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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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以“阳明”名山者有三，分别为得名于宋代之前、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之被称之为道教第十洞的“阳明洞天”，得名于明代嘉靖年间、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阳明山，以及蒋介石于1950年为纪念明代著名学者王守仁将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近郊的“草山”所改名的阳明山。又王守仁因在浙江绍兴的“阳明洞天”修真证道，自号“阳明子”。文章就“阳明”之语义内涵进行考释，进而讨论王守仁以“阳明子”自号以及阳明山（洞天）得名之原因，从而梳理出三处阳明山之内在的精神纽带关系。
关键词：阳明洞天；阳明山；王阳明；秀峰禅师；南渭王
中国以“阳明”名山者有三，其一位于浙江东北部绍兴（古名会稽）地区之诸暨市枫桥镇乐山村东北部与绍兴县交界处的会稽山，又名秦望山，该山被称之为道教第十洞的“阳明洞天”，一名“极玄大元之天”，得名于宋代之前，洞天的具体位置在秦望山山后禹庙之西南，世称“古禹穴越之胜境也”，为“群仙所栖”的“仙圣天人都会之所”。其二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永州市郊区、双牌县东北隅的阳明山，得名于明代嘉靖年间。其三位于台湾北端之台北市近郊、纱帽山之东北、磺溪上源谷中，原名“草山”，1950 年，蒋介石为纪念明代学者王阳明，将该山区改名为阳明山。考诸史籍，“阳明”是一个出现得比较频繁的语词，但以其作为地名（山水）或字号之名的却非常罕见，笔者仅见上述三处。
文章拟就“阳明”之语义内涵进行考释，进而探讨三处阳明山（洞天）与王阳明先生之关系。
一
较早记载“阳明”语词的，是旧题为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卜子夏（前507～？）所撰之《子夏易传》。该书卷六对《周易》“丰传”之“兊下巽上。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文进行解释云：“鹤者，阳明之物也，而守阴处内，修德立诚，名达而隐也。上中，孚也，求中信以致，虽居阴也，时亦索之，中心愿与之为治，同志而相求也。故公家之有好爵，而相与縻之矣。君子之道在于进德乎！无隐而不彰，上求下治之本也。故君子而求其母也。”称鹤为阳明之物，具有守阴处内、修德立诚、名达而隐的特性。正是如此，王阳明有《来仙洞》诗咏道：“古洞春寒客到稀，绿苔荒径草霏霏。书悬绝壁留僧偈，花发层萝绣佛衣。壶榼远从童冠集，杖藜随处宦情微。石门遥琐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
《子夏易传》接着对《周易》“说卦传”之“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兊为口”文进行解释说：“乾为首，尊在上也；坤为腹，无不藏也。震为足，动在下也；巽为股，巽于下而随足也；坎为耳，阳明在其内也；离为目，阳明照于外也；艮为手，外刚而能执止也；兊为口，外柔而能说人也。”又以人之四肢、五官为喻，认为坎为耳，阳明在其内；离为目，阳明照于外。这两处说法点明了“阳明”以其守阴处内之修德立诚而光照于外。古代医家与养生家则在此基础上称：“人身脉运于中，血气周流不已。三阳三阴之中有阳明者，为两阳合明。厥阴者，为两阴交尽也。”古代医家与养生家从天人相应的角度自省身体，认为有十四经络勾连并统辖四肢百骸，维持人体生理（命）机能的精气神通过这种经络渠道流通维系，进而以此作为祛病养生以及辩证施治的依据。其中除任、督二脉外，有十二经络以阴阳区分，即手、足各有三阴、三阳经络，非别以太阳、少阳、阳明命名；以“阳明”命名的是手阳明大肠经与足阳明胃经。正如宋人陈渊在《三绝句寄几先》诗中所云：“阳明连络四支中，胃气由来处处通。但使黄婆能饱饭，客邪端的不须攻。”“黄婆”为古代道教养生家炼丹的术语，认为脾内涎能涵养其他脏腑，故名“黄婆”。可见阳明经在维系人体正常机能乃至祛病延年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史征撰《周易口诀义》对“蒙”卦进行解释说：“蒙，坎下艮上。蒙亨者，蒙者童稚之名，暗昧之义。处童蒙之时，所愿获通，故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匪，非也；童蒙者，谓五也；我谓二也。五处童蒙之时，当求九二之明师也。······上九，阳明之德，处众阴之上，能于众阴击去蒙暗，故曰击蒙也。”也将“阳明”与“德”联系在一起。
宋代司马光撰《易说》“系辞上”云：“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阴幽祸恶为小，阳明福善为大。”这里将“阳明”与“阴幽”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提出，认为阴幽祸恶为小，阳明福善为大。
