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刚过去的2024年年底成为了广大军迷空前的嘉年华，短短一周内，多款新型战机“批发式”翱翔、076“四川舰”磅礴出坞、“福建舰”再度起锚，还有全球首个军用5G网络，能同时连接上万机器人……而这只是2024年让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军事成果展示的华彩乐章。整整一年，明明已经习惯了军事装备井喷的广大军迷，还一次次被这官宣、那“漏照”激动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只是苦了相当一批新式武器加速变成“牛夫人”。
我相信，任何一个带点年纪、陪国家经历过世纪之交“三大耻”的朋友，都会说一句话：“别说三十年前，哪怕五年前都想不到会有如此幸福的一天。”
我自己那几天同样是遮不住的笑意，上周看到扬基老师在“一周军评”里的配图，尤其是圣诞树上的“挂灯”，更是先趴桌上笑个几分钟为敬。想想当年真是“一把辛酸泪”，如果能穿越回去，将今天的盛况告诉当年的自己，想必会被认为是“满纸荒唐言”。 作者自制
在2024年的最后一周，会出现如此密集、振奋人心的成果展示，究竟是事发凑巧还是意味深长，是研发进度的自然重叠还是斗争预判下的敲山震虎？我个人认为兼而有之，但又不只是全部，这可能与不久前洲际导弹的试射一样，都在预告着一个大时代转折点的来临：
过往十年的经济大转型正在迎来破茧成蝶的时刻；冷战以来一超独大的局面将会被彻底打破；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信息化强国即将崛起于太阳升起的东方。转折点的中国，正在从赶超者成为引领者。
一、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处于战略转折点
在这个战略性转折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一面有序推进自己的发展，给海内外同志与伙伴们鼓舞和保障；一面随时准备对突发情况严阵以待，对一切挑衅来犯以迎头痛击，且越是随着时间推移，越会抬高挑衅的成本。
军事装备生产只是一个国家制造与技术水平的折射，更何况中国军费占GDP比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节奏更显从容。越来越多引领式装备的出现，只是整个制造业发展的冰山一角。
在上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已经习惯了西方等同于先进，产品不用西方就不是高端，管理模式不用西方就不叫完善，观点有了不那么西方的依据那就等同于错误论证，甚至连我们内生模式取得的进步也被某些人解读成是西方市场化指导后的复制粘贴，本该是对人类一切优秀经验的平等吸收、拿来主义，结果被搞成打着学术研究之名的话术PUA。
而转折点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正在打破这样的思想钢印，展现中国在产品乃至体系上正在逐步从赶超者变为引领者，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佐证不断涌现。这不仅是七十多年发展的厚积薄发，也是新时代奋发图强的加速推进。
离某些人宣扬“现在是投降的最好时候”已经过去了八年，在这看不见硝烟的新八年抗战里，我们不仅捍卫了这个十亿级人口的工业化国家，并且推动着她继续前进。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占全球比重的30%，直接双边交易的进出口总额就能占到全世界的12.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30%左右，超过G7国家的总和。
在新旧动能转化、贸易战打压、科技封锁收紧、新冠疫情大流行等这种艰难险阻的挑战下，我们不仅守住了独立自主的底线，还大大拓宽了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
“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标与执行情况对比，基本做到了超额完成。 作者自制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增加，而且是创新的日益深化，实现“以新提质”。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上企业比重已经超过了20%，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43.84万亿元，占GDP比重已突破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值达到10.65万亿元，占全年出口交货值比例72.84%。自2020年以来，高端制造业出海贡献度连续四年保持在70%以上，且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由2022年的0.36（美国=1，下同）提升至2023年的0.44，虽然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增速已位居全球前列，而不少发达国家近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譬如德国同期减少了10.7%，日本减少了12.8%。迎头赶上的势头愈发凸显。
1997-2021年中美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中国已从本世纪初占比约为美国的1/5，增长至如今的近一半，相当于同期日本的67%，差距正在加速缩小。 《中国宏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国际比较》
“以新提质”的背后，是技术正在全面突破。并且是走出实验室，形成大集群，既有力支撑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着各区域共同发展。
对于这个话题，本文无意再列举雷蒙多之流哀叹封锁失败的“一家之言”，而更偏好以宏观性的数据说话。如清华大学和自然科研智讯团队联合开发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显示，中国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跻身全球前10大科技创新中心，仅比美国少了1席，共有19个中国城市（都市圈）入围科创中心前100名榜单。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前20城市（都市圈）发展模式图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如果根据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口径，上文中清华的统计非但不是王婆卖瓜，甚至还有自谦之嫌。
