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懿娟
让我深恶痛绝的疣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它在一次部长级接待中华丽诞生，随后，它领我登上中国海军舰船，让我只身爬上非洲手术台，又带我经历中国神医与神药。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美役与自由，独立与依靠。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双高跟鞋说起。
在国内进行工作培训的时候，我特意自费买了一双高跟鞋。其实一开始我是去买超长黑裤的，因为总有个大领导嫌弃我的无折西裤盖不住脚踝。结果，新买的裤子太长，我又懒得去裁边，一机灵就买了双似乎是职场女性必备的高跟鞋，盘算着从涉世未深的学生蜕变为成熟的都市丽人。
这身行头在半个月后派上用场，直系领导派我去接待前来公司考察的非洲代表团。虽然裤长鞋高，唠叨大领导也不在，但我还是决定穿穿新鞋裤。
四天的接待日程很紧，要奔波多地参观。部长们也丝毫不管中国人制定的严苛时间表，严格遵守着自己的非洲时间观。为了赶进度，我们马不停蹄地在雨中穿梭催促，跋涉于厂房上下翻译介绍。于是，高跟鞋彻底成为我的酷刑，我的脚底磨出一个茧子。
完成接待任务后，我辗转各部门学习了三个月，终于等到外派通知。随后，我回家探亲一周。那时，小茧已经变大，四周围绕着增厚的角质环。我开始怀疑自己又患上疣了。
上一次长疣，是去参加钢琴演奏会时。上台表演一定要光鲜亮丽地穿高跟鞋，高跟鞋老掉跟，我下台便换成平底皮鞋。然而，不合适的平底皮鞋也像个裹小脚的刑具。我的右脚脚趾被挤压磨损，趾间长出一个“茧子”。我越抠它，它越大。因为长在趾间，时刻的挤压让我疼痛难忍。幸好妈妈带我去找了位有名的修脚师傅，20天无痛去除，没有复发。
但这次，我只有一周假期，我又不愿意耽搁这来之不易的外派机会。而且这次“小茧”长在脚底，按压起来丝毫不疼。于是我就带着这颗疑似小疣去了坦桑尼亚。
在坦桑的前六个月，我几乎忘记了小疣的存在。直到第七个月，它开始微微发作，走路时不时有点刺痛。我的好同事兼好朋友——或者说我的专业看病陪护龙弟一直劝我在当地看看，但我对当地医疗并不放心，一直无视了他的建议。
一天，龙弟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中国海军医疗船来坦桑了。”
“真的吗？”我兴奋地回答道。“想不想去看看？”
“当然要去了，得去看看你的脚。”
“哦。”我想起这茬。“行。”
但是怎么找到船的位置呢？我向当地警察James打听。我认识James纯属机缘巧合。一次，我和龙弟等同事在坦桑电影院看完《心灵奇旅》重映后打车回家。和所有热情的坦桑司机一样，司机和我聊了起来，说自己认识一个会讲中文的朋友，还把联系方式给了我。加上好友后，我发现这位朋友曾公派中国留学多年。他的中文老师给他取名叫李楠——他说他的老师喜欢打篮球，他们全班都取名为篮球明星。李楠常常受到中国大使的邀请参加活动。我想着，神通广大的李楠可能知道怎么上船。
“我没见过这艘船呢。”他周三回复我。
周五，李楠就在朋友圈发了和平方舟的照片。
果不其然，他再次应大使邀请前去参观。照片里，甲板屏幕上写着“和平方舟欢迎你”，两侧立着中坦两国国旗，船上悬挂着“中坦友谊长存”的横幅和一个红灯笼。人群中，白色海军军装与中国民族服饰交相辉映，表演节目热烈进行。
李楠告诉我船就在港口，但他不知道我周天能不能进。于是我和龙弟决定去碰碰运气。周天，午饭后，我们打车半小时来到港口，一眼就看到这艘大船。不同于国内其他外涂银灰色的舰艇，和平方舟的船壳通体亮白，船身上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红色十字。桅杆牵起的绳子上，各国国旗迎风飘扬。
龙弟问司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病？免费的。”
“不用了。”司机说，“我今天想挣钱。有钱了什么时候去看病都行。”