清代傅恒等在乾隆二十年（1755）奉敕所撰之《御纂周易述义》中对乾隆《御纂周易折中》之“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孚兑之吉，信志也来。兑之凶，位不当也。九四之喜，有庆也。孚于剥，位正当也。上六，引兑未光也”文进行述义云：“阳明无疑，阴暗有疑。卦之六爻，惟初不比于阴柔，故行未疑。九二孚兑，其志有以自信，不为外物所移也。三位不当，说不以道，故凶。四之从五也，专则喜在四，而庆在五矣。五位正当，故于剥我者，亦化而孚之也。柔之力未必能引人，而卒为所引者，皆其心之未光者为之也。”《四库全书》馆臣称该书“所解皆融会群言，撷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失，而遗文诠释简括宏深，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所谓“融会群言，撷取精要”，表明述义是采取了大众认同的说法释义；而目的则是“以切于实用为本”，用于指导社会的实践。述义所云“阳明无疑，阴暗有疑”，即认为“阳明”光明磊落“其志有以自信，不为外物所移也”故无疑；而“阴暗”反之。
宋代学者魏了翁撰《尚书要义》云：“日出曰旸。谷，地名，即嵎夷。······《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称嵎夷也。阴阳相对，阴闇而阳明也。故以旸为明，谷无阴阳之异，以日出于谷而天下皆明，故谓日出之处为旸谷。”他也将“阴闇”与“阳明”作为一对相对的范畴提出来，并认为“日出于谷而天下皆明”，故地处东方的“旸谷”即因是日出之处而得名。
宋代学者蔡沈撰《洪范皇极内篇》云：“二气之神，阴精阳明，消息变化，有立有行。立则形具，行则气著。先后其施。一行一立，为辟为翕，何千万年无终穷焉。”将“阴精”与“阳明”对应，认为是上下其仪、有立有行、为辟为翕、消息变化的阴阳“二气之神”。
在岁时中，阳明对应仲夏五月，明人彭大翼撰《山堂肆考》云：“五月斗建午。午，长也，言万物皆长大也。是月曰仲夏，亦曰暑月、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日月会于鹑首。”并称该月“升山”，“《月令》：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注云：凡此皆顺阳明之时。”
《庄子》中有“阳子”其人，晋人郭象《庄子注》云：“阳子，阳朱也。”宋人王雱撰《南华真经新传》云：“阳子者，阳明之人也，处幽阴者不可问其影，居阳明者不可饰其形，故宜两忘而已矣，两忘则所谓能冥其极也，故庄子言于寓言之篇终。”认为“阳子”即是“阳明之人”。王雱又对先秦道家心目中的智者形象进行了阐释，称：“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体。体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窥，惟以无知而为得矣。庄子因而作《知北游篇》。夫智者言其阳明也，北者言其阴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则入于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游于玄水之上，隐弅之丘，适遭无为谓焉。故无为者未免于有为也。未免于有为，则岂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问也。智以无为之不答，复之阳明而所以决其所问焉。故曰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暏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阳明也。”这是较早直接地将“阳明”与个体之人联系在一起记载，并且认为“智者言其阳明也”，所谓“能不用明而自晦，则入于至道之妙”，意即将阳明作为一种自觉的修养充塞于人的内心，则达到“至道的境界。如此，便可以如同《子夏易传》所说的：“阳明以其守阴处内之修德立诚而光照于外”。
以上为古人对“阳明”语词的基本释义。王阳明或许是在对阳明的透彻理解中体味出阳明在修身养性中的重要作用，而以“阳明子”自号，由“道”入儒，并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
二
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作为“顺阴阳，明教化”、“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的儒家，当然会对“阳明”的传统意蕴进行阐释并丰富其内涵，进而作为“以切于实用为本”、“助人君”以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工具。但是，要真正懂得“顺阴阳，明教化”则并非易事，此即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通书》中所说的：“厥彰厥微，匪灵弗莹。此言理也，阳明阴晦，非人心太极之至灵，孰能明之？”