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石鼓书院全景
1 书院不是学校，更不是大学
什么是书院？
书院就是学校，甚至就是中国古代的民办大学。
这几乎是目前所有关于书院的文献中众口一辞的说法，至少，仅就我们翻阅过的数十部研究专著和数百篇研究论文中都是这么说的。于是，就有了无数基于这种定论之上的“深入研究结论”，如“中国古代的大学比欧洲大学早出现几百年”，“古代书院的办学经验对现代大学的启示”之类的。
但是，这些说法都与书院的实际性质相去甚远，自然，那些基于“书院是大学”这一前提上的种种发挥附会的所谓“深入研究”就更是建立于沙滩上的楼阁，无法立住了。
书院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确的问法应该是：某个朝代的书院是什么？
因为各朝代的情况不一样，汉、唐时的书院基本上就是学者私人的书斋；宋、明时期的书院是那些雅好学问的官员聚集同道的会所；清朝时，书院才被政府收编成为官家的学校；清末民初，随着现代教育的出现，依托一批原来书院的地皮和建筑，建立了现代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所以说，在清代之前，书院根本就不是学校。清代以后的书院，倒是可以称为学校，但是，只是官方学校的一部分，主要执行的科举考试“辅导班”的功能，也和欧洲或现代的大学完全不同。非要把清代的书院和现代的某种教育机构对应上的话，它不仅不是大学，甚至还不是现代考大学之前的“高考辅导班”，而是现在公务员考试的“考前辅导班”。
还需说明的是，就是在清代，书院也不完全是学校， 它可能是民间藏书的楼舍（图书馆），可能是商家刻、售书的坊局（书店、印刷厂），可能是宗族、学派的祠庙，甚至可能是同乡会馆或行业会馆（宾馆、酒店），不一而论。
总之，上面的事实说明，在绝大多数时间，特别是书院最富盛名的时期，书院并不是学校，更不是大学，一切将书院当作是中国古代大学的美仑美奂的幻觉可以休矣！
可人们为什么要把书院当作是“学校”，甚至古代的大学呢？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无论何时代的书院，确实都有聚众讲学的功能，如果仅仅把有人讲、有人听这么一种人类文化行为当作是教育，而不论其讲的内容和目的的话，确实容易把书院误认为是学校，至少是种教育机构。这是种常见的误解，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有人听、有人讲的文化行为都是教育，比如现代民主国家政客的竞选辩论，也是有人听、有人讲，但没有人会说那是学校，因为其所讲的乃是自己的施政纲领，并攻击别人的政策，其所欲达到的目的也是争取更多的人群来支持自己的政见。在宋、明两代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的张栻，白鹿洞书院的朱熹、陆九渊，东林书院的高攀龙、顾宪成，所讲的也无非是臧否当世人物，品评当朝政策，其目的也无非是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壮大声势，和现代的竞选造势活动差不多。如果今人不能把奥巴马总统的竞选俱乐部当作学校的话，也就不能把中国的书院当作学校。
二是现在某些学校的一种商业营销策略，所谓拉大旗、做虎皮是也。北京大学搞了个“百年校庆”，湖南大学就搞个“千年校庆”，理由是岳麓书院座落在他们大学，所以，湖南大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岳麓书院，其实宋代的岳麓书院与现代的湖南大学在机构上没有任何承继关系，仅仅是现代的湖南大学建在宋代岳麓书院的地皮上而已。“千年田换八百主”，中国的历史悠久，每块土地上都出现过多少次知名的建筑，照这种说法，几乎每座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楼盘都可以附会为某王爷和某将军的府邸了。宋代江西吉安有个白鹭洲书院，建在赣江双水夹流的三角洲上，这个书院因朱熹来讲过学而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现在洲上建有白鹭洲中学，参照湖南大学的作法，这所中学也该搞个八百年校庆了。
其实这些作法和某些现代中药，声称自己是“百年老字号”或“千年秘方”一样，是那么一种不太真实的广告宣传而已。
唉，现代人也都明白了，教育也是种产业，也得大声吆喝，才能卖个好价钱。把自己学校的历史往前推上个千儿八百年的，再括进来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做“校友”，对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是大有帮助的，至于和事实的关系，广告嘛！谁还真把它当了真！
那些把“广告词”当作科学结论，再去研究什么中国书院与欧洲大学的异同之类的书呆子，活该，谁让你那么爱信广告呢！
2 宋代书院的性质
汉、唐、五代时的书院在当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清代的书院作为官学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独立的特色。今天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书院，其实主要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时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所以，我们也就针对宋代的书院展开相关的讨论。
宋代的那些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办书院？
主要是出于对学问的兴趣与热爱。那时的官员多因为读书读得好，才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的，所以，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将自己喜欢读书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终生。他们当上官后，有了一定的调动资金和土地的权力，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就办起了书院，以吸引同道、聚在一起，读喜欢读的书、交流心得。所以，书院的经费和土地主要来自官府的无偿调拨，调拨的理由是研究学问，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没有权力的人光凭喜好读书是办不起来书院的，就是那些喜好读书的人，在没掌握足够的权力时，例如朱熹在当南康军知军之前，也是办不起书院的。但钱、地出自官府，书院的活动内容却并不出自官府，因为这种事从本质来说，是掌权的官员用公款为自己个人兴趣办的“私事儿”，就好像某位热爱围棋的县长拨出笔专门经费支持县上发展围棋事业一样，个人的爱好主宰了一切。所以，书院里实际阅读和讨论的内容，都是由主办者个人的兴趣和思想所决定的，这就形成了书院“既不同于私学，又不同于官学”的性质。所谓不同于私学，是因为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官府拨款、拨地，而私学则主要来自民间集资；所谓不同于官学，是书院虽然花了官府的钱，但可以不听官府的话，用什么人管理、教学和讨论什么内容，官府都不管。既花官府的钱，还不受官府的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这种状态引起不少今天知识分子的无限向往，他们把这称为“学术自由，专家治校”，而且要希望在今天的大学中也能做出这一幕，于是，便絮叨出许多向中国古代书院借鉴办学经验的所谓研究论文和专著。
依主办书院的官员本人的兴趣点的不同，宋代的书院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虽爱好学术，但更热衷政治的官员所办，他们办书院的目的主要是聚集政治追随者，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比如张栻所主办的岳麓书院，这类书院其实是个政治俱乐部。另一类就是纯粹爱好学术，为读书而读的人所办的书院，如朱熹所创办的白鹿洞书院，这类书院可以称作是学术俱乐部。无论政治俱乐部还是学术俱乐部，它都是有共同爱好者借以聚集的活动会所，而不是学校。
学校是什么？学校是为了某种技术上可以把握的目的，通过系统专门的培养和训练，以使受训练者掌握相关知识或技能的教育机构。因而，只要是学校，就必须有明确的课程设置、明确的学期规定、明确的考试手段，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学生才能毕业出校。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学和民间私学都具有这些特征，欧洲中世纪以后出现的大学也具有这类特征，但书院没有这些特征，所以，书院算不上是学校，它们没有明确规定的课程设置，没有明确的考试制度，更没有学期、学制的规定。由于有较充足的经费，来书院的人的生活费用都由书院负担，所以，进书院就等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能干多久就干多久，没有考试和毕业的概念。（有些研究者声称书院里也有考试，但那种考试只是主讲人与听讲者针对某一问题的对答讨论而已，没有统一的答案标准，结果也不具任何约束力。）当然，不是想干多久就能干多久，一般情况下，随着这位主办官员的离任（无论是升职、调动，还是被贬、病故），后来的继任者又没这个雅好，该书院很快就人去院空。实际上，今天那些闻名天下的书院真正持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都是时断时续的存在着的，如果只算其连续存在的实际时间，别说千年，就是百年恐怕都达不到。