WIPO历年公布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榜记录下了井喷时刻的突飞猛进。在2017年，中国仅有4个集群入选榜单；到2022年就猛增到21个，首次和美国持平。而在最新发布的2024年榜单中，中国内地已有26个科技集群跻身百大（如果含港台则为28个），美国同期已减少到20个。中国已经被该组织认定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的创新领导者”。
WIPO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及主要国家保有数量，中国科技发展布局更为均衡。 WIPO
中国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的创新领导者。 WIPO
如此密集的集群如同车厢也被安装了动力，驱动中国这台高铁的飞速前行。近年来，“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概念不断见诸官媒，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视角，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工业化国家，拥有着十亿级的人口，已经形成了4亿人的中等消费群体，并且正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引领下，向着星辰大海全方位发展生产力。
上文分别提到了经济规模与科创技术层面的勃勃生机，而由此相结合，将会在生产和消费两个市场、国内和境外两种循环上，激发出多么广阔的前景？这些前景又将激发起生产力怎样的奔腾？这都将会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的。
中国若干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这些产品的份额都已超过50%。
这种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如同是一棵巨大的榕树，广阔场景的千条万枝、翠绿成荫之下，是一条条粗壮的树根，对应着不断茁壮发育的生产制造组织、管理运营架构、标准化操作流程、质量控制体系、商务运营模式、技术标准推广、全球资源与信息采集……最终会有高度敏捷的供应链贯穿其中，并不断激发出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迭代的需要，随着看得见的“铁水公空”路网延伸与看不见的电波数据交错，则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日益结成紧密的整体。
产业技术正在以前人想象不到的速度飞速融合。就在2022年，中国建成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7900万台套。到2023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达1.35万亿元，同级别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不到一年时间就翻了一倍，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
过去半年，“三驾马车”尤其是投资、消费的情况 世界银行
这种打通实体和虚拟、境内和国外的“滚筒式发展”模式，就是奠定我们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并且在近十年内外形势连环挑战下，“压舱石”不仅坚挺，还在壮大，这也是为什么在新旧动能转型仍未完成，相当一部分朋友的痛感仍将持续（这其中甚至包括笔者本人），但是我们仍敢于断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变也不会变。伤感塔山与喜悦辽沈，无论在情感还是事实上都可以并行不悖。
再回到军事领域，让我们喜悦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件具体的军事装备，更是装备所构建起的强大集成，围绕信息化、智能化、无人机、空天一体等等，所有设计和力量都已经通过一个基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的综合指挥系统连接在一起。人民军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正如美国战略研究所和美国陆军大学战争学院出版社主任卡罗尔·埃文斯所承认的那样，美国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其军事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军事装备井喷的背后是海陆空天作战体系正全方位从赶超迈向引领。
将视线转到国外，作为这场贸易战、科技战的始作俑者，作为中国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最大外部障碍，美国最直接的军事干涉机器，却正在成为其霸权主义三根支柱中最早塌朽的一个。我们已经在《选举正酣，扒一扒美国两党都在回避的军费问题》列举过美国军事开支的效费比之低、审计与监督之难、以及海空军新式装备缩减之速，在装备代差优势陆续丧失、规模还在持续缩小、开支却依然节节攀升的背后，有多少贪腐与倾颓自不必说。
也就难怪被宣传得足以灭国的航母战斗群，对于被戏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屡屡宣称打击命中后，美国对此的回应除了零星空袭，也就只剩下“辟谣”。虽然美军依然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存在，但在正规军决战以前，所谓的“天子”却已经在看似边缘的猎场，被报“射中王肩”还无法自证。军事霸权衰落的质变已经不仅是预测，而是随着全球部署赖以维系的海空军装备的衰落，在十年左右时间肉眼可见。
2010年以来中美新服役军舰吨位的对比，中国已经在舰艇新服役规模上实现了对美国的反超。 作者自制
军事衰朽的背后也包括了科技领先优势的丧失、以及场景应用的收窄。美国不仅用科技战，成功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且三四十年前产业空心化与冷战胜利的“半场开香槟”恶果开始显现。在实体经济空洞、本土生产效益不振、传统制造业中心变成越来越多的“铁锈带”后，本土能够用于技术检测和推广的场景越来越少，从而又加速了技术被追赶。