下午一点，我们匆匆下车，冲到港口大门，准备踏上祖国母亲的军舰——
“邀请函。”一位穿着荧光绿安全马甲的黑人保安拦住我们。“前几天可以给中国人看病。现在不行。”
这时，一个中国大哥也开着黑色SUV过来。他和保安用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交流了半天，从手势看，是一样的意思：不能进。
“要有关系才行。”大哥转头看着我说，“你们等一下，我给会长打个电话。”
然后大哥就把车停在路边，找关系去了。
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穿白T的中国大高个。行不通。
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穿黑色防晒衫、骑着小电驴的男人，旁边跟着一个白衣服矮个子男人。依旧是行不通。
看着门口堆了一群人，一个穿绿色军装的高大黑人直接挥手将我们赶了出去。
“那个穿白衬衫的队长比较好说话，这些小喽啰管得严。”骑电驴的男人说，“我上午说给他3万先令（约80元）小费，他都不收。有个上尉军衔的要进去，也被盘问了半天。小姑娘，要不你去给那个队长说说。”
我走过去，白衬衫没看见，只看见绿军装。我又走了回来。
一车又一车当地人进去了，我们还在门口。
见势，想挣钱的司机还想挣我的钱，让我再坐他的车回去。我懒得理他。不久后，中国男人走了——连那个有关系的大哥都灰溜溜地跑了，司机也走了。龙弟劝我回家。我别过身去。
我厚脸皮给李楠打了电话，要来了他过期的邀请函。绿军装当然还是不放行，说需要换个时间，我找了个角落开始P图，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抓起来。还没等我弄好，保安跑来和我说话，可能是觉得我有关系，也可能是看见我的执着。“你有车吗？”他问。
“没有。”我满脸疑惑。
“里面有点远。”
我恍然大悟。“我们最爱锻炼了！”
“那进去吧。”
一点四十。
这是我第一次来港口。远处，一些船只正在卸货；近侧，一个破旧仓库上拉着“一带一路，友谊长存”的横幅。步行片刻后，我们便看到了仿若巨物的和平方舟。根据资料，这艘船长178米，宽24米，高35. 5米，共有8层甲板，满载排水量14300吨。在它的威严下，我一时间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龙弟叫我快去排队看病。我们站在近处帐篷旁的一列队伍中。就我俩中国人，我不禁觉着占了穷苦人家的名额，实在是不好意思。
等另外一波中国人来的时候，他们问巡逻的中国安全官中国人是否也需要排队，安全官点头示意。龙弟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瞧不起那些插队的人。
“也得从那后面开始排，排那么远？”
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广场上站满了一列又一列排队的当地黑人，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排队队伍有一两百米的空地。
“是的。”安全官说。
原来插队的是我俩呀。
过了中方安检后，我们就有了VIP般的待遇。当地黑人志愿者领我们穿过等候人群去拿分诊单，然后我们便踏上银色铁皮的舷梯，来到“检伤分类区”排队挂号。正对着我们的大屏幕展示着方舟的航行轨迹图，整个南半球被画得纵横交错。
挂完号后，我们来到二层相关诊室排队，护士笑着呼喊晦涩的当地名字，用手势招呼着他们一个个进入。普外科在走廊尽头的左侧，中医科在右侧。左侧挤满了人：患了听力障碍的当地老太太、头上鼓起巨型大包的当地阿姨、带着一群患病小孩的当地妈妈们、便秘的当地大叔以及有前列腺问题的中国大叔……
排队时，我们能在两侧的宣传板上看到和平方舟的先进医疗技术和远航历史成就。自2010年起，和平方舟就开始不定期执行“和谐使命”任务。首次赴国外执行巡诊及医疗服务任务时，和平方舟曾抵达亚非五国，其中就包括坦桑尼亚。2017年，和平方舟再次在坦桑尼亚停留。2024年，正值中坦建交60周年，和平方舟第三次奔赴坦桑，并将其作为了13国医疗之旅的第二站。