另一位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张载在《正蒙》中亦云：“莫非天也，阳明胜则徳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张载的这段话阐释云：“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只将自家意思体验，便见得人心虚静，自然清明。才为物欲所蔽，便阴阴地黑暗了，此阴浊所以胜也。”清代著名学者李光地《注解正蒙》云：“德性者，心统性之所具；物欲者，形感物之所发。推所自来，莫非天也。但百体顺令于天君，则人心皆化为道心矣。天君下徇于百体，则天理将灭于人欲矣。清明在躬，气志如神，阳明胜德性用之效也；蔽交于前，其中则迁，阴浊胜物欲行之时也。阴本非恶，不顺于阳，则流为恶耳。引其恶以归于善，则莫非天也。此条义最精粹。”正是这些理学的开创者提出并重视“阳明”与以道德为核心的君子之道的关系，历代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作了大量的阐述。自张载将“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提高到“莫非天（理）也”的高度后，历代以此来阐发人心道德、修身治国之理的论述不胜枚举。
君子之说本出于《周易》，即所谓“君子以成德为行”。元代学者胡震《周易衍义》借阐释易理时称：“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唯其气质不同，习尚各异。阳明胜而循天理，则为君子；阴浊胜而狥人欲，则为小人。”又云：“南属离火之方，文明之地也。前进而达于文明之地，则阳明胜而徳性用尊，阴浊蔽而物欲不行，所以吉也。”
作为中国最早之阐释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周易》，对古代的三教九流、诸子百家都产生影响，而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道家和儒家（阴阳家等姑置勿论），由于道家已经将《道德经》视之为众经之首，无形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周易》；因此，有着“顺阴阳，明教化”等重要内容的《周易》便成为儒家的众经之首。基于此，在古代诸子百家中，对“阳明”谈得较多的还是道家与儒家，而真正将其奉为修身要义的则是后者。
南宋学者黄裳称：“南方阳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则子民之仁，明则君国之智。北方阴险而主杀，有强者之道焉，君子之强而强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强能弱也。宽柔以教，所谓能弱；不报无道，所谓能强；袵金革死而不厌，所谓能强而不能弱。能强则不流，能弱则不倚。”
朱熹借阐释“琴律”而加以发挥，称：“······至其三宫之位，则左阳而右阴，阳大而阴小，阳一而阴二。故其取类，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阳明，故为君子而近君；右者阴浊，故为小人而在远。以一君而御二臣，能亲贤臣、远小人，则顺此理而国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拂此理而世以衰乱。是乃事理之当然，而非人之所能为也。”古人习惯于以坐北朝南的位置确定方位，左者即东方，为日出之方位。故云左者为君子。在《傅伯拱字序》中，朱熹对此进行了最为详尽的阐释：“盈天地之间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二气之终始盛衰而已。阳生于北，长于东，而盛于南；阴始于南，中于西，而终于北。故阳常居左，而以生育长养为功，其类则为刚，为明，为公，为义，而凡君子之道属焉；阴常居右，而以夷伤惨杀为事，其类则为柔，为暗，为私，为利，而凡小人之道属焉。圣人作《易》，画卦系辞于其进退消长之际，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于其制礼之时，所以依象取类而立教者，亦莫不审诸此。故凡吉礼则尚左，其变则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号诏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盖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庙朝廷之上，族党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师友、宾主之间，一拜一揖，一进一退，视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岂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宁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来请字，予惟拱之为礼略矣。然奉手当膺端行正立，则其心固已肃然而主于一矣。从而论其平居吉礼之所尚，则夫所以尊阳抑阴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请得奉字曰‘景阳‘而遂书其说以授之。······必使阳明胜而德性用，阴浊去而物欲消，刚不屈而明不伤，公足以灭私而义足以胜利，则庶乎其不迷于入德之途而有以进夫君子之域也无疑矣。”序中所谓“景阳”，即景仰阳明，“所以尊阳抑阴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