自本世纪以来，美国创新领域的排名、研发强度、效率正在持续衰减，地位呈下降之势，从学科学术到终端工业品领域的领先幅度在不断被缩小，在基础设施、知识和产权等领域已经被中国反超，正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2015-2021年美、中、德、英、日的科研贡献份额变化和领先学科分布图 Nature Index
就在2024年8月末，澳大利亚政府下设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各个国家的先进技术研究竞争力排行榜。该榜单分析了2003年～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最终得出结论，在6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在近9成（57项）技术上位居第一，而美国则从2003年的60项技术第一急剧收缩到7项。
20年间，美国从60项技术位居第一收缩到仅在量子计算、疫苗和医疗对策等7项技术上位居第一。 日经中文网
颇为讽刺的是，反而是更为虚拟、更需要信仰充值的金融霸权，在美国这三根支柱中显得最为坚挺。美元霸权依然被渲染得有如神话。在咱国内，股民和球迷哪个更为悲剧也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的大A刚一如既往地用青山碧水喜迎2024年一连串军事与技术的捷报，并与美股共同论证着“股市是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晴雨表”论断有多不靠谱。我们的一二级市场从规模、操作、信心等方面与大洋彼岸的差距，恐怕是本文列举的所有指标之最。
但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保持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资产定价的主动权没有偏移，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要求得到了切实贯彻，并且随着产能大规模出海，正在支付结算体系上进行着积极的探索，这将深刻影响后续进程的发展。
而在此时，大洋彼岸正在陷入的加息、降息纠结，背后是以往得心应手的美元收割愈发力不从心，这是一场历时更长、能被更多人目击和思索的“射中王肩”。
可供思索的素材还远不止于此。随着白宫又一次易主，共和党政府施政规划的混乱与自我革新意识的缺失、MAGA运动的底蕴不足和后劲乏力将在不远的将来联袂上演，在前面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其机理。我们将很快就能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巨大的短期兑现压力面前，在本土生产、就业、外贸这不可能三角里的左支右绌。
不用怀疑后面斗争形势仍将激化，并对我们仍会是很大的考验，但这些考验将一次次论证转折点之后的攻守易形，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肩上中箭的王已无法主导自己一手打造的格局。到那时，这个王必然会像自己的十字军祖宗那样，面对日益渺茫的东征，把战刀与抢劫用的麻袋甩向君士坦丁堡的盟友。
但凡特朗普及其亲友同僚在“东大”榨不出油水，就要磨刀霍霍向盟友了。 X
无论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还是现代的第三帝国，当霸权对于对外攫取的依赖远超过自身造血，攫取被阻挡，失血也将到来。不仅是法西斯，任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它们的政治和军事生命都寄托在进攻之上，寄托在对世界市场的超额剥削之上，能够支撑这种超额剥削的进攻一旦完结，生命也就完结了。
当它们进攻被阻挡、当它们的超额剥削愈发难以为继，这就是转折点的开端。
二、转折点之后，将是立体滚筒式的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在内部调结构依然未完、转型升级依然存在瓶颈，而外部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仍在进行甚至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渐渐开始采取更为主动进取的姿态。
在去年9月末、10月初，伴随着洲际导弹的试射成功，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陆续出台，笔者当时就在前文中认为增量政策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刺激，而是我们迎来战略转折点的系统布局。到了2024年末，一边是经济政策持续加码，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正在陆续推出，一边是军事成果仍在井喷，并且开始直接对美国触犯我国利益的企业、个人和进出口进行反向制裁，更强化了对此判断的信心。攻守之势正在逐步易形。
而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足以给挑衅的对手形成降维打击之处在于，我们并非像以往的列强那样，依靠给他人做减法来实现自己的加法。我们仍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在发展中自然而然完成反击的蓄能。并且在这个进程中，拉上全世界一起做加法！
制造业大国的生命在于市场的需求，我们的对手也酷爱以“产能过剩”、“输出到头”来诅咒我们早入瓶颈。事实上，依然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可以在发展中被继续激发，内外也可以在双循环格局下互相激发。部分观点常会将内外需从时间和空间上割裂，事实并非如此。即以国产替代一项为例，上文我们列举了若干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国产工业品，但还有大量日用终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诸如智能手机、电脑、数控机床、重卡、大飞机、芯片……哪怕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比例。
更不用说还有那庞大的海外市场，就以汽车这一个行业在与我们接壤的东南亚市场，当地仅日系车的存量市场占有率就占到70%，这是多大的替换市场？而且当地的人均拥车率普遍较低，除文莱、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外，多数国家的每千人汽车保有量都不到100辆，这又得是多大的增量市场？而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不是简单的车子卖出去就完了，配套的电力供应、信息智能、基建改造、商品物流、服务保障……形成上文多次提到的一揽子输出，这又将是怎样的关联市场？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东南亚市场，根据全球汽车信息平台Marklines的统计和预测，中国汽车将在全球大多数区位保持20%以上的年增速。而这又仅仅只是汽车这一个行业。