如果非要在古代欧洲也找出一种与中国书院类似的机构的话，倒也可以，那就是欧洲的修道院，因为修道院的目的是修炼人的德性与修养，形式是读经和做礼拜。中国书院也一样，张栻、朱熹他们办书院的目的是明人伦、讲道德，通过持续一生的修炼，做一个符合儒家圣贤所说的“仁、义、礼、智、信”标准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读经典、祭圣贤。所以说，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中国的书院都更近似于欧洲的修道院，而不是大学。它们都是为了改造人、使人性向善而设立的机构，都有一定宗教祭祀仪式，当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
不过，说书院不是学校，而且主要靠花官府的钱，并不意味着书院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因为创办书院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兴趣，而且也都能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个人意志，所以，宋代的书院，最能反映出中国读书人从政和做学问的真实性情和心态，用稍微学术化的语言来讲，就是更能显现出中国思想和知识本身的性质，这才是中国书院最有研究价值的所在。
在上述两种类型的书院中，“政治俱乐部”（如岳麓书院）主要体现的是那些有文化修养、有理想、有抱负、往往又不得志的政治人物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如东林书院）、直至今天，可粗略地称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思想传统，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以后我们将作专门的探讨。这一回，我们主要想讨论“学术俱乐部”这类书院里的中国学术思想及知识的性质，这类“俱乐部”的代表是白鹿洞书院，代表人物是朱熹。
3 朱熹与书院
朱熹是福建人，据说还在他四岁时，父亲教他学说话，指着头上的天空说：“这叫天”，小朱熹接着问了一句：“天之上是何物事？”，让其父大为惊奇。朱熹后来自述说他从小就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而烦恼，听到别人说“四方无边”，他就思量：“不会吧，四方走到头总得有个边吧，就象一堵墙壁一样，而那四方之边，即墙壁后面，也应该有着什么人们现在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对自然界的好奇与疑问持续了他的终身。在后人整理的他的著作汇编《朱子语类》中，探讨过天地的起源问题，他知道月亮的光亮是来自太阳的反射、本身不发光；还推测有些星星的光芒和月亮一样，是来自太阳，但也有些星星自身就能发光。他和陆九渊讨论过月亮盈亏与潮汐的关系。他根据大地山峦像波浪一样的形状推测当年的大地曾是汪洋大海。他还转述了唐太宗率军北征时，在极北之地见到的“白夜”现象。他熟悉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对于如何提高历法的准确性提过具体的方案。他还知道蜜蜂和蚂蚁是有“君臣统治”社会性动物，讨论过虹形成的原理主要是太阳光在水气中的折射……等等。总之，如果按现代自然科学的分科原则来看，他广泛地涉猎过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尽管涉猎不深，但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所以，当今之治中国科学技术史者，无不承认朱熹在中国科技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英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朱熹评价颇高，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近年集体编著的权威著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通史卷）》中给朱熹也专门列出一节。
朱熹长大后酷爱读书，已经到了成癖的程度，他很聪明，十九岁就考中了进士，而且据他本人说是基本没认真准备，只是从平时涉猎的佛家书里借了些句子，使那些看惯儒家经典又不太了解佛学的考官们觉得他高深莫测，所以考中的。此后，无论他是在家闲居，还是出外当官，都以兴办书院为职志。在家闲居时，他自称自己的书斋为“某某精舍”（如“武夷精舍”，“精舍”是古代书院的别名），少招几个同道、徒弟来听他讲学；一旦当官，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当地修建较大规模的书院，广聚生徒同道，设坛讲学，争辩论道，多时竟达成百上千人。白鹿洞书院就是他当南康军知军（今江西九江县）时修建的。无论是宋朝当时，还是现在，那几所最有名气的书院，什么“天下四大书院”或“江西四大书院”，几乎一多半是因朱熹而得名的，如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等等，可以说，没有朱熹，就没有那些书院。
朱熹在书院里干什么呢？
讲学！
讲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周易》、《礼记》等和北宋时知名学者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等人学说的理解与发挥。
讲学的目的是什么呢？
使人成为“圣贤”，即一个有道德的君子。朱熹和几乎当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认为，读书、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水平，如陆九渊就说：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朱熹将《礼记》中的一段文字摘出来，编辑一个单行本、命名为《大学》，这就是后来影响中国近千年的《四书》之首的文献。朱熹多次建议人们要读儒学，必先从《大学》入手，因为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学习的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高级学问的目的，就是弄明白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步使自己达到至善的境界，他所说的“格物致知”也是道德修养的含义，所谓“格物”，就是认识是非标准；“致知”，就是能按正确的道德标准行事。他多次说过：所谓“真知”就是“真善”，即真的好人好事。
朱熹讲学的方法主要是讨论，大体上是由他讲上一段儒家经典，再由门人弟子提出问题，他做解答。有时，他去拜访别的有名气的学者或邀请别人来访，这种讨论规模就更大了，最著名的就是他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进行的讨论，史称“鹅湖之会”。
在书院里没有什么正规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学期等方面的规定。朱熹是做实职官员时创办书院的，他是兼职的山长，主要工作还是理政，所以，到书院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时间来了多呆一会儿，没时间来了少呆一会儿。讲的内容也不成系统，完全依他当时的思维兴奋点而定。就是担任那种只领俸禄不干活的虚职“奉祠官”时，在他创办的称为“精舍”的书院中，他也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放在读书和写作上，在“精舍”的讲学中，仍然保持着这种自由随意的风格。正是这种自由散漫的状态，才带来了他学术研究的水准和质量，因为几乎完全是出自兴趣有感而发，没有形式化的东西，所以，讨论才真切而深刻。可以说，在书院的学术生活中，朱熹和他那一时代的学者，享受了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他们思想水平的最高点，但也唯其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思想的最终边界在哪里。思想比如是一只鸟，关在笼子里，不管这笼子有多大，你始终不知道它能飞多高，它自己也很委屈。现在把它放在书院这个自由的天空中，再没有了任何外在的限制，想飞多高就飞多高，那也就能知道，它到底能飞多高了。影响它飞行高度的就不再是外部环境，而只是它自身的能力了。
在书院里讨论学术问题、做学问是为了修炼高尚的道德人格、充分的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些，正是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向往书院的地方，他们觉得如果能把这些好处移植到今天的大学中，那就能办出真正优秀的大学了。
然而，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4 李约瑟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领先于世界，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的。