古人还认为，阳明之气是一股流行于宇宙间的清气，可以熏陶出贤人君子来，此即南宋学者家铉翁所云：“天秉阳位乎上，而其清气流行于宇宙间，锺而为贤人君子。刚方直大，不与世变相为推移者，清气之所锺也。斯人也出而见用于世，发为议论，著为事业，屹底柱于中流，会百川而注沧海。世道每恃之以升降者，一清之所为也。然亦有出而见用于世，乃与奸邪小人对峙而并立，君子之势常不胜乎？小人则阴浊有以间吾之阳明，而其清者不得直遂焉耳。三代而下，惟两汉多君子，而东汉君子所立视西（汉）尤伟。
正是“阳明”在古代的修身治国中有着重要的涵义，而且为众所周知，故古代官吏经常以此来鉴戒国君。如宋人彭龟年《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云：“窃闻近日宣召夜直，多在诘朝臣不知蜵蜎游息之时。何以为存养夜气之道？阳明升则德性自用，阴浊盛则物欲必行。保护清明，孰如义理。臣闻唐宦官仇士良尝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闲，常令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切勿使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疎斥矣。’要知小人陷君于恶亦有术。然则人主欲远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旨酒既疎，善言方迩。深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谋，盖此重则彼轻，此消则彼长，安可徒徇一日之乐，反易终身之忧。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三也。······”
南宋著名理学家黄干发挥张载之说，将“阳明”提到君子小人、人性善恶的境域分析，他在《复辅汉卿主管书》中云：“昨所论性无善恶、心有善恶。乾以为性，亦可谓之有恶者，盖因明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而发盖天地之间，只是个阴阳五行，其理则为健顺，五常贯彻古今，充塞宇宙，舍此之外别无一物，亦无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发则无不善，已发则善恶形焉。然原其所以为恶者，亦自此理而发，非是别有个恶，与理不相干也。若别有个恶与理不相干，又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阴阳分君子小人。周子谓性者刚柔善恶，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于阴阳，善恶不同而不出于刚柔。盖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气质之禀，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恶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则发无不善；昏而偏者，则发有善恶。然其所以为恶者，亦自此理而发也。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张子所谓‘莫非天也，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亦是此意。张子曰：‘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恶皆性，然后复明且备也。”
南宋另一位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则从“刚”“柔”的范畴论述“德性”与“物欲”的关系，云：“刚者，天德也。天德者，谓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阳，故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人之与天本一无二，惟其有私欲以间之，是以与天不相似，若能尽去私欲，则复乎天矣。此君子所以贵乎刚也。······又横渠先生曰：‘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义礼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于物而生者也。凡为人刚明果决则理存而欲冺，故德性用，言德性为主而用事也。为人阴柔昏浊则欲胜而理冺，故物欲行，言物欲为主而肆行也。阳明阴浊虽禀于气质，然可学以反之。