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1月24号，又是在一个晚上，在两名战士的押送下，他坐上了一辆吉普车，在夜色中，随着车轱辘一路朝着他也不知道的地方行驶而去。
直到下车以后，他这才晓得：原来这是来到了秦城监狱啊！
那么，会有读者疑惑了，这个老实的读书人到底犯了什么错呢？
在杨银禄的晚年回忆录里面，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法。
“他（阎长贵）被认为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是三人的坐探”
到了秦城之后，阎长贵压根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面待上多久的光阴，他又哪里晓得，这一待就是将近八年的时间。
他来得着急，家里人都不晓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就连是否还活着都不晓得。妻子多次打听过他的消息，也是没有消息。自打丈夫消失之后，全家人就靠着妻子每个月60元的工资生活着。‘
阎长贵在11号楼当秘书的时候，每个月还有70元，俩夫妻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有130元，这是相当不错的一笔费用。要知道，在六十年前的时候，一个土鸡蛋也才卖五毛钱，一元钱可以打半斤白酒了。在当时，这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了。
扯远了，言归正传。
阎长贵进入秦城之后，就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囚衣。
或许是和 “秦”这个字有关吧，古时候的秦朝就崇尚黑色，如今这秦城里面的囚服也是黑色。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到了秦城之后，每个人都没有了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串四位数字的编号。
阎长贵的编号是“6820”，这个编号也是有含义的，这“6820”的意思：他是1968年第20个进来的犯人。
这秦城监狱里面的牢房都是单人间，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片，通过这张图片，能直观的看到牢房里面的布置和设计。
距离地面大约一尺高的地方，有一张矮床，除此之外，牢房里面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那牢房采取的是双层设计：
1：最外面是一道大铁门，这一道铁门是关闭着的；
2：最里面是一道木门，包裹着薄薄的一层铁皮，这一道门是敞开着的。
在铁门的上方有一个“窥视孔”，门口的哨兵可以通过这个小孔看清楚牢房里面的情况。通常，一个哨兵同时要兼顾着管理3到4个牢房。在铁门的下方有一扇可以活动的小门，是四方形的，这道小门的作用，就是平常给囚犯送水和送饭的。
牢房里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虽然面积不大，但也足够一个人在里面活动了。卫生间里面安装有抽水马桶，这抽水马桶在那个年代可是个稀罕物，要知道哪怕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北京的胡同人家，都是用的夜壶，大清早起来就要去公共厕所里倒夜香。
为了方便囚犯们冲水，采取的是脚踏式冲水设计，也是比较贴心和人道的了。
牢房正中间的那一盏电灯，高高的悬挂在屋顶之上。或许是为了防止犯人破坏的缘故吧，那电灯周围有一层铁栅栏挡着。这电灯的开关设置在外面，只能在外面才能掌握电灯的调节。
为了随时能看清牢房里面的情况，因此，这灯是24小时都亮着的。只不过白天的时候会把亮度调亮一些，到了晚上九点就寝的时候，灯也是不熄灭的，通常是调到30瓦左右。
犯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不能头朝着墙睡，要把脸正对