在Marklines对中系汽车品牌的出海预测里，唯一增速较低的南美洲市场症结在于巴西还不在“一带一路”国家统计列表中，2024年中巴汽车交易也出现井喷。 申万宏源研究《十年“带路”，百年重塑》
一个个行业需求增长的背后，反映的是海内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攫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全球化1.0中是被剥夺的，正等待新时代全球化2.0的匡正。由着这样巨量的需求，对于现阶段已经“立体滚筒式发展”的中国制造来说，凡是技术还存在差距的，就是下一步突破的方向；凡是市场占比不高的，就有咱未来的市场；凡是能触类旁通的，就是咱可以拓展的赛道。
国内的技术突破才初见曙光，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方兴未艾，在双循环大布局下，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区域整合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头，内外需联动的交叉增长也尚在磨合，大量的技术、质量、服务和行业标准都在相互促进、更新迭代，释放出更大的增量。此时谈论“中国制造已经到头”、“中国外贸已经见顶”，其无聊程度，恍若是在预测一群正在田径场冲刺的青奥会运动员哪天要入土。
此外，内部的以旧换新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增量来源。根据商务部设定的目标，2027年报废汽车回收量将较2023年增加一倍，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年增长30%。根据测算，本轮以旧换新将拉动汽车消费达4363亿元左右，家电消费突破1000亿元。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机械设备、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装备等待更换。
这种更换同样不是单纯的产品更换，不仅要提高技术与质量，同样也是生产和服务场景、制造和服务标准、供应和需求链条的一次大翻新，是中国制造在产能、资本、技术、基建、品牌、服务、定价在内的全方位更新与进化，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内外每一个区域生产生活模式的迭代，实现内外需的联动。
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双循环格局下，我们的经济生产与服务配套会是体系化的输出，带动起巨量的场景，由此引导出大量的需求。而为了保障市场和需求，对于国际间分工协作、地缘内各项资源的协调调度、诸如军事存在这样的硬实力展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在新时代转折点所必须要去完善的政治经济学。
三、发展中，我们必须回答的那些转折点之问
转折点是属于新时代的，自然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等待我们的答案。有些是风云新途究竟怎么开，需要划时代的魄力去新建；有些则是一以贯之的老问题呼唤新办法，老瓶要装新酒，这酒又新在何处。笔者个人为这些问题分别总结了几个诨名，供朋友们参考和探讨。
（一）外循环构建的“丁仲礼之问”
这个问题在之前涉及外贸的多篇文章里笔者都有涉及，老先生当年为了气候问题怒怼柴静言论：“中国人是不是人，中国人的发展权难道不是发展权？”同样，在如今企业出海、产能输出、推动以我为主的全球化2.0时，我们中国该怎么处理好本国输出与他国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如何面对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产业利益而与我们的竞争乃至保护主义？又该如何看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况下，如何竞争既有存量的资源和市场，并探索建立兼顾跨国效率与公平的争端协商机制？
当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候，笔者曾在环境经济学课程上遇到了自己的恩师。他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讲解，与公共政策“两难问题”的剖析，对我来说，不仅是授课，也是自己知行范式的升级。同样，今天在外循环上，我们一样会面对南方兄弟国家围绕发展所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样会面临从贸易到主权一系列自由与保护的“两难问题”，我们该如何给出与资本主义列强所不同的答案，这关系到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服力的经济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概念，也将在大量现实细节问题的解答中日益清晰。 外交部
（二）多边合作领域的“袁文才之问”
就在观察者网的专栏上，不知有多少位作者不断在探讨国际合作如何取信于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外合作必然会从经济走向政治。我之所以将其命名为“袁文才之问”，正是因为当年毛委员带领区区几百人登临井冈山，试图点亮星星之火时，袁文才他们就曾问得非常尖锐：如何能让山里的同志们相信咱的队伍能定得住、待得久？
不得不感慨一句“换了人间”，才不到100年，老人家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锻冶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当代文明，如他所愿地“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上九天、下五洋，正在掀起人类历史的一场新变革，也面临着新时代的“袁文才之问”：
我们如何让伙伴国相信我们我们有主持公道、维护大局的实力和能力？如何对待地理距离和关系亲疏不同的国家，去有针对性地安排力量投送的层级和渠道？对于某些国家打着“内政”旗号，已经明显侵犯我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行为，又如何给予更有力的迎头痛击？这种实力的展现和投送，又如何发展新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这又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过往强调软实力很多，但是软硬实力不可偏废，甚至很多时候硬实力的到达，更能促进软实力的传播，而对于这些硬实力如何运用的理论总结，同样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12月末，“海南舰”技术性停靠印度尼西亚丹戎不碌港4天。
