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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一个午后，毛主席刚处理完手头的文件，正准备起身活动一番，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主席，这是给您的信。”
秘书叶子龙火急火燎地将信封交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定睛一看，上面有9个大字：
陈掖贤给毛主席写信。
主席暗自忖度：
“陈掖贤？”
“就是赵一曼烈士的遗孤。”叶子龙见主席在思索这个名字，便开口提醒道。
主席立即想起了这个熟悉的名字，既然是烈士遗孤，主席自然需要重视，便拿着这信重新坐回办公桌上开始阅读起来。
然而，一旁的陈子龙却发觉主席的脸色变得铁青，显然信的内容非比寻常。
看罢，主席将信交给叶子龙处理，并双眉紧蹙对陈掖贤留下了六个字的评价。
叶子龙拿起信刚看开头的几句话，就知道大事不妙……
一段山河含悲的故事
1935年11月，一名女八路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腿部中弹被捕。
当敌人看清楚她的相貌后顿时拍手庆贺，因为这名被捕的女八路，便是大名鼎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
赵一曼
敌人知道这名能力出众的女政委口中有着大量的机密情报，因此十分重视对赵一曼的审讯工作。
赵一曼自被捕后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因此无论面对日军的劝降还是威逼利诱，她都不为所动，痛斥日本人的侵略行径。
恼羞成怒的日军在狱中对赵一曼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折磨，企图从她口中撬出情报，一名日本军官甚至用马鞭蘸上盐水狠戳赵一曼腿部中弹的伤口，令赵一曼疼得几次都晕厥过去。
然而，即便面对如此酷刑，赵一曼依旧咬紧牙关，硬生生扛了过去。
眼看赵一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日本人只能暂时停止对她的用刑，将她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企图等她伤势恢复后再进行拷打。赵一曼意识到自己唯一逃命的机会到了。
在医院治疗期间，她用自身的人格魅力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积极策反了宪兵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
二人被赵一曼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并决心帮助她逃脱魔爪。
三人经过一番策划，于1936年6月28日这一天由董宪勋背着赵一曼成功从日军眼皮子底下逃出医院，暂时躲避在董宪勋叔叔家中。
可惜的是，赵一曼的失踪立刻引起了日军的大范围搜捕。
日军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誓要把赵一曼这条“大鱼”重新抓回来。
在日军的重重设卡之下，仅仅两天后赵一曼在逃亡革命区的途中再次被捕，而两位帮助赵一曼潜逃的义士也先后被日军迫害至死。
二度被捕的赵一曼深知求生无望，但求一死。
日本人加速对赵一曼的刑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入十指、电击等酷刑全部用上，赵一曼的四肢、胸前和后背几乎全部碳化，体无完肤，但她依旧以惊人的毅力顶住了敌人的酷刑，没有透露出半个字。
眼看赵一曼是“硬骨头”一块，日军最终放弃从她身上挖出情报的意图，于1936年8月2日将其杀害于珠河县城。
就在赵一曼牺牲前，对她深感敬佩的一名日本军官走上前去，询问她是否还有遗言要交待。
赵一曼拿出一封血书，希望能够留给自己的儿子：
“宁儿，你长大后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而赵一曼遗书中提到了“宁儿”，正是给毛主席写信的陈掖贤。
一场多灾多难的人生
1928年底，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完成学业回到国内，12月根据组织安排前往湖北宜昌开展工作。
彼时的宜昌寒气逼人，一派肃杀景象。
此时的赵一曼身怀六甲，而丈夫陈达邦因工作需要，仍旧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
赵一曼孤身一人顶风冒雪来到宜昌，并在长江边租住了一间破木屋。
1929年1月的一天晚上，赵一曼的肚子开始剧痛难忍，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要生了。
然而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无奈之下她拖着沉重的步伐敲响房东老太太的门。
然而，令赵一曼没想到的是，宜昌当地人认为孕妇在自家屋子里生孩子是不祥之兆，会有血光之灾。
因此房东老太太非但没有帮赵一曼叫来产婆，反而把她从屋子里轰了出去。此时的赵一曼既有生命危险，又有暴露身份的风险。
她忍着腹痛裹着被子，在屋外的角落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清早房东老太太看到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赵一曼，顿时心生怜悯，了解到赵一曼确实无处可去，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太冷酷无情了。
于是她重新把赵一曼搀扶进屋子里，并叫来了产婆。
最终，赵一曼诞下一子，这就是她唯一的儿子“宁儿”，寓意赵一曼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可是，赵一曼毕竟是坚定的革命者，如果一直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非但不利于自己开展工作，同时也不利于随时进行武装斗争和紧急转移。
思虑再三，赵一曼还是在1930年将孩子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自己则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活动。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母子二人的这匆匆一别，便是人间永别。
赵一曼在东北进行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最终两度被捕英勇就义。而陈家则尽心竭力照顾这位烈士的后人，并为他取名“陈掖贤”。
母亲去世时，陈掖贤不过是个7岁大的孩子，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委，并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陈岳云的孩子。
然而，随着年龄的长大，流言蜚语开始不断传进陈掖贤的耳朵里，尤其是一些邻居家的孩子，还总是给他取绰号叫他“野孩子”。
终于有一天，陈掖贤在父亲工厂中的一位工人口中得知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自己不是陈岳云亲生的。
陈掖贤受不了如此打击，他发疯似的跑到陈岳云面前讨要说法。陈岳云眼含热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陈掖贤，并安慰地说道：
“你的娘叫李一超（赵一曼的化名），是抗日英雄，如今已经光荣牺牲。是她把你亲手托付给我的，我待你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
