纠结简单说了说。张班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李，你是个好兵，我很看重你。但是，家里只有你一个儿子，爹娘指望你。你要想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张班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是啊，我虽然在部队干得不错，但爹娘才是我最该珍惜的人。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我主动找到了首长，说明了情况，表达了退伍的意愿。首长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小李，你是个好兵，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我理解你的难处。你再好好想想，别急着做决定。"

接下来的日子里，领导和战友们都来劝我。他们说部队多需要我，说我在这里大有前途。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都很感动，但也更加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