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已经提出多年，然而听了“政治学·新知”跨年讲的2025年首讲也是系列活动的第六讲，你会感受到它是如此真切地降临在你的身边，改变着你的认知、激发着你的使命。AI科技狂飙突进、国际关系风云诡谲的大转型时期，作为以实践为维度的中国当代政治学必须未雨绸缪，从而全方位地应对各类新情境，把握种种新机遇。
在2024年度五场讲座的熏陶热身之下，六位讲者阵容在“政治学公开课”微信号上甫一预告，众多业内人士和爱好者便锁定当晚8点三个平台的直播。以“如何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问题意识，政治学跨年讲聚焦“新知”的多元展开，中国政党政治学（郭定平）、边疆政治学（方盛举）和政治传播学（荆学民）相继登场亮相。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场跨年讲还密集地探讨了近年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赵可金）和国家安全学（肖晞）这两门一级交叉学科。颇有些像新学科的路演，精彩的新知为听者勾勒了一副振奋人心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图景。
范式转化：中国政党政治学近年挖掘的新增长点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郭定平教授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现代东亚政治见长，通过回顾学科发展历程，他详细地分享了《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点与新探索》。
郭定平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构建经历了从引进依附到自信自主的过程。诸如“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等优秀译介著作确实对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回忆，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罗斯托提出过著名的“增长阶段”理论。但此人与美国情报部门等政府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的副标题为“非共产党宣言”，旨在指出一条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意图可谓昭然若揭。由此可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郭定平指出，政治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政治学理论与区域国别政治经验之间的“创造性的紧张关系”的克服过程。以探索中国政党政治学研究的新生长点为例，需要在实现从自信自主到觉悟觉醒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范式转化。具体来说，西方政党概念和理论不宜直接套用到中国，相较西方政党的选举型、利益型、精英型、竞争型，中国共产党明显具有治理型、使命型、群众型、领导型等不同特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政党—国家—社会”的特定结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将政党研究与治理研究相结合，重新理解中国的新型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是构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从觉悟觉醒到创新创造，既有洋为中用，也有“中为外用”。1960年代麦克法奎尔在伦敦创办了《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开始为国际学界所瞩目。如今国际政治学界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关注中国政党研究，并试图从中解读中国经验。《政治学的未来》一书里提供了未来100个研究方向，麦克法奎尔在此书中把他的文章题目定为“Study China”，呼吁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经验创造新的理论。
十八大后，构建政党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已经发掘了不少新的增长点，比如，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等都成为政党研究的重大主题。郭定平自己就提出了国家治理四类不同的嵌入模式，即政党嵌入国家模式、国家嵌入政党模式、政党国家互建模式、政党国家互嵌模式，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逻辑，为政党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化理论成果。
边疆政治学：为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打造底层逻辑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方盛举教授专注于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边疆治理、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研究。与第五讲周平的“大国边疆”分享重点不同，方盛举更侧重“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政治学知识体系”。
回顾以往的边疆研究，方盛举指出其有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多学科交叉视角，仅局限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其次是关于边疆知识供给难以适应现实边疆治理的需要，最后是缺乏系统化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这就造成了我们国家的边疆叙事具有封闭感、落后感和沉重感，不利于全面推进边疆现代化和边疆治理现代化。
随着边疆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我们亟需构建新时代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发展新时代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叙事，从而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与知识支撑。方盛举认为，把政治学引入边疆及边疆治理研究，积极发展边疆政治学，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思路。
从必要性上看，构建边疆政治学一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二是为了应对边疆政治主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边疆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三是统筹边疆安全与发展的要求；四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边疆地区的落实落地。从可能性上看，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赋予了构建的政治可能性；中国古代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丰富边疆治理实践带来了构建的经验可能性；中国知识界古往今来的探索与积淀提供了构建的理论可能性。
方盛举指出，构建边疆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与面向未来这三条原则，以创造边疆秩序、促进边疆发展、优化边疆社会、完善边民个体和改善周边关系为目标，如是方能对“边疆观”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边疆政治主体及其政治关系、边疆治理的制度体系分析、边疆地区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边疆政治文化、边疆政治的发展分析、领土理论与领土制度研究，以及国界理论与国界制度研究将是边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重中之重。
“从边疆政治学的角度，既为边疆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也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政治传播学：融合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
荆学民教授是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专注政治传播研究十余年。2023年11月，荆学民出版《新政治传播学》一书（该书列为“新编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正式启用了“政治传播学”的提法。在他看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基础概念、理论论断和基本规律已经相对成熟，应当以正式学科的标准来加以对待。本次分享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学科体系》是其思考的一个新拓展。
根据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的构成三要素是政治权力、媒体与受众。西方竞选型政治体制宣称：媒体作为独立力量，在政治传播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由此出发，西方学界并不认为中国拥有政治传播，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政治将权力与媒体捆绑在一起的行为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罢了。