人能自力于学，则柔者可强，闇者可明；不能学，则强者或转而柔，明者或趋而暗。横渠此言，正欲人以学力变气质，使阳明日胜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真德秀在阐述“刚”“柔”与“德性”“物欲”的关系后明确指出，“阳明阴浊虽禀于气质，然可学以反之”，从而为儒家的道德修养者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阳明”可胜“阴浊”，是古人哪怕在最艰难恶劣的环境下都始终持有的信念，此即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张伯淳《寄焦达卿》诗中所云：“别后蹉跎白发侵，关情日暮碧云深。诸公饱挹湖山趣，倦客销残铁石心。身世百年浑是梦，交游四海要知音。浙间久雨伤农否，自古阳明可胜阴。”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自古光明可以战胜黑暗。当然，“阳明”与“阴浊”的消长并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南宋文士卫宗武《和友人新阳韵》诗中有句云：“生机天地宁终藏，剥极复反开新阳。阳明渐进阴浊散，辉光万象熏佳祥。”
正是理解到“阳明”与“阴浊”之间有着交相胜的辨证关系，南宋学者王柏指出：“天地间所可大恨者，气运之不齐也。天理固未尝须臾亡，天理之亡，此气昏之也。自阳明一染于阴浊，氤氲轇轕，而阳明不得以自全矣。于阴浊之中，而阳明湛然不杂者实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会，锺而为大圣大贤，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间气也。以大舜之圣而顽嚚、象均不能同德于一家，而管、蔡之愚不率德于周鲁封域之间。于圣贤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传之久，固无是事也。无是事则不敢轻责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伦、美风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废也。”王柏认为，无论是外部环境（含天地自然与社会人文环境）还是内心世界，“阳明”与“阴浊”之气总是交织在一起的，“阳明”如果染上“阴浊”，则“阳明不得以自全”；只有“千百年而一得”的“大圣大贤”，才是“于阴浊之中而阳明湛然不杂者”。因此，宋明以降的理学家将增阳明以祛阴浊奉为修身养性的日课而坚持不懈。
既然大圣大贤须千百年而一得，那么普通的人需要怎么修身养性呢？南宋学者黄仲元在《陈耀卿字叙（名晖）》中给予了如此回答：“《易小象传》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光者，明之体；晖者，明之用。光至于晖，其明著矣；晖至于耀，明又盛矣。尝譬之日光，其质也晖。旭，旦也。耀则中天而明，无不照也。天地始判，日即生焉。若非日昱乎昼，宇宙晦冥，万物何所睹哉？人之所以光明俊伟者，以阳明之气塞吾其体也。故积中发外，如日之晖。学问之充，事业之见，炳炳烺烺，照人耳目，又晖之耀。《书》曰：‘爽邦由哲。’哲即晖之义，爽即耀之义。爽以事言，哲以人言。以哲人而理邦政，事事爽快，明白决矣。”黄仲元认为，人之所以光明俊伟，是有爽朗的阳明之气塞于身体，因此可以积于中而发乎外，就像太阳一样明亮，学问之充、事业之见，均可由此发生。
南宋学者袁甫为宋嘉定七年（1214）进士第一，他在一次御前讲席（经筵）上以《易经》作为“发题”，阐述了“阳明刚健”在修身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云：“臣闻日月为易，有日则有月，而日月不相离也，日为阳，月为阴，有阳则有阴，而阴阳不相离也。阳为刚，阴为柔，有刚则有柔，而刚柔不相离也。何也？为物不贰也。······有默观密察之功，则随所发用，自然阳明，自然刚健。故圣人善用阳刚上配天道，万古周流，而无一息间断。在吾身，则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声色玩好之娱自不能惑；在宫庭，则为闲有家之初而险诐私谒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则非独君子登用而小人亦无失所之忧。非独中国乂安而蛮夷亦在化育之内，是乃至阳真刚而非偏阳偏刚之所能为也。阴阳刚柔，动静之妙，还相为本，不见其始，孰知其终？不见其迹，孰知其穷？”