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没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呢？
这就是“李约瑟问题”！据说是英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发现并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有如此命名。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李约瑟先生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早在李约瑟先生之前，中国人自己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而且比李约瑟先生的提法还准确：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从梁启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所以，五•四时才有“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出。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问题”，固然是有因为李约瑟先生在现代的影响较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李约瑟先生的提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的提法中有处明显的不同：按五四时期的说法，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更不存在原来领先、后来又落后的问题；而按李约瑟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不仅有和西方一样的科学技术，而且曾经很先进，只是近代才落后了。这个说法更适合中国人的阿Q心态：我们祖上也曾有过！
其实，把这个问题冠名为“李约瑟问题”，还是“梁启超问题”或“陈独秀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有价值的问题本身：五四诸贤提出的问题是符合中西方文明差异事实的“真问题”，而“李约瑟问题”则是与事实不符的“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冠名权”为谁，我觉得：“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提法更为准确些。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大可不必还用“我祖上也曾有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壮胆打气了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过去没有，未必将来没有；过去有，未必将来就有。过去是不能给未来打保票的。过去我们没有的东西，不正都一一有了吗？而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不也有些已绝迹了吗？还是如实地就事论事吧！
中国在近代为什么没产生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没有那种科学技术；西方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是因为西方古代就有那种科学技术！
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那李约瑟及其中国的专家学者所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所写的东西都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历法、数学计算、医学、农学、冶金、机械……等等成就都是什么？
或者，好，就算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而西方古代就有科学技术，那么，为什么西方有而中国没有？
好，好，别急，问题问得都好，我们一点一点地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先要弄明白，今天被我们笼统地称为科学技术的东西其实包含着两种看起来相同、其实有着本质差别的东西：一种我称之为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另一种我称之为理性科学。在古代的西方，具体就是古希腊，两种科学都出现了，而在中国则只有前者出现。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理性科学，而不是其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把理性科学称为近代科学。
自有人类始，人们就依靠直观的经验观察和并不严谨的想象来观察自然、理解自然，提出了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模型”和应对办法，这就是原始科学、或经验科学。古希腊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学者们，如泰勒斯、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等，所提出的“科学理论”均是这类科学，比如他们曾提出大地是球形的猜想，曾提出世界万物是由最小的粒子“原子”构成的所谓“原子说”。但西方现代的地球科学与物理学，和这些古典时代的原始猜想既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没有知识上的延续性，它们来自于苏格拉底开创的另一种科学的传统：理性科学。苏格拉底认为阿那克萨戈拉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是没有逻辑理性的胡说八道，他根据严谨的逻辑推理，确信世界万物的存在都一定有其存在的原因，他把这个原因称为“相”或“理念”，找出这些“相”是什么，就能找出世界万物存在的原因或这些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了，再倒过来看，如果先在你心里构建出一个物的“相”（即“模型”或“原因”），就能按这个理念世界中的“相”再创造出一个对应的“物”来。举例说，一种植物的存在，一定有其原本的“相”，现代生物学把这个“相”称之为遗传基因，是基因决定此物为此物的；倒过来，人类重新创造一种基因，就可以按这种基因培育出一种新的植物来。苏格拉底的学说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完善，在古典时代已形成系统的理论。进入十六世纪以后，经哥白尼、牛顿等人在具体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落实，产生了西方近代的科学，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古代没有这种东西，中国所有的只是西方也有的那种经验科学或原始科学，而且因为没有理性科学，经验科学就格外发达。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有各自的经验科学，如古印度、埃及、玛雅人都有，和一切古代世界各民族的经验科学（或原始科学）相比，中国是最发达的，当得起辉煌灿烂这四个字。
简单概括一下理性科学（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特征：
1、有一种牢固的信念：认为凡是人类经验能观察到的物质存在都是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背后一定另有原因，这种表象后面的原因用哲学化的语言叫“相”、“型”、“理念”、“绝对存在”等，用物理学的语言叫“基本粒子”、“能量”、“力”，生物学的语言叫“基因”，……等等，不一而论。
2、一切思想要符合逻辑理性：即从表象到原因的一切过程说明都必须符合统一的逻辑原则，不能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
3、一切理论解释要通过科学实验的证明才能成立。
4、一切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即科学家的主要内驱力，是对查明表象背后的原因的兴趣。一切围绕科学进行的求知活动的目的，是弄清事物的真实原因（真的“相”），所谓“知识”，乃是指与这些“真相”一致的语言描述。