等了许久，我终于见到了皮肤科医生。
“要冷冻呢。”医生说。“就是一颗疣。”
医生很温柔，显然非常想治好我，但船上没有液氮设备，她便给我介绍了坐在她旁边的当地军医。军医之前在上海待过，还提到这位女医生小时候曾在中国见过他。他没想到，他们竟能在坦桑尼亚再次重逢。
军医看了看我的脚。“简单。擦药，拔掉。结束。你们多少岁了？24？你们还没出生我就是皮肤病专家了。别怕，不痛。不用担心，不贵。”
接着，中国医生反复问我有没有钱看病，又反复询问冷冻多少钱。军医说大概20万（540块钱）。
在坦桑，医疗并不便宜。有非洲版感冒之称的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我每次就诊大概要花500人民币，而达市普通人月薪大概就900人民币。如果遇上什么危急情况，急诊随随便便就是上千块，住院则更是万元不等。当然，当地人可能不会像外国人那样一感冒就去看病，也不会每次都做那么多检测。
或许是由于海军义诊针对的主要是穷苦人民，医生很担心我没钱看病。我告诉她，公司会给我报销，她这才放心让我走，还给我开了一瓶免费的水杨酸。
从船上下来，我感觉心情舒畅，既因为自己的坚持，也因她人的善意。此时，舷梯附近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在拍照留念。舷梯护栏上罩着白色帆布，帆布上喷绘着“海军和平方舟船”蓝色大字。正当我和龙弟准备离开时，一架深灰色的中国海军直升机降落在起降平台上。军人在船尾升起旗面正红、底部如蓝白海浪的八一军旗。
从和平方舟下来后，我查了很多关于疣的资料。病毒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引起的良性增生性损害，外伤、摩擦、免疫力下降均可能是感染的诱因。病毒疣属于低危型皮肤病，与性传播的尖锐湿疣类型不同，因此，我花双倍高价打的HPV九价疫苗也不针对这些病毒类型。治疗病毒疣需要根据医生评估，选择采用冷冻、激光或外用祛疣药物。
军医只在下午就诊，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没去找他，而是在第二天晚上去了附近的伦敦医院，以前我每个月发烧都会在那里治疗。皮肤病专家给出的意见还是一样，而且更加坦诚。“冷冻。会很疼。你想想吧。”
我准备离开。
龙弟劝我，“你都拖了这么久了，别拖了。回家休假那一个月是回去玩的，你治病治一个月还玩什么？不会出问题的，我在这拔了两次智齿都没事。”
想到回家还要禁足，我咬牙答应。
医生没骗人，冷冻是钻心地疼，冻到一定程度就像火烧一样。冻完后，医生说等我的脚起水泡，把疣体托起，然后就可以进行切除手术。可惜，冻后，我的脚并未起泡。医生只能加大冷冻力度，这次之后，我走路都有些跛脚，一个小水泡也逐渐出现。
周六上午，龙弟和我请假去找医生，看能不能做手术，可医生迟迟没到医院。等她一个小时后到了，龙弟已经被叫回公司开会。医生看了眼这个小得可怜的水泡，当机立断准备给我做手术。
她给我打了一针麻药。那么深的针啊，好像从脚底直接扎到了头顶。麻药似乎也不起作用，刀割时依然疼得让人使劲缩脚。医生只好再给我来一针。冷冰冰的手术刀刺入我的神经，我鼻腔里的空气骤然凝固，手术灯无情地聚焦我的孤独。
从小到大，我看病的时候妈妈都在身边，我多想她现在能牵着我的手，安慰我。我握着手机，满心想给她打电话，但又怕让她担心。真没用啊，已经成年许久，居然还像个孩子一样地叫妈妈。纠结三番后，我实在忍不住，给她打了个视频。她看着我的惊叫，鼻头耸起，眉头紧皱，心疼得差点从屏幕里跳了出来。
手术做完，我如释重负。医生给我包扎好，还问我要不要把这个肉球收藏起来。我看了一眼，连忙摆手。医生让我两天之后自行拆除包扎。此时，龙弟也回来了。身边有个人，我心情好了很多。他扶着我去吃了个火锅，我们兴致勃勃地庆祝，觉得苦日子终于快要结束——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拆包扎会把伤口撕破——后来，在医生的远程指导下，龙弟狂奔买来纱布和胶布，我重新进行包扎，再按照医生指示连续用高锰酸钾泡脚，莫匹罗星软膏涂抹伤口；那时候，我们更不知道在花了一千块、一瘸一拐一个多月之后，由于手术没有挖除疣的根部，这个疣又慢慢长回来了——而且更大、更深、更疼，甚至还在旁边激出了一个小小疣。
