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世纪文景出版的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小说《失踪孩子档案》是2021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获奖作品。路易塞利已经成为西班牙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世界中年轻一代女性作者的代表之一。此前文景已经出版过她的随笔集《假证件》以及她的小说《我牙齿的故事》《没有重量的人》。
路易塞利向来关注空间、旅行和迁徙。《假证件》中的叙述者漫游在各种各样的都市空间中；《没有重量的人》则描绘了纽约这座城市以及在纽约生活过的写作者。《失踪孩子档案》在主题上仍然与前作有所关联，但它书写的并非某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家庭从纽约出发，不断驶向美墨边境的公路旅行。相比以往的作品，它更关注个体的私人世界和公共生活之间密切相连的关系。和那种具有深度的时间感、历史感的生活相比，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空间化的世界里——不同地方的人群越来越频繁地流动、交换，冲突和矛盾也因此变得普遍而日常，与此同时，伴侣和家人也常常不得不经历物理空间上的分隔。如何面对这种困境成为许多当代人的共同问题。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从事声音研究和声音记录工作的夫妇。“我”和“我”的丈夫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即男方的儿子和女方的女儿——踏上了从纽约开车去往美国西南部的旅程。妻子发现自己无法帮助墨西哥移民曼努埃拉把她滞留在拘留中心的两个女儿带回身边，这些问题促使她决定实施一个有关边境儿童危机的声音纪实项目，聚焦于那些有关非法入境儿童的庭审现场；而丈夫则开始对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阿帕切人发生了兴趣，并打算严肃地研究这个部族的历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重新讲述美国土地上那些曾被消灭、被驱赶的居民的故事。
两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上路了。他们深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家庭旅行，在此之后他们就会彻底分离。在他们不断向西旅行的过程中，家人之间的纽带开始磨损，孩子们也在消化和理解家庭的危机以及新闻广播中呈现的更大范围内的危机——无数儿童试图穿过边境进入美国，却被拘留，或者直接在沙漠里失踪……直到有一天，家中十岁的男孩发现了母亲试图寻找曼努埃拉女儿的意图，于是瞒着父母，偷偷带着五岁的妹妹动身上路寻找这两个女孩。
小说在书写“我”的公路旅行和家庭故事同时，也穿插着作者所虚构的一部叫作《失踪儿童挽歌》的小说文本。《失踪儿童挽歌》讲述的是七个孩子在一个男人的带领下坐在火车顶上非法越境的旅程，一路上他们历尽艰险，其中还有一个孩子付出了生命，最终六个孩子才终于幸存下来。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现实中许多中美洲移民儿童的充满危险和苦难的旅程。
路易塞利1983年生于墨西哥，长期生活在纽约。《失踪孩子档案》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问题的关注，也包含了路易塞利自己身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由此出发的现实关切。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跨越美墨边境的难民儿童，是因为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入境后，如果满足庇护或救济条件，就能够在美国居住而不被遣返，因此许多儿童和青少年试图在缺乏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入境。而这一现象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恶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环境。
都柏林文学奖评委这样评价这本书：“两段旅程——从墨西哥来到美国边境的移民儿童，以及从纽约旅行到美墨边境的关系脆弱的年轻夫妇——交汇在这部充满想象力的、深情的、独具一格的小说中。作者将文学、音乐、地图、摄影和其他包含多重叙事声音的文献材料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部杰作，它既是迷人、抒情的公路小说，也是一部丰厚的沉思录。”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在颁奖时说：“《失踪孩子档案》的故事也在那些经典故事里有迹可循：塞万提斯、凯鲁亚克、约瑟夫·康拉德、科马克·麦卡锡。……在路易塞利笔下的每段旅程中，人物都用复杂的方式回应着生活。她又为小说增添了道德上的严肃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在路上的故事，更讲述着这家人旅途经过的复杂的世界。不仅仅是路上的风景、人对待风景的感知，也更是关于步步紧逼的政治环境、当下的历史，那些遗失的线索，内容消失的档案。”
正如这些评价指出的那样，路易塞利为小说这一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不仅利用多重叙事视角和多层次的文本，同时还为小说增加了“档案”的维度。小说展示了主人公后备厢里各个文件存储盒里的诸多档案——包括照片、书籍、笔记本、地图等等，见证着有关移民、迁徙的历史以及有关声音研究的诸多信息。这些档案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持续提醒读者在追踪这个家庭故事同时也应该关注这一家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总体上看，整个故事展现了公共世界对于家庭和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作者试图表达的是，我们每个人追求个体幸福与成就的历程，无法真正超脱社会语境中那些最主要的那些矛盾和困境。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最主要的篇幅是透过一个女性细腻、敏感的视角来叙述的，女主人公试图帮助的曼努埃拉也是一个女性和母亲，而整部小说都萦绕着路易塞利身为女性对于他者的敏感的体贴与同情。在作者看来，一方面，女性有能力进入公共生活，女性的情感力量能够唤醒人们关注他人的苦难，促使更多的人投身积极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女性也有必要进入公共生活，小说中的家庭尽管面临解体，但“我”和孩子在面对社会危机时始终在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展现了一种更为理想、开放和民主的家庭关系——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人、为一个更美好和安全的社会而努力，实际上也正是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