虽然养父不断安慰着陈掖贤，但是从得知自己的身世起，陈掖贤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他的内心始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不安，并且为了让养父母对他满意而刻意的隐藏自己的想法，无条件地去应和他人提出的需求。
从这时期起，陈掖贤的心理就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也为他最终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
陈岳云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
陈琮英后来嫁给了任弼时同志，因此陈掖贤从小就和任家往来密切，陈琮英也十分心疼这位侄儿，时常给予他关心与慰问。
受任弼时夫妇的影响，陈掖贤青年时期开始了解马列主义，并励志成为一名嫉恶如仇的革命者。
任弼时夫妇
在陈琮英等人的关怀下，陈掖贤后来进入上海文华大学深造。
然而，大学里发生的一件事却进一步刺激了陈掖贤的思想，令他的人格进一步扭曲。
忽有一日，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闯入陈掖贤的寝室。
当年的陈掖贤细皮嫩肉，是一名标准的奶油小生，那名壮汉素有龙阳之癖，因此想通过暴力手段胁迫陈掖贤就范。
陈掖贤根本不是那人的对手，眼看就要被其侵犯，恰好室友外出归来，才阻止了这一场闹剧。
可是，陈掖贤却觉得自己声名扫地，内心更加孤独和自卑起来，性格也随之变得更为敏感，无法与他人共处。
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终于见到了自己母亲死前留给他的遗书，他对着母亲的血书泪流不止。
尤其是在了解到母亲牺牲前遭受的种种酷刑，陈掖贤的头脑大受刺激，他拿起一根牙签，在自己手臂上刺上“赵一曼”三个字，用来永远怀念自己的母亲。
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自己要追寻母亲的脚步，做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和一切有悖于革命理想的行为进行切割和斗争。
他的行为和作风也开始变得愈发果断和决绝，对人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严苛起来。
当年，国家给所有的烈士家属都发放过抚恤金，原本陈掖贤也有一份，但是他却坚辞不受，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对新中国的建设无尺寸之功，没有资格替母亲享受各种荣誉。
当他去乘坐公交车，售票员得知他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直接给他免票；
当天去学校食堂就餐，食堂阿姨得知他是烈士后人，也没有收他红烧狮子头的7角钱。
这些来自社会的善意反而令陈掖贤愈发地惴惴不安起来，他总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在败坏母亲的名声，这令他愈发不安。
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子女会经常聚在一起举办舞会等联谊活动。
陈掖贤因为特殊身份，因此也经常收到邀请。去过几次后他就对跳舞和交际失去了兴趣。
随着六十年代的到来，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可是陈掖贤还是经常收到舞会邀请函，这使他内心革命者的热血喷涌而出。
国家饿殍遍野，而他们仍旧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这令他愤慨不已。
当年8月，陈掖贤意外得知自己家乡有人被活活饿死，这下他彻底怒不可遏。
他不仅当面批评邀请他参加聚会的朋友，痛斥他们是“硕鼠”，而且拿起笔来干脆给中央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讽刺信，并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希望能够从毛主席那里讨要一个说法。
据说，陈掖贤特意根据《忆秦娥》的格律填了一首词，但内容全部都是讽刺现实的语句，对上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所以当毛主席看完后把写信的陈掖贤视为一名愤青，并没有因此生气怪罪于他，也没有大动干戈地亲笔回信，而是交由秘书处理。
不过主席还是对他给予了六个字的评价：“他是可怜孩子。”
叶子龙看到这封信的开头，发现陈掖贤的口吻极其狠辣，就感觉到他的精神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顿觉大事不妙。
一出令人心酸的悲剧
写完信的陈掖贤一直在等待着来自中南海的回信，但是他并不清楚，此时的毛主席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忙。
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各地的灾情报告如同雪片一般飞向主席的案头，主席需要日夜不停地批阅文件处理政务。
与此同时，中苏交恶时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需要主席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因此，毛主席实在没有精力给陈掖贤回信进行安抚。
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干部仍旧恪守这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就连毛主席在困难时期也是只吃素，从不沾荤腥的。
只是这一切对陈掖贤来说是一无所知，他为自己收不到回信而变得愈发偏激起来。
他开始变得无端狂躁，有时候又自言自语。即便是面对他人给予的善意，他也会十分警觉，乃至爱搭不理。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甚至上班也开始无故缺勤。
从现在的角度来分析，陈掖贤极有可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就在这时，他所工作的北京市工业学校转成了北京市第六机床厂，他的身份一下子从教师转变成为工人，这令他内心更加愤懑不平，抑郁的倾向也愈发严重起来。
陈掖贤曾经去找过亲生父亲陈达邦，似乎是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只是后来陈达邦又重新组建了新家庭，父子二人相处下来也颇多隔阂，因此并没有给予陈掖贤以精神上的宽慰。
然而，不久后，他就和父亲阴阳两隔。
1966年，父亲陈达邦去世。
陈掖贤听闻陈邦达的死讯后悲愤异常，后面多年的艰苦岁月，不仅摧毁了陈掖贤的精神状态，也扼杀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悄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54岁。
陈掖贤女儿
陈掖贤的人生无疑是充满悲情，但是充满悲情的人生又何止他一人。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无数仁人志士都毁家纾难，为了心中的理想而甘愿付出一切代价。
如林觉民烈士绝笔的《与妻书》，至今读来仍旧字字泣血。
没有这些革命烈士的牺牲，何来如今和平繁荣的幸福生活。走进这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才能让今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厚重的家国情怀，才能不断激励后人自强不息，有所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