失望——绝望。
我所有的痛苦和努力都付诸东流，她那么信誓旦旦地说全都割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想哭，想责怪，想骂人，想给我妈打电话。但我没有时间悲伤愤怒，我得解决问题。
我联系医生，她让我买来咪喹莫特乳膏，隔天涂一次。这药是小袋装的，一盒三袋，擦一次就废一袋，一周就得花4万先令（约110元）。我涂了三周，丝毫没起作用。
我再次联系医生，可是她不回消息，不接电话。
治疗了这么久，我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只知道她的WhatsApp头像是她站在中国的一个医院讲台上发言的样子。伦敦医院的网站上也没有她的信息，因为她并不属于伦敦医院——坦桑专科医生太少，她在不同的医院轮班坐诊。
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当地朋友们，他们都很气愤。我的富邻居——一个挪威坦桑混血女孩——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位医生；同时，我的大学朋友也帮我联系了成功在国内医院治好的朋友。
这下，非洲医生和中国医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治疗方法：反复冷冻，每周或每两周去一次，每次只需要几分钟，但总共耗时三个月起步；不建议手术，非常容易复发。两个医生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中国收费15块钱一次，坦桑收费20万先令一次。
我陷入两难：20万！一周费掉540块钱！这治疗下去得用公司多少钱？回国治，3个月起步，这治疗下去工作还要不要？
我决定回家休假，自费找修脚师傅。
“没问题，半个月，最多20天，能治好。”师傅说。
师傅采取的方法是给我的疣包药，然后回家泡上5到7天，疣会被分离出来，然后他拆药取疣，再重复上述步骤，直到疣全部清除。
包药时，师傅开始唠嗑。听妈妈说我在坦桑尼亚工作，他立马劝我回到离家近的地方。
我没回答，也根本没仔细听。我只是静静等他包好，心想着这次取疣一定和音乐会那次一样轻松。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医。
“神医？庸医吧。”我爸一直都不认可妈妈带我去找修脚师傅看病。
“你嘴巴糟。”我妈说。
“当然我也希望他是个神医，把你治好。”我爸又说。
事实上，爸爸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次包药后，我胶布过敏，痒得无法入睡，师傅只好提前割疣，没割掉多少。第二次包药后，我的脚肿了起来，冒出一个巨大水泡，疼得无法入睡。师傅又提前割了一次，切掉一大块肉皮。两三天里，鲜血混着黄水以及用于愈合的药物都不停从脚底渗出。
由于休假时间即将结束，师傅不敢再包，只好让我下次休假回来时再来看。同时，他还给了我一小指甲油瓶子的“神药”，传授给我自己治疗的方式。我只好祈祷这样有效。
临行前，我买了双舒服至极的芭蕾舞平底鞋，把它带回坦桑尼亚应对偶尔的接待，并向自己保证日常都穿运动鞋——都市丽人、舞台女神……穿上不舒服的话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师傅的指导下，目前我的疣还算在可控范围内。每晚洗漱完毕后，我就开始擦药扣皮，试图杀死这个顽固的跟屁虫。细细数来，疣都快满一岁四个月了。它已经去过五个国家，见过部长，上过和平方舟，挺过了五六个医生的枪炮，还生过一个宝宝。我想，等它入土的那天，该是无憾了吧。
阅读作者更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