众所周知，自二战以降，“政治宣传”已经声名狼藉，被西方世界赋予了太多负面意义。可是那些贬低政治宣传的西方政治理论却并无法说明以政党-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政治为什么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因此荆学民提出，为政治宣传正名、思考如何把政治宣传纳入政治传播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荆学民认为，“政治传播”的内涵应当被重新定义。宣扬媒体独立、排除政治宣传的西方政治传播思潮不仅过于狭隘，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双重标准和理论不真诚。相反，中国政治传播更具包容性——政治宣传、政治沟通与政治营销彼此穿插交织，共同营造出一副新型的广义政治传播气象。
所以概括而言，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其传播主体是政党、国家与政府的三位一体，根本原则是党管媒体，在内容把关上秉持正面宣传，背后的运行逻辑是政治统摄传播。中国政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新型理论总结，也在经验借鉴、知识构建和文明共享维度上带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区域国别学：应时代要求而生，走新“通三统”路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赵可金教授长期从事外交学理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等研究，他认为，新增区域国别学是我们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语境，在学科发展布局上的战略回应。为此，赵可金分享了《区域国别学的中国路径》，探析了这门学科的定位与研究方向。
从根本上来说，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关于一国外部世界知识体系的学问。真正形成一门知识体系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近代以降，西方世界基于传播宗教和海外殖民的需要，对于非西方世界采取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强调基于西方的文史哲传统，用西方的眼睛去透视东方，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充斥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即是其典型表现。二战后，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开启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设，更注重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不过，这套理论构建依然是以争夺和维护世界霸权为导向的，导致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分散在不同的研究社群中，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
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同站了起来，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样的世界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国思想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发挥相应的作用，“区域国别学在中国就是这样应时代而生。”
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使命，核心就是确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服务于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崛起，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也服务于所谓的“中国崛起困境”软着陆。根据赵可金的梳理，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上，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内曾经历了古典的天下想象与近代的国家想象的两种形态。如今需确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人类想象。在此过程中，就知识结构而言，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致力于融合、提炼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国别学、以地区关系为分析单位的国际学和以议题为分析单位的全球学，并且应始终从整体视角出发做出全局审视，真正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支撑。
赵可金指出，在历史上，我们曾把中国古代融合儒释道的努力称之为“通三统”。面对世界大变局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走出一条新的“通三统”之路，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将欧洲、苏联和美国没有完成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真正建立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努力。
国家安全学：通过“再学科化”构筑“学科之实”
国家安全学也是一门新设立的一级学科。2020年12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并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肖晞教授融汇自身擅长的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阐发了《国家安全学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实践》的主题分享。
国家安全学基于国家安全工作的迫切需要而催生，是一门自上而下建设的学科。“不确定性”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词——国际体系进入加速转型期，大国关系进入战略博弈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深。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亟需围绕国家安全学开展深入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目前在研究对象、研究群体和知识沉淀方面，存在着前期学术准备不足的情况，有待政治学人的学科化、学术化、知识化和系统化。为此，肖晞提出了国家安全学的“再学科化”的想法，强调在国家安全学获得“学科之名”后构筑“学科之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是挖掘和把握国家安全学的政治学内核。
目前，国际学界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大多采纳了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感到恐惧”的定义，然而这种提法难以澄清何谓“主观”。不同的是，我国在《国家安全法》中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持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从中可以发现，我们创造性地明确了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基础是人民，根本是政权，最大风险是失去秩序与失去治理。
就学科方法论而言，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遵循着“政治为本、理工为法”的交叉理念。因而国家安全学与法学、管理学、军事学和工学等门类下的诸多学科密切相关。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尝试进行有机的学科融合，并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创新性研究。肖晞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原创性的理论。为应对不确定性而生的国家安全学，天然地带有自主与原创的品格，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实践。
新年首场跨年讲六位嘉宾开启了145分钟的知识密集分享至22:30分方才散去。本场主持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刘训练和策划者佟德志与线上听讲者道别
如最后一位分享者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杨弘教授所分享，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始终“在路上”。她认为，巨大进展体现在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和交叉学科特点的智慧与洞见。“为何党和国家还要在当下进一步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明确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价值取向、确保该体系的实践指向与价值取向相吻合，重视其教育功能及其背后的逻辑问题，杨弘如是解析，既为本场各交叉学科建设提了自己的建议，也指出了现实问题和未来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点。
在后一场，更多学科与计算机和数字化嫁接，多维、多元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正全面展开，并系统地关联在一起，为应对转型时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做好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