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邓小平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康生的追悼会，心情沉重的他直接要求司机将车开向305医院，他知道，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危在旦夕，急需见见总理，谈一谈。那时的周恩来，病体已极为虚弱，清醒的时光越来越短，病痛也让他显得格外苍白消瘦。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的两位革命战友，曾经英姿勃发的青年，如今面临生死离别，邓小平每次探病，总忍不住为总理的身体感到心痛。
然而，这一天，周总理的病房里并没有一如既往的沉默与痛苦。总理此时已能微弱地睁开眼睛，看到邓小平的到来，他努力想要说话。邓小平知道，现在的时机不是缅怀过去的情谊，而是要谈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邓小平径直开门见山：“总理，您留下的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惦记着啊。”
周恩来艰难地点了点头，虚弱地回应：“是啊，小平同志，你可不能置身事外啊。”他虽然病入膏肓，但依然清晰地意识到，党和国家的未来需要有能力的人来接替自己，而邓小平，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
邓小平略显沉重地握住总理的手，答道：“我不是最合适的，主席会有考虑的。”
但周恩来没有放松，他强提一口气，激动地问道：“你不合适谁合适？难道是第二副总理？”邓小平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不仅是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更是对周总理的责任。他轻轻地说：“这您放心，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在这短短的对话中，周总理以一种几乎是命令般的语气，要求邓小平不再回避自己的责任。这一刻，他的信任与期许在邓小平的心头沉甸甸地压下。而这一切，源自周恩来深知自己身体已经无法继续承担领导重担的现实。
事实上，周恩来的病情早在1974年就已开始恶化。当时，他已被诊断为膀胱癌，病情一度拖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即便如此，身为国务院总理的他依然全身心投入到国家大事中，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处理日益复杂的政务。1974年末，周总理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而更让他担忧的是，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江青及其同僚对权力的觊觎让他心情沉重。为了给自己交接工作，他不得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亲自与毛主席商讨接班问题。
1975年初，周恩来冒着病痛的折磨，飞往长沙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国家大计。经过深夜的长谈，两位领导达成了共识——邓小平将接替周恩来，肩负起党政军三大职能。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完全走向了领导岗位，正式成为党和政府的核心。
随着1975年1月8日中共中央的决定，邓小平不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还同时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三天后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虽然身体日益虚弱，但依然坚持主持《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身体负担，邓小平亲自将报告的篇幅压缩至仅5000字，让周恩来能够更为轻松地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如此，周总理依然无力完成整篇报告，他仅能读完开头和结尾部分。
在四届人大期间，周总理开始将大量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尤其是在多次外事活动中，他公开宣称：“我现在病得很重，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份对邓小平的委托，包含着对他的无比信任和期望。
然而，政治斗争从未停止，尤其是江青及其党羽的反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虽然逐步接管了实际权力，但仍未能获得完全的信任和支持。1975年夏天，周总理的病情再度恶化，他在病床上挣扎着写下一封信，内容再次推荐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然而，江青一派的无端攻击，令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动荡不安。
最终，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去世，邓小平原本应当接替周总理的职位，却因政治斗争的影响，暂时未能如愿。毛主席在周总理去世后提出由华国锋接任国务院总理，尽管邓小平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困境，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试探与努力，始终昭示着邓小平在党内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