那么，下一个问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理性科学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解释，多是集中在政治、经济等外在原因和制度、文化之类的不着边际的东西，广为人知的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中国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所以才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固然曾发挥过积极的政治作用，但在与事实是否相符上，是不具有真理性的。从逻辑上看，如果明、清时期的专制制度下产生不了近代科学的话？那么同样专制的汉、唐、宋诸朝为什么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呢？千言万语，“制度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用这一理论去解释中国为什么没产生理性科学的原因，用朱熹较文雅的说法是“不会使船嫌溪曲”，用今天老百姓较粗俗的话说，就是“拉不出屎来怨茅坑”。
真实的原因只能从人本身来解释。
于是，我们又想到了朱熹。
这个从四岁就能问出“天之上是何物事”的神童，一辈子手不释卷，涉猎广泛，他有关科学的论述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呢？在他的书院里，他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束缚，可他为什么也没有创造出近代科学呢？
现在，人们都知道朱熹是“理学家”，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个“理在气上，理在物先”的观念，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个“理”事先存在。“理”，就道理、原理、原因的意思，即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先于事物而存在，事物不过是这个道理的具体显现而已。“理”为什么能变成“物”呢？这是因为有“气”这么个中介环节。“气”呢就是空气，人们能感受到空气的冷热和流动，但看不到它的具体形状。能感受到，说明它存在；看不到具体形状，说明它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的东西，热，是“阳气”，冷，是“阴气”，“理”通过使阳阴二气的不同结合，生成万物。初看起来，朱熹的“理”已经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相”或“理念”极为相似，他的“气”（这个概念来自张载），也被有些研究者称为是中国的“原子论”，于是，朱熹被称为是中国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气”的观念则又是唯物主义的观念。
确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是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的，可是，为什么朱熹没有在这基础上继续深入，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呢？
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他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第二，他对于世界本原这类问题的兴趣还不够浓厚。
先看第一点，朱熹的“理”的观念来自一种直观的经验感受，一具体化到“理”与“气”，“理”与“物”的关系时，他仍然依靠经验上的直观感受，而不去用逻辑思维统一理解从“理”到“气”的每一个环节。于是，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按他的说法：一物有一“理”，砖有砖的“理”，竹椅有竹椅的“理”（《朱子语类》P61）。而“理”又是通过“气”形成“砖”、“竹椅”这类具体物事的。就有一位门人问他了：“天地之气，有的混浊，有的清净，既然是‘理’决定‘气’，那么，是否也有‘混浊之理’和‘清净之理’之分呢？”朱熹的回答是，“那不对，‘理’总是一个清净的，如果混浊，那是气混浊了，理管不了那些，‘理’只管‘生出’气来，生出的气混浊了是‘气’自己的事儿，就比如一个父亲生了儿子，儿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与父亲无关一样。‘理’就是父亲，‘气’就是儿子。”（《朱子语类》P71）这个答案显然与他的“理在气上”的大前提是矛盾的，既然一物一理，砖有砖“理”，椅有“椅”理，那么按逻辑一致律来理解：混浊之气就应有造成混浊之气的“混浊之理”，清净之气也应有造成清净之气的“清净之理”，朱熹不顾逻辑上的矛盾，断然否认“理”有混浊清净之分，是因为从感觉上讲，他觉得应树立个绝对正确的、即始终“清净”的“理”存在，“理”不能出现错误和不足，因为他所说的“理”主要是“道理”的意思，如果“道理”一混浊，不就没理了吗！这里，“理”的含义被他自己不自觉地由与苏格拉底“相”相同的意思“偷换”成具有道德色彩的人们吵架时有理没理的“道理”的意思了。至于他所举的父生子的例子，与他先前说的“理”与“气”的关系在逻辑上完全是不同的性质。“理”与“气”是因果关系：有什么“理”就有什么“气”、有什么“气”就有什么“物”；可父亲与儿子是一个生死繁育的关系，父亲不是儿子的“相”，儿子的“相”是决定他自己性状的生物基因，这种基因来自父母双方，而且还在许多现在尚不知道的因素作用下，有许多不同于其父母、只属于他自己的先天信息。
类似的例子十分之多，在朱熹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欠缺，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深入下去。反观西方，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述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二，朱熹虽然在童年时，就萌发了“问天”的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遗憾的是，与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漠。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在书院的讲学讨论中，也极少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比如：何为“仁”、何为“义”、何为“诚”之类的，几乎占据他著作及对话的80%以上的篇幅。他对这类问题的热衷已经琐碎到了让一个现代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每件事，都不厌其详地反复啰嗦多遍；有些问题现在看来极其无聊，比如用了大段的篇幅讨论：是静坐在那里思考圣人之学、还是边干别的活儿边思考圣人之学，更能体现出对圣人的“敬”呢？
读朱熹的书，我真不可理解，他那些门人弟子常年累月地与他探讨这类已接近无聊和弱智的问题，为什么不厌烦？作为一个现代人，要不是为了搞明白这位名声卓著的大学者究竟在想些什么，是绝对不会去读他的书的，太浪费时间了！
大概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厌烦的感觉，他们有同样的道德热忱。朱熹还把这种道德热忱施加在他最基础的哲学概念“理”上了，从而把这个本来就与“气”的关系还没说圆满的哲学概念变成更缺少确定性的道德概念了，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混乱。比如，他在一个地方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这话挺好，“理”在这里等同于自然规律。）在另一个地方却又说，“天之理便是仁义礼智”，“天心即天理，仁即天心”，“理”又完全是种道德观念了。事实上，世人更为广泛所知道的朱熹的“理”，不是“理在气上”的“理”，而是“存天理，天人欲”的“理”，就是这种道德概念。
对比一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终生只在追问一件事情：何谓“相”，在现在已经译成中文的《柏拉图全集》中，厚厚五卷、也是数百万字的对话中，几乎全部是在讨论“相”的问题。苏格拉底在四十岁之后便不治别的生业，专门与人讨论事物的“相”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在其著名的学园中（那学园有如朱熹的书院），与门人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除了弄清楚“事物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外，他们几乎别无任何兴趣。
朱熹喜好读书，他的一切讨论几乎都是针对着某本书上的某句话有感而发的，他所读的书，90%以上也是以道德问题为中心话题的；而和他讨论问题的同道，思维方式和兴趣中心也完全与他相似。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解释为他所面临的文献资源及学术环境抑制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强化了他没有逻辑思维的缺陷。但如果想到这些文献也是古人按其自己的思维方式写的，来和他讨论问题的同道也是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别人强迫来的，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样一件事实：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夫子到朱熹、陆九渊，一脉相承。