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处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此即孟子所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建筑在阳明之位，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云：“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岛，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此处所言“在国之阳”，即为阳明之地。此即宋代僧人遇荣结合儒家孝道之理以解释《佛说盂兰盆经》时所云：“明堂者，布政之宫也。在城南七里之内，居阳明之地，故曰明堂。”宋代学者陈藻有一篇关于明堂的策问，云：“观《孝经》而知明堂为宗祀之所，又观七篇而知明堂为行政之地。古之人庙曰清庙，则堂曰明堂，宁不为宗祀之所乎？是取清明之义也。《易》之‘离’曰向明，而治则堂曰明堂，宁不为行政之地乎？是取阳明之义也。然则明堂也者，一物而两用，用虽异而实则一。何以言之耶？以平日行政之地，为择日祀天之所。每其临政也，曰：‘吾祀天于此，讵可以代天为政而骋吾私乎。’及其祀天也，则曰：‘皇天后祖，洋洋左右，吾平日布政于此，其果有愧乎？无愧乎？’是一物而两用，用虽异而实则一也。”由此可见，兼具古代国家最重要之行政与宗祀双重功能的“明堂”之得名，便是取“阳明”之义，故明堂建置在“国之阳”，所居为阳明之地。宋代文士方逢辰有《庆明堂礼成》诗云：“合宫芬郁彻垓埏，治象阳明景烂然。云气朝隮疑欲雨，帝心夕愓即旋乾。皇穹后土实临汝，祖德宗功鉴在天。既灌更祈如未灌，缉熙此福万斯年。”
三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他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疏请告病归越（绍兴府），筑室阳明洞中，自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虽然没有对自己为何钟情于“阳明”语词并以其作为自己的别号而自称“阳明子”予以说明，但从上述讨论看，他的自号是有其理由及丰富内涵的。
关于王阳明的思想演进之历程，其学生钱德洪撰《阳明先生年谱序》有大致的梳理，称：“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极性真，宜其疲神而无得也。盖吾心之灵彻显微，忘内外，通极四海而无间，即三圣所谓中也，本至简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难，不其谬乎？征藩以来，再遭张许之难，呼吸生死，百炼千摩，而精光焕发，益信此知之良神变妙应而不流于荡渊，澄静寂而不堕于空，征之千圣莫或纰缪，虽百氏异流，咸于是乎取证焉。”钱德洪在编定《王文成全书》卷二十九“续编四”后所作的按语中又称：“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
据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王阳明31岁，“告病归越（绍兴），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据年谱前之小传称：“先生尝筑室阳明洞，洞距越城东南二十里。学者咸称‘阳明先生’云。”钱德洪撰《阳明先生年谱序》则称该“阳明洞”为“阳明洞天”，可能即是“群仙所栖”、“仙圣天人都会之所”的道教第十洞的“阳明洞天”。因为有直接的文献指明，王阳明就是在这处世称“古禹穴越之胜境也”的“阳明洞天”聚徒讲学的：“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
按道教之第十洞的“阳明洞天”，本来就出自于神仙家言，所处其实很难完全指实，在以会稽山脉为中心的周边诸山中，就有多处“阳明洞天”，除了本文开篇所称之会稽山、秦望山外，还有天姥山亦被称之为“阳明洞天”。南宋学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天姥山”云：“会稽剡县，自晋宋以来人始称传，故沃州天姥号称山水奇绝处，自异僧帛道猷来自西天竺，赋诗云：‘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其后支道林之徒相继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乐天记之为详。盖《道经》云：‘两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晋宋之世隐逸之士为多。亦为阳明洞天也。”由此可见，“阳明洞天”的大致位置虽然在绍兴（会稽）地区范围内，但具体的位置并不详细。作为道教的“阳明洞天”，其实是一处群仙所栖的都会之所。隐逸之士寻觅并驻锡该处（阳明山、阳明洞天），为的是修真养性乃至成仙。因此，古人有“阳明仙”之说。如南宋文士、宋亡后入道自号“老君山人”的董嗣杲在《越城步月不知子城已闭因托宿赵义斋宅》诗中有句云：“履险复自笑，汨没信此世。愿逢阳明仙，餐霞度千岁。”据此，王阳明选择道教的“阳明洞天”，或者将自己所选择的山洞名之为“阳明洞”，当与其以该洞（洞天）作为静摄养生证道之处所有关。钱德洪称其当时“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亦可作为佐证。
