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传言比洪水猛兽更让人恐惧。
2002年1月1日开始，一个幽灵——艾滋病的幽灵在北京上空徘徊。北京性病防治中心前来就诊的人突然多了。他们都心情急迫，神色紧张，恳请医生尽快诊断自己是否患上了艾滋病。这反常的求诊率让医生一时非常诧异，而他们所诉说的受病方式更令人惊诧：被陌生人以扎针方式，将艾滋病病毒注入体内！
医院方面不得不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
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处处长王军接到市政法委书记的指令：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刑侦总队了。
这时是2002年春节前。这个“艾滋针”的恐怖传言在京城不胫而走：外地“艾滋病村”的患者进京了！他们混在人流中，专找年轻姑娘或抱孩子的母亲，把贮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扎进她们的臀部、腿部、臂膀，注射进去……
于是同时，京城到处流传着这些扎针人的动态：他们在天津已经扎了多少人；如今北京已有多少多少人被扎；艾滋病有潜伏期，一时半会儿不易查出……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般在城市的上空，在胡同里，家庭中、单位和一切公共场所传播，更不用说无孔不入的互联网了。
还有不少帮闲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添油加醋地渲染，仿佛亲历过一般。
一时间，北京城里沸沸扬扬。说者活灵活现，听者毛骨悚然，虽然当时北京的报刊媒体并未跟着大惊小怪，但一条小小的消息，再经过民间口头文学加工，就是那十几天中也不见报纸报道，不上电视的特大新闻。恐惧症随着春节的临近而让人们的神经越来越脆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用针扎人的事情是有的，20多名就医者的患部就是针扎状态，但未见注射迹象，也未见有艾滋病的病毒携带者。至于说到潜伏期，艾滋病虽然是通过血液传染，但在凝固的血液中病毒会很快死亡的。即使真的在针管中贮存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其中的病毒也会很快死亡，这也是医学常识。
经过一段时间排查，没有一家医院接到真正的因扎针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人。看来，整个事件应该是谣传——虽然不是说它纯属空穴来风，而是指以讹传讹，将一桩平常的治安事件转变为严重危及社会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恶性刑事案件。
严格地讲，这种“扎针”事件，其性质属于流氓滋扰活动，这类案子在历史上，中外各国都不乏其例。
这些谣传若在初起阶段就通过辟谣的直接方式或通过科普宣传，是可以阻止的，但若已沸沸扬扬遍及社会，再用简单的方式只会适得其反，只有抓住扎针人，将他们的流氓滋扰手段曝光，才可以平复民心，安定社会。
如今，事态已发展到火烧眉毛的地步，距我国传统节日春节已经没有几天了，若不尽快采取措施，在节前扑灭流言，告白天下，先不说什么“假日经济”、“热点旅游”必成泡影，连市民的游园、观灯、逛庙会也将无法组织安排。更可怕的是由于民工返乡，学生放假构成的春运高峰也将危机重重。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惊动了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下，王军接过了这件本来由治安部门负责的案子、此前，治安部门曾布控抓捕，但十来天一无所获，王军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必须要抓到“扎针”者！
这件事有点儿像高射炮打蚊子，并不轻松。这一点王军心里比谁都清楚。水看上去很浑，到处冒泡，鱼并没有多少，一网下去未见得捞得着。
王军召集北京城八区公安分局局长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形势，组成“1·15”专案组，交代任务，布置行动方案。
王军为此行动拟定了一个“以显制潜，隐蔽与显露兼绝”的策略：
显——城八区的刑警，再加上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都穿上警服，在本片人口流动量大的商店、集贸市场和一些公交线上，频频亮相值勤，以此来震慑歹徒，并把案犯挤上公交车。
隐——请公交分局选派精干的男女侦查员，便衣值勤，神不知鬼不觉地混杂在各城区的重点线路上。
王军在布置任务时强调：要控制几条线路，重点是传言中扎针事件高发的29条线路，其他的，分区段上车，西城的负责西城一带，海淀的负责海淀一段，朝阳的负责朝阳……一旦发生扎针事件，便衣侦查员马上采取措施！
行动方案落实后，王军点燃一支烟，环视着各分局局长，慢悠悠地说：“年三十前这个案子破不了，我这个总队长不当了，你们局长也别当了！”散会时，他又追加了一句：“哪个局长先抓住歹徒，奖励他5千元……”
任务一下达，城八区局长回去紧急动员。奖金，他们是不在乎的，也许他们还把这许诺看成是一种揶揄：破不了？干嘛吃的？！还能叫刑警吗？！破了，就值5千块钱。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刑警的声誉，市民反应如此激烈，连中央都惊动了，该是咱刑警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按照王军的行动方案一实施，案子没几天就真破了，连续抓了几个扎针的犯罪嫌疑人，大功告成。
看看这些落网的“艾滋针”扎针人的真面目吧：
有小肚鸡肠者——张小洁，女，27岁，北京某商厦职员。
她是2002年1月27日在公共汽车上被便衣警员抓获的，据她交代，她是因为公共汽车拥挤常上不去才出此阴招的。谁挤她，谁硬抢在她前面，就要让他吃一针！然后若无其事，暗自窃笑。
审讯中，有这样一段：
你用什么扎的人？
就是缝衣服的针。
有多长？
四公分吧。(她比画了一下针的长度)
被扎的事主正在医院等待医生的化验结果，在得知是被缝衣针扎的时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有浑水摸鱼者——2002年2月6日，抓获一名手持注射器窜人海淀金沟河小区入室抢劫的男子。
陶发安，男，23岁，安徽人。
据他本人交代，他已经有两次抢钱失败的纪录，但在听了扎针传言后，“灵机一动”生了第三次歹意：为了顺利抢到钱，他买了针管，直接往里灌了自来水，用女友的指甲油沾在针管上，就用这个法子吓唬人，把钱抢到手。
这个“扎针人”做戏做全套，还准备了另外的道具——“毒品”。
原来，这陶发安还在两个塑料口袋里装了“白粉”，一个带子里装的是咖啡伴侣，另一个袋子里装的是淀粉，有了这两样东西，他自称是吸食可卡因的，没钱了，你必须给钱！不给，就扎你，让你感染上艾滋病！偏偏事主杨小姐不信这个邪，一边跟他周旋，一边伺机报警，正当陶发安以为就要得手之时，警察已经赶到，陶发安束手就擒。
有一时冲动者——2002年2月10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上午，在28路汽车上，又擒获一名男子。
杨西军，男，28岁，河南人。他由于痛恨妻子离家出走，对女性产生了报复心理，他使用的是纳鞋底的锥子。
在预审室，他说：我恨我媳妇，她不该不吭一声就走了。当时，我上车后，看见这个女的，有个大辫子，特像我媳妇那个样子，当时，脑袋一热，就扎了。
怎么扎的？
我当时兜里正好揣着锥子，左手从兜里掏出锥子，就扎了……
这些成了流言的帮凶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扎针人抓住了。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曝光。特别是北京电视台三频道《法治进行时》栏目跟踪报道了审讯过程，播出了歹徒的供述，介绍了作案工具，市民们这才知道是一场虚惊。再适当地安排一些科普专题讲座，浮现在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消散，一个祥和的春节像往年一样鲜亮地向人们走来。
开表彰会那一天，王军让会计取出两万五千块钱：5千元奖给了首破案的公交分局局长，2万元奖给了专案组，就是这样，一诺千金。
至此，京城“艾滋针”案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