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这就是中国没有产生理性科学的真正原因。
古太极图：
一提到“太极”，大多数人就会想到这张玄妙的图，这其实是道家炼习“内丹”（相当于气功）的一张说明图，图中黑白回护相抱，白为阳，黑为阴，阴中合阳，阳中合阴，阴阳相即不离，对立互补。黑中一点白为离（火，阳），白中一点黑为坎（水，阴），形象地说明道家对人体内部冷热两种感觉变化的理解。
这个“太极图”与中国哲学家们，如朱熹所说的“太极”，其实不是一回事。朱熹说的“太极”没这么玄妙，就是“最顶端”的意思，按现在的哲学术语说，就是“终极原因”或“终极存在”。朱熹和陆九渊有过一个重要的争论，他认为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的意思是：“无极”就是“太极”，而不是“太极生于无极”。“无极”就是“太极”，意味着万物一开始就存在，不是从一个不存在的“无”的状态中产生出存在的“有”来的，他认为这是儒家的观点。而“太极”生于“无极”，乃是“无”中生“有”的意思，意味着万物从一个绝对的“无”的状态而来，这是道家的观点。朱熹在学术门派上自认为自己是儒家传统的继承人，没少批判道家思想，但在生活中，又迷恋道家的炼丹术和养生术，甚至认为自己如果能炼成丹丸，服食后便可升天做神仙。他就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留下了一大堆这么矛盾的文字。
“无极”，也好理解，就是：“没边的那个边”或“最远最远直到没边了的那个地方”的意思。
5 没有学派，只有帮派
由于缺乏逻辑理性的原因，朱熹的学说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又互相矛盾的大杂烩。他的著作，除奏章诗文之外，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关于儒家经典与门人同道讨论的对话记录，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主线索，也没有体系，基本上都是“读后感”，以至于很难拿出来能代表其思想特征的某个学说来为之命名。那一时代的各家学说都是如此杂乱，主要都是对儒家经典发表各自相同或不同的理解而已。所以，当时人都只能以地域或人的姓来命名各家学派的学说，比如二程的学说被称为程学，因他们主要居住在洛阳，故又被称为洛学；张载的学说被称为张学，因其住在陕西关中，故又被称为关学。朱熹的学说在当时被称为朱学，因他是福建人，所以又被称为闽学。大概是清代，将朱熹的学说称为道学，因为那时有批学者认为朱熹继承发扬的乃是孔子所创、经唐代韩愈中转的儒家道统。其实，在朱熹的论述中，基本没提他继承“道统”这回事儿。将朱熹的学说称为“理学”，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大概也是因为要证明我们古代不仅有西方那样的科学，而且也有西方那样的哲学，恰好朱熹的学说里又讲过“理”这个与苏格拉底的“相”颇为近似的观念，于是便以此命名朱熹的学说，以证明我国古代也有西方那样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实，在朱熹留下的所有著作中，谈及“理”的部分，满打满算不足百分之一，其它那99%的内容都与“理”无关。
不仅将朱熹的学说命名为“理学”未反映出其学说的本质特征，就是那时代一切学者的学说，都很难用一个核心概念来命名，例如将陆九渊的学说命名为“心学”，将陈亮的学说命名为“功利” 之学，陆、陈二人当时就不服，认为这是“乱扣帽子”。实际上，他们做学问的方式都差不多，就是围绕着同一本儒家经典做注释嘛！能有多大差别。所以，朱熹的言论中常有陆九渊、陈亮的观点，陆、陈也常用朱熹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来说去，如严格地按学术思想划线，会发现，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个学派：儒家学派。就是儒家学派，也和与他们来源不同的佛家、道家之间，没有今人所附会的那样差别巨大。比如朱熹在中年以后，有一个阶段以批评佛学和道家为主要工作，他在福建漳州做地方官时，还强制性地勒令僧、道还俗，以发展社会生产。他批评陆九渊的学说近似“禅学”，可他本人在讲学中，经常以禅宗的方式讲道理；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观念，可是在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和身体健康，也练习道家的内丹之术。
说到底，那时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说都是一种学说，就是围绕着道德这个中心话题，夹杂着各种晦暗不明的个人利益诉求的各种主观意见的总汇，以儒、道、法、佛、理诸种名词命名都不能准确反映出其思想本质，如果非要按其思想本质给个命名的话，勉强可以称为“义利之学”，即研究人的道德和个人利益诉求的学问。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学说，只有一种学说！
没有学说，何来学派，所以，中国没有学派。
没有学派，那朱熹他们的门派又算做是什么？
没有学说的门派只能是帮派！
学派是什么？是因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方法和结论不同、依据不同观点而形成的学术流派。中国自春秋以后，就再没有这种学派了。
朱熹那个时代的门派，实际上是依附一个有名望的人、谋求官场做官机会的利益团伙。张栻因为是宰相张浚的儿子，而且有一段时间，传说宋孝宗也要他当宰相，所以，一时间依附他的门人竟达数千之多。不幸他英年早逝，那些依附者立马星流云散，分投其它各个门派，比如有人也投到了朱熹的门下，投靠时候说的理由是发现张学（湘学）不如朱学深刻，所以转变了观点。依附朱熹的弟子也一样，朱熹一当官，马上任用或推荐自己得意的弟子进朝做官；一当朱熹被贬，学说被禁，一大批弟子便马上与他“划清界限”，甚至反戈一击，再投他门。朱熹本人也是同样，他也得攀附权臣，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不过他所依附的权臣在性格爱好上与他更为接近而已，如曾做过宰相的赵汝愚，这人就也很雅好学问，与朱熹谈得来，朱熹帮助他编纂过《国朝名臣奏议》一书。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闰十月，朱熹被解除官职、回家闲居。1196年（南宋庆元二年），有朝臣上奏章弹赅朱熹，将他的学说定为“伪学”、将他的弟子定为“伪徒”，由此开始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对朱熹学说及同党打击迫害的活动，史称“庆元党禁”。这一事件被今天一些不明就里的学者解读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及其学说的迫害”，这又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要理解朱熹这次为什么会被贬官，他的学说又为何被禁，还得先从他这次是怎么当上官的讲起。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七月，已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孝宗赵昚驾崩，当时在位的宋光宗赵惇因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面糊涂，已完全不能处理朝政。知枢密院及参知政事（总参谋长兼副总理）赵汝愚和孝宗宪圣皇太后的外甥韩侂（chà）胄合谋，强迫赵惇退位，由其子赵扩继位，是为宁宗。赵汝愚为宰相，他是朱熹的政治靠山，向新皇帝举荐朱熹到中央任职，其时，朱熹正在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相当于湖南省长），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小皇帝赵扩对他早已有所风闻，所以便同意了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进京为皇帝讲授圣人经典。这个职务有点像明、清两朝的内阁大学士，级别较高，等务宰相，但没什么实权，从实惠的角度看，远不如湖南安抚使，但是却可以经常与皇帝在一起。给皇帝上课，为帝王之师，是朱熹梦寐以求的事。于是，他比较痛快地进京上任。
可朱熹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46天，就被解除职务，赶回故里，接着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全面封杀朱熹学说、打击朱熹同党的“庆元党禁”。
朱熹之所以被免职，主要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韩侂胄要通过打击朱熹来打击他的后台靠山赵汝愚；第二，小皇帝赵惇受不了他了，要把他撵走。
赵汝愚这个人是皇帝宗亲，人品还算端正，雅好学问，与朱熹与共同的爱好，但是政治手腕不够。他因拥立新君有功，被任命为宰相，但很快和另一名外戚权臣韩侂胄发生了权力斗争。韩侂胄这人后来的政治名声极差，但权力手腕够狠，在他的打击下，朱熹被排挤出朝廷几个月后，赵汝愚被罢相，贬到湖南做地方官。
小皇帝赵扩起初对朱熹充满希望，在短短46天时间内，听朱熹给他上了七次课，还专门召见了四、五次，但为什么很快就翻了脸，把朱熹赶走了呢？赵扩倒是把原因说得挺坦白：
第一，朱熹手伸得太长，太爱管不该他管的事了。本来就是请他来讲授圣人经典的，没想到他凡事都插手，那一时间段的一切重要政事争论，朱熹都参与了，特别是在人事任命上，总提个人意见，按岗位职责，那确实不是他该管的事。