正德元年（1506）二月，王阳明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正德三年（1508）春天至龙场。王阳明时年37岁。从“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至到谪所龙场驿，王阳明在途中走了两年时间。据王阳明的学生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称，他“······遂由武夷至广信，泝彭蠡，历沅湘，至龙场”，途中经过了湖南的许多地方。例如，他在常德德山还曾经讲学，收下了蒋信等学生。又经过了永州，在道县写下了《象祠记》一文。“象祠”又名“鼻亭”，相传舜封其弟象于此，后人建祠祭祀。宋人欧阳忞撰《舆地广记》云：“营道县本汉营浦县，属零陵郡。晋置营阳郡，宋、齐因之，而析置营阳县为郡治。······贞观八年，改营州为道州。······皇朝建隆三年，复曰营道。······虞时鼻国之地，有象祠。唐元和中，刺史薛伯高毁之，柳宗元作《斥鼻亭神记》。”按，《柳河东集》卷二十八录有该记文，题为《道州毁鼻亭神记》。据笔者所见，为象祠作记之历代名士仅柳宗元与王阳明二人。清代文士姜宸英撰《鼻亭辨》称：“柳子厚为薛道州作《毁鼻亭记》，谓象以恶德而专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为《灵博山象祠记》，以象为已化于舜。故至今庙祀之，其识似胜子厚。”明代学者茅坤亦有相同的看法，在将柳宗元的《道州毁鼻亭神记》编入《唐宋八大家文钞》时题记云：“文甚明法，读王阳明记象庙，又爽然自失矣。”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后，又在龙场郊外的龙岗山寻觅到一个山洞——东洞，遂将此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王阳明有《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诗，其一云：“古洞閟荒僻，虚设疑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就巗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薫塞，夷坎仍扫洒。卷帙澷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其二云：“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其三云：“我闻莞尔笑，周虑愧尔言。上古处巢窟，抔饮皆污樽。冱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岂无数尺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王阳明是以一种“恬淡意方在”的心态悟道于此。
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王阳明在江西平息当地的农民军起事后回军江西南部山区的龙南县，看见一座名为“玉石岩”的山岩，该山岩分为东、西二个部分，东岩称之为“上洞”，西岩称之为“下洞”，合称“双洞”。王阳明有《回军龙南，小憇玉石岩，双洞绝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阳明别洞”之号，兼留此作三首》诗，其一云：“甲马新从鸟道回，览奇还更陟崔嵬。冦平渐喜流移复，春暖兼欣农务开。两窦高明行日月，九关深黑闭风雷。投簮最好支茅地，恋土犹怀旧钓台。”其二云：“洞府人寰此最佳，当年空自费青鞵。麾幢旖旎悬仙仗，台殿高低接纬阶。天巧固应非斧鉴，化工无乃太安排。欲将点瑟携童冠，就揽春云结小斋。”其三云：“阳明山人旧有居，此地阳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庐。行窝已许人先号，别洞何妨我借书。他日巾车还旧隐，应怀兹土复乡闾。”从诗中“阳明山人旧有居，此地阳明景不如”、“恋土犹怀旧钓台”、“行窝已许人先号，别洞何妨我借书”等诗句可以看出，虽然玉石岩的“双洞绝奇，徘徊不忍去”，但还是不如自己家乡的那个“阳明洞（天）”，只是“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庐”，聊以寄寓乡愁而已。从王阳明在多地寓居便寻觅山洞并命名为“阳明洞”以悟道，可见其家乡的那个“阳明洞（天）”，或者说“阳明”这一语词，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时刻念念在心，无法忘怀。
王阳明多次来到江西龙南县的这处“阳明别洞”，甚至有可能在此停居。他有《再至阳明别洞和邢太守韵二首》诗，其一云：“春山随处欵归程，古洞幽虚道意生。涧壑风泉时远近，石门萝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遗火，野老忘机罢席争。习静未缘成久坐，却惭尘土逐虚名。”其二云：“山水平生是课程，一淹尘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随沮溺，七纵何缘得孔明。吾道羊肠须蠖屈，浮名蜗角任龙争。好山当面驰车过，莫漫寻山说避名。”从诗中“古洞幽虚道意生”、“习静未缘成久坐”等诗句可以看出，王阳明确实是将“阳明洞（天）”视之为习静悟道的场所。很可能王阳明认为，习静悟道的场所可以变动，但其名却不可以改变；每当置身于“阳明洞（天）”的情境之中，他就可以达至一种弥漫着阳明清气的境域，并在这种清气的充塞下“阳明胜则德性用”，“锺而为贤人君子”，心灵升华以获得宇宙间的“至道之妙”。