（三）周边地缘政治的“贾队长之问”
对于要不要用一个喜剧性的反面人物来命名这个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挠头了一阵，但实在找不到比《地下交通站》更为传神的台词：“皇军没来以前就是这样，来了以后还是这样，那这皇军不是白来了么？”
反例正用，其实正是我们当前周边地缘所面临的问题，二战后老牌大国们设计的雅尔塔体系同时笼罩东西方，随着苏联解体，西方的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但东方的雅尔塔体系在“一超独大”的情况下，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虽然这套体系对中国利益也做了一定的满足，譬如明确了东南岛屿归属于中国。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的拙劣表现，这套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参与是很不够的，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和地缘环境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我们多少代人的共同心愿，但正因为这个背景，让笔者对顶层设计的慎重多了不少理解。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手段，军事斗争一旦发动，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一定会远远突破军事层面。既然要掀桌子，就要做好打破整个雅尔塔体系的斗争准备，否则只是收回几个雅尔塔体系早就许诺归还中国的岛屿，这何尝不是又一次被诓了人造筹码？还必然以干扰发展进度作为代价。
所以在过往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一直不隐瞒自己对待台岛问题的观点——一个相对非优先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仅以优先级来说，实现发展新旧模式的顺利转换、包括军事装备突破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内外双循环的畅通联动，在这三件大事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将在周边地缘环境中取得碾压性的优势，将会以经济基础层面的率先突破，去重新构建我们周边地缘的上层建筑。哪怕在这进程中间发生突发事变，让我们不得不提前加速，多一分准备也将多一分完备。
这三件大事的落实周期不会太长，最多只有十年，甚至还可能提前，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理解总书记经常挂在嘴边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这也是在我们新中国七十余年光辉道路上，历代领路人一脉相承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素养。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交付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四）基层执行落实的“大水牛之问”
最后将视线转回执行层面，宏大叙事的千里之行始于我们基层每个奋斗者的足下，此时就不得不去重视“鞭打快牛”这样的现象。
故事中的大水牛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隔壁出力少、耕田少的老黄牛反而挨的鞭子也是少，自己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却是越耕田挨的鞭子越多。更有甚者，恰恰因为主人知道老黄牛出活少，反而更加鞭笞大水牛，增加他的额外劳动，究竟为什么呢？
“做得越多，错得越多；越是躺平，越是太平”在相当范围内依然存在，从宏观上看固然有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探索中出现的盲点，但从一个个具体组织的微观上看，对应的就是不同标准的冲突、考核监督的错配、权责奖惩的扭曲。如果任由这些现象泛滥，将会严重阻碍处于社会中坚的执行层面效率。
除了奖惩维度，这个故事还反向提醒我们的决策者，要关注如何从分配层面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同样是处于转型期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强调“中国不能乱”时，就专门提出过“多做几件让人民群众高兴的事情”。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我们党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过去半年，笔者的专栏探讨过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发展与获得感的落差、聚焦过消费券这样的微观场景，在基本面总体向好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转型中的失落、迷茫乃至被剥夺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能从劳动所得、要素分配、管理体系、工作流程、思想引导等维度减少这样的被剥夺感、增加获得感，将劳动创造的成果更公平地为广大劳动者、为真正认同我们道路并为此呐喊与奋斗的同志们所共享，同样是我们在转折年代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笔者永远不会忘记启航新时代的那年金秋、那些金句：“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千头万绪最终凝练出这样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的奋斗目标，才是我们站在历史转折点可以持续蓄能的基础，才是我们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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