第二，爱插手管闲事也行，但朱熹提出的办法“多不实用“。小皇帝没说错话，举个例子，当时已被赵汝愚等以“内禅”方式退位、当太上皇的赵惇神志不清，他一直还以为自己没退位，赵扩去见他，他不接见，弄得赵扩也不愿意再去。朱熹是很重父子孝道的。所以，坚持小皇帝一定要常去看望这位疯父亲，要求赵扩“下诏自责”，望见太上皇帝，即当“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负罪引慝之诚”。这个建议确实不可行，就算赵扩这么做了，能治好赵惇的精神病吗？赵惇的病因来自遗传因素，是治不好的，号称也通医学的朱熹不从医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反而要求小皇帝象对待正常人一样去对等这个疯父亲，确实迂腐，小皇帝做不到，也不该这么做。试问，如果小皇帝见到太上皇，太上皇又提出一个政治上的建议，小皇帝是接受还不接受。不接受，按朱熹的观念就是不孝；接受一个疯子提出的政策，如果实施下去，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仔细研究这一时朱熹的所做所言，赵扩将他贬出去还是情有可原的。
按常规，以朱熹这点儿错，被贬官是可以的，犯不上再追究其学说的正误，以前朱熹也被罢官，也没把他的学说打成“伪学”啊！
查禁朱熹的学说，主要是韩侂胄一党干的，目的是彻底清除赵汝愚一党的势力。赵汝愚当政时，在中央和地方都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有的还是朱熹的弟子，将朱熹的学说定为“伪学”，其弟子门人定为“伪徒”，就能把这些人一并逐出“干部队伍”，以此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
一份韩党弹赅朱熹的奏章说，朱熹以“伪学”授徒，他们之间约定了一种“暗语密码”，在科举考试中，朱党的考官便可根据这些“暗语”来判断谁是自己人，给予录取，所以必须禁止“伪学”传播。十几年后，韩侂胄垮台，朱熹学说又被解禁，立为“正学”了。
上述事实说明，朱熹学说被禁，跟他学说的内容观点毫无关系，他不是因为学术观点被迫害的，而是在权力斗争中，自己这一帮派总体失利后所遭受到的打击，这也是中国帮派化学术的必然结果之一。
6 学校不是会所
书院内自由探讨学问的方法很令今天的文化人向往，有人会说，管他书院是学校、还是会所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东西难道对今天办大学没有借鉴意义吗？蔡元培先生不就是依据“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原则才把北大办成功的吗？
不，不是这么回事！
学校不是会所：人们去学校，是为获得谋生就业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是被迫去的；人们组建会所，则是出于某种兴趣与爱好，是主动去的。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假如不用上学就可谋生挣大钱，那么没有几个人愿意去上学，欧洲人、美国人也是如此。这一点也决定了一切办学校的原则都是“强制”，用优雅些的话说叫“严格要求”，一切学校所做的无非是用各种方法强制学生学习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掌握自己不会的技能。会所则不同，它本来就是兴趣爱好者自发的聚会，为了快乐才来，要是有所强迫、引起不愉快，还不马上就散伙了！所以，一切学校的实际办学原则都是强制，强制学生接受知识与技能的效率越高的学校就越成功；同样，一切会所的原则都是自由，如果没有了自由，会所就自动瓦解了。
不能用办会所的原则来办学校！
所以，宋代书院的办院原则不适合于今日办大学。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绍兴山阴人。清末中进士，1904年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1917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他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是公认的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办北大已成为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仿佛最理想的大学就应该是蔡元培先生所办的北大，这又是一个多么深的误会！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时，精神还十分年轻，他挟着革命者火热的激情，带着刚从欧洲游学的新鲜感和兴奋劲儿，把北大当作一座学术会所来办了。他开宗明义地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也，不是资格养成之机关。诸位如果想求谋生就职的专业技能的话，可去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不用来上北大这样的大学。上大学就是来研究高深学问的。”在此基础上，他提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可这种主张，是和古今中外一切学校的客观性质不相符的。
蔡先生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只是办了一座成功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会所，而不是一所学校。检点那一时期北大的历史，发现留下最深刻痕迹的人物绝不是因为其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那些站在时代潮头富有救世激情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诸人难道是搞学问的吗？同样，追随这些思想明星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以及被从外地吸引来的毛泽东，难道是在北大的课堂上、按按照系统的学科建制，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社会主义思想吗？
蔡先生把学校办成了会所，固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伟大的影响，但从办学校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成功，他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辞去校长之职。今人曲解说，那是为了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可蔡先生本人当时就坦承：作为校长，学生上街游行，自己有失职之过，所以辞职。经各方挽留，蔡先生不得已又回到北大，接着当校长，但被“自由”风潮鼓舞起来的学生已经走到了蔡先生始料未及的地步。一次，为了收取讲义费的事情，学生聚集起来闹事，蔡先生劝说不下，激奋中提出与学生决斗来解决问题。
一所学校，到了为一个行政管理上的常规问题，校长要与学生决斗的地步，这还能称为成功的学校吗！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北平的大学生满怀爱国激愤到南京请愿，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出面劝阻学生回到校园去读书，被学生痛打了一顿。那时的蔡先生已经完全成熟了，他明白了会所与学校区别，否则，应让学生按着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行事哪！不应在这时出来劝阻学生，挨这顿打、并葬送前半生的英名啊！
不能用办会所的原则办学校，我们今天总该明白了吧！
同样，也不能用办学校的原则办会所，中国今天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研究思想和科学的“会所”，宋代书院形式对建立这样的“会所”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外国是有这样的会所的，而且对他们国家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美国的科学院。中国目前没有这种“会所”，古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书院，但现在却没有了，所以，我们期待着书院在这个意义上能在现代中国复活。