四
清康熙九年（1670）刘道著等修纂《永州府志》卷八“山川志”云：“阳明山，去县治百里，在黄溪之尾。然山麓险绝，游者相望咫尺，无径可达。山最高，日始自旸谷出，山已明，故谓之阳明焉。嘉靖间，有僧秀峰者禅定于此，今遂为秀峰道场所。”试问，哪座山不是“日始自旸谷出”便“山已明”？如果以日出而山明便为“阳明山”，天下之阳明山不知凡几了，为何在古代以“阳明”命名的山却寥寥无几呢？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元弼等修纂《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云：“秀峰禅师，生于明正德间。晚与邑人蒋鏊、宗室菊坡相友善，筑庵于黄溪之阳明山。山高与云齐，即见日出，故以‘阳明’名之。师修行数十年，得教外别传。忽一日，贮盐一桶，趺坐其中，戒其徒：‘越千日乃启。’及期启之，宛然如生，即建道场于山。其地有银沙十里，鸟道盘折。每岁八月，朝礼者以数万计，灵异不可胜述，至今肉身尚在焉。”称湖南永州的阳明山之得名，乃“山高与云齐，即见日出，故以‘阳明’名之”。此说难以成立。因为，比这座阳明山还要高峻的山脉、山峰亦不知凡几，同样可以即见日出，为何没有名之为“阳明山”？该志卷二“山川”载：“阳明山，王元弼《名胜记》曰：山在黄溪之尾，离城百里。嘉靖间，有僧秀峰焚修于山间，今为秀峰道场。山多峭石，花木故其所产也。山向阳，故以是名。”此说亦难成立，因为每座山都有向阳、向阴之两面，哪里可能以其一面向阳便名之为“阳明”，那么每座山都可以如此命名了。正如刘范弟先生所考证的，阳明山原名“阳和山”，是在秀峰禅师坐化以肉身驻世后，才被藩王南渭王所命名，那么为何在此之前不称之为“阳明山”而称之为“阳和山”呢？
根据刘范弟先生的考证，秀峰禅师其实是一位半道半释的人物；与他同时在阳明山修道者，还有身为南渭王裔孙的菊坡和由儒入道的蒋鏊（蒋湘崖）。蒋鏊曾经游历江浙，不可能不知道浙江绍兴（会稽）的道教“阳明洞天”；而且，以王阳明之声名，曾经身为儒者的蒋鏊也不可能不知道王阳明；只不过王阳明是由“道”入儒，蒋鏊则是由儒入道。王阳明在贬谪龙场驿时途经永州，也有可能与南渭王府之人、包括菊坡在内有所接触。因此，道教的“阳明洞天”与儒家关于“阳明”之学说，不可能不直接或通过蒋鏊间接影响在秀峰禅师圆寂后将该山命名为“阳明山”的南渭王。基于此，作为一座被视之为修真证道之胜境的永州阳明山之得名，当与王阳明自号为“阳明子”一样，与道教之“阳明洞天”及儒家之“阳明境域”有关；换言之，阳明山应该是一座被认为阳明清气所弥漫之山，在此山悟真修道，可“以阳明之气塞吾其体也”（前述黄仲元《陈耀卿字叙》语）。清道光八年宗绩辰等纂修《永州府志》卷二上“名胜志”云：“零陵之东，舂陵以西北，其距县皆百里，有山最高，属乎黄溪之尾，朝阳甫出而山已明者，阳明山也。有银沙十里，鸟道盘折，上与云齐，多石少土，山根郁露，其麓险绝，几疑无路。及登峰顶，左衡（衡山）右疑（九疑山），极目千里，身在云际，超然出尘。明嘉靖中，僧秀峰居之。秀峰没，其身不坏，人遂为建寺。远近礼祝，视全州之覆釜空山，因此有人迹焉。”由此可见，“极目千里，身在云际，超然出尘”为该山所吸引人之处，当然也是一个修真证道的极佳处处。在世人的心目中，秀峰禅师的坐化并以肉身驻世，固然有着他自身的修为，但也与该山之似“阳明洞天”或“阳明境域”不无关系。这应该是该山得名之最为合理的解释。顺便指出，在秀峰禅师等人禅修悟道于此之前，该山尚人迹稀少，尔后因“人遂为建寺”，为“秀峰禅师道场”，才“远近礼祝”，成为当地朝拜之香火胜地。
正如前文所述，史籍记载，中国只有三处“阳明山（洞天）。位于浙江绍兴（古名会稽）的道教洞天“阳明洞天”因其无法指实，那么便只有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阳明山与位于台湾省台北市的阳明山了。两座阳明山与王阳明一道，成为勾连海峡两岸同胞骨肉亲情之一条不可多得的精神纽带。
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永州阳明山及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远远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要丰富得多；同时，史籍中似是而非的记载也非常之多，还需要一一进行深入的考证辨析。只有将基本的材料完全弄清楚，才能够奠定对阳明山文化继续深入研究的扎实基础。因限于本文的主旨及篇幅，这些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了。
作者：万 里
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0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宇航
校对：宋宇航
审订：耿 曈
责编：刘 言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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