“学校”与“会所”的区别不是没意义的咬文嚼字，而是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只能在会所中实现的理想强加到学校身上，让学校来承载这个它承载不起的梦想。结果只能有二；一是将学校办成了“会所”，虽然为风云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产床”，但学校应有的知识复制功能被严重弱化，简单地说，有会所无学校；二是将会所办成了学校，一当激荡的革命浪潮平息下来，学校的知识复制功能凸显，学校里那些本来应该有自由思想的人物没有纵情表演的舞台，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创造性的思想与激情被淹死在以复制知识和技能混饭吃的平庸大军中，简单地说，有学校而无会所。今天，人们再度把办会所的自由主义原则强加到学校的头上，可太平年间的学校根本无法承载起那么有激情与活力的自由梦想，于是，便出现了无数对学校的抱怨。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很简单：将学校办成学校，将会所办成会所！如今的学校体系已经十分完备，只需放弃强加到它们头上而其实又承载不了的梦想即可。“会所”则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现在的本来可以成为“会所”的各类学会，已沦为学院派庸人们渡假休闲的“报销窗口”，至于各种科学研究机构，一直当作企事业单位，实际上也是如同学校一样按“严格管理”的原则在运行（得特别说明的是，在目前中国各类科研机构中，这种“严格管理”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对本来科研兴趣不够浓厚，进来就是为了谋生的人来讲，如果没有了“强制”，就更干不出什么像样的活儿来了）。
我们希冀的是那种出于真正思想与科学兴趣而聚集起的会所，如同宋代的书院那样的会所。
北大红楼
北京大学红楼现在的地址是北京五四大街29号，为北大老校舍之一。建于1918年，楼为工字形，共4层，大楼通体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示威游行。以后，红楼北面的广场多次成为北京学生进行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1919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在楼内图书馆工作。鲁迅任北大国文系教授时的休息室在二楼扶梯对面。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在这里讲过课。如此深厚的历史和人文渊源，使“北大红楼”历经时代变迁而始终令人瞩目，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53年北京大学全部搬到西郊。1984年5月初在此设置了“红楼纪念牌”。现在已经开辟成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也成为了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 播下龙种，能收获跳蚤吗？
马克思在发现有人误用他的思想时，抱怨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真是这样的吗？
赵本山回答：不对，小狗只能生出小狗，生不出跳蚤或别的啥玩意儿来！
赵本山的回答是对的，符合生物学的事实。
或许马克思也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是否在播下龙种的同时，一不小心带进了几个跳蚤的种子？
宋代书院的创办者们遭遇到了比马克思更为严重的尴尬，他们自以为自己播下的是龙种，可不曾想，收获的竟然全部是跳蚤！
朱熹，张栻等人创办书院，是为了对抗科举考试带来的不良影响。当时，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已经建立起庞大、完善的官学体系。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州学、县学，均以训练应对科举考试的知识和技能为唯一功能，学生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是所谓应试“时文”，就是“科举考试试题解析及强化练习集”，这些时文虽然出自儒家的圣人经典，但由于已经试题化，被肢解得完全丧事失其本来含义。为应试来学习的学生们也不关心圣人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更不会把那些修身立德的教诲当作自己的实际做人原则。他们所想的是如何尽快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捞个官儿当，快搂钱。
有鉴于此，朱熹、张栻们创办书院，目的是在官方的应试教育系统之外，另办一套专以研究学问本身、养成圣人人格的教育学术机构，张栻明确说明办书院的目的：“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他们办成了这件事儿，书院办起来了。在书院之内自由地探讨学问，他们都自以为自己的学术著述与科举时文性质截然不同，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圣人的本来意思，在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之下，定能培养出符合圣人标准的理想人物来。
结果却异常吊诡：朱熹的学说经历过短暂的禁止之后，在南宋就成为官方正统学说，而到明清两代，朱熹的著作被皇帝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通行天下。一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辛勤著述的反对科举“时文”的学术大师，到头来不仅没有抵消科举“时文”的负面影响，反而给那些散乱的“试题集解”又提供了一套完整详细的“辅导教材”。书院呢，虽然明承宋风，又特立独行了一段日子，但因卷入政治派别之争，屡遭禁绝。到了清代，干脆被官府一并收编，成了科举考试的“第二辅导班”（“第一辅导班”是各级官学）。
培养道德君子的目标也都落空了。那些进入书院，聚集在朱熹身边的人，确有雅好学问、动机纯洁的，但也有不少蝇蝇苟苟之徒，他们或是想借此途径进入朱熹的政治集团中，利用朱熹的政治人脉，在官府中捞个一官半职，或是想借朱熹的学术声名，为自己脸上贴金，求得声名。总而言之，无非求名求利之徒。这些人还在朱熹在世时，就进行过无原则的所谓“学术争论”，待朱熹死后，更是严重，所谓“朱学”，只是名利之徒借以聚众、维持关系网络的一面旗号而已。朱熹没有实现他培养道德君子的讲学目标，他办的书院里没有出现一个符合朱熹所言圣贤标准的人物，最低限度，连一个能与朱熹比肩的人物都没有。
再啰嗦一句，这就是会所的特点，出于兴趣驱动的大师们风云际会，追随的听众只是一时激动、凑凑热闹，聚会结束，大师谢世，凑热闹的人也自散去了。
学校就不会这样，每一所学校都以培养出比在校教师优秀的人才为己任，而且也都做到了这一点，不信你历数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肯定都有比老师更有成就的学生出现。
面对这一切，不知朱熹会作何想？
不过我猜想，他一定没有马克思的愤怒，反而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后果。因为马克思是革命家，他确实播下了龙种，对自己该收获什么的果实有清醒的预期，所以才会愤怒。而朱熹本来也就是个官迷，他的理想无非做“帝王之师”而已，如今被供奉在各地学宫，与孔孟诸圣一起配飨学子祭祀，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仁得仁”了！
马克思播下的确有龙种，夹杂了少许跳蚤；而朱熹，则播下的全都是跳蚤，否则也不会有如此丰盛的收获。
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确实提出了一套不同以往的革命思想；而朱熹只是又一次完成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注释，科举考试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朱熹无非是在“试题详解”之外，又编了一套辅导教材而已！
至于没有培养出理想的圣人君子的缺憾，坐在孔庙殿里享受应试举子烟火的朱夫子会说：没有放弃，我在官学里继续完成这个目标！
这当然是痴人说梦，最多是自我安慰。此时，朱子的学说已真正沦落成为“伪学”，五四时期被称为“伪道学”！
8 别灰心，孩子有救
中国思想能飞多高？
就像朱熹那么高！
在书院里，没有任何外来的束缚，朱熹可以在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他十分勤奋，儒家经典的每一句话，都被他反复解释了数百遍；博览群书，天文地理，星历术数，无所不谈，无所不论。他心游八极，已经触到了西方哲学中“终极实在”这一基石的边缘。但是，他也就飞这么高了，书院的院墙没有框住他的思想，是他自己的翅膀只能迸发出这么大的力量：他想不出西方理性科学的内容！还不仅如此，他“问天”兴趣后来突然走火入魔般地转入了抽签算卦的迷信领域，他不信鬼神，但却迷信按《周易》的方法执蓍卜卦，一些重大问题却靠算卦来决定：比如是否就任某个官职，是否给皇帝上某道奏章等。这时候，这位满腹诗书的饱学之士和街头巷尾的愚夫愚妇已然无二。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所有的那种理性科学，如果只按今天这一种科学的标准来说，就是：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之所以没有，不是由于专制制度或经济落后之类的什么外在因素，仅仅是因为在思想中没有想出来那种东西。
这是个令人泄气的事实，但不必因此灰心。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朱熹四岁的样子：他伸出小手，指着天上问：“天之上是何物事？”
多好的孩子！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孩子。让我们永远记住，每朝每代的中国人都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记住这个孩子，远远比费尽心机、指鹿为马地论证“我们也曾有！”有价值的多。
因为这个孩子表明，我们有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更有接受科学、发展科学的能力。
哲学、科学，我们古代确实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儿，尽管全是引进的。但有这样的孩子，就意味着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创造发明出属于自己心灵的科学和哲学。
书院，我们古代曾经有过，现在没了；但如果有必要，那些孩子们会让它复出，重新撑起一片自由思想的天空。
9 后记，兼答钱学森问题
此文写毕后，于《新华文摘》2010年第二期，读到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临终前的一篇谈话《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深感钱老所提的问题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同一类问题，因此觉得有必要对本文的几项重要结论重新加以强调，并顺便作为对钱老所提问题的一种回答。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中国人没有创造出近代科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天性中缺少创造这种科学所必须的逻辑理性与追究终极原因的兴趣，而不是什么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之类的外在原因（这也是我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即便在当代，中国人在科学方面，仍严重缺乏能与欧美人相匹敌的原创能力。
2、要解决中国缺少科学创新能力的问题当然得依靠教育，依靠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但是，要想办出具有科学创新能力教育的办不是为很多人所幻想的“自由主义”，而应是“强制”，即以各种合适的机制和手段，强迫中国养成按逻辑理性思维的习惯以及追究终极原因的兴趣，只有长久有效的“强制”，才能使一个本来没有科学思维基础的民族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这一结论也是对“钱学森问题”的回答）。
3、钱老的谈话中提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光是给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如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以及钱老本人等。这一观点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仿佛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成功的大学，因为它有一套成功的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只要我们将其移植过来就可以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从本质上说，钱学森等人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水平高，而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一种“隐性强制”机制，造就出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华裔科学家。钱学森所列举的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人中百万里挑一的优秀人物，而且还是罕见的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优秀人物，这些人要想有出息，就得想尽办法出国深造，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一种国家间的“强制遴选机制”，被吸收到加州理工学院的，任何一个大学，哪怕是三流老师当道，如果有这么几位优秀人物入校的话，也会造就出大师的传奇的。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除了搞科学研究之外，也没有机会进入政界，就是说，有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断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正是这两种“强制”机制与过程，才造就了这批优秀的科学家的诞生。
4、钱老所举的例子说明，要造就出真正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才，仅靠学校是不够的，而是需一种系统的社会机制，首先，这种机制“强制”最聪明的人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第二，这种机制断了科学家们“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只有嵌入这种社会机制中的学校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5、真正的科学创新当然需要自由的思想环境，但那只是针对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和兴趣的人而言的，如果对那些本来对科学研究毫无兴趣的人给以“自由思想”的环境的话，那么大学就会变成“骗子”和“懒人”的天堂了，正如我们今天在某些大学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通过“强制机制”遴选出的真正有科学研究素质和兴趣的人，就要给他们一种真正自由研究的环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会所”。真正的创新能力不是任何大学所能培养出来的，而是有一种机制，把有创新能力的人遴选出来、汇聚在一起，当这样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让他创新也不行，对这群人，根本用不着讲什么一定要“研究别人没研究的问题才有价值”这类小儿科的老生常谈了。中国所缺乏的不是能培养出有创新能力人才的大学（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大学），而是将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物汇聚在一起，发挥其创造天赋的“会所”，不论这种“会所”叫什么：书院？大学？还是研究院？都行。
李寻、楚乔合著的“白酒三部曲”——《酒的中国地理》《中国白酒通解》《中国白酒配餐学》已经全部出齐，可登录“李寻的酒吧”公众号商城选择购买（，或者扫下面李寻老师助理朱剑、童康育的二维码联系进行购买，三本合一同时购买有优惠！
点击进入李寻的酒吧商城购买
图书简介
《中国白酒配餐学》围绕“中国白酒配餐基本原理”“为酒选菜”“为菜选酒”三大主题的四十二个知识点，同步于国际餐酒搭配理论，以先进的食品科学为基础，通俗生动地讲解全国23个菜系餐酒搭配的实用案例；填补了中国白酒与美食搭配领域研究的空白，可作为广大白酒营销人员、餐厅主理人员拓展业务范围、提高业务水平的“教科书”，以及广大白酒与美食爱好者提升生活品质的餐饮美学读物。
《酒的中国地理——寻访佳酿生成的时空奥秘》于2019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受广大读者及白酒爱好者的关注，至今已重印四次。全书以文化地理为引导，一方面，沿大运河和诸多古道做空间分布的大线索梳理；另一方面，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切入解读，全面探寻酒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全书内容丰富，具趣味性、知识性，又不乏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
《中国白酒通解》对中国白酒进行了系统、全面、专业、细致的解读，涵盖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白酒是什么；中国传统白酒工艺详解；简说酒精；新技术、新工艺、新型白酒；中国白酒的香型——自然地理条件、工艺、风味、品鉴；白酒市场解剖；李寻白酒品评法——供选酒师和消费者使用的白酒品评法。作者亲自走访了数百个白酒厂，通过艰辛的田野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全书资料丰富，见解独特，思想深刻，总结性和开创性兼具。同时，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各领域人士阅读，尤其是白酒酿造、经销、收藏品鉴人士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扫描李寻老师助理二维码
加入李寻品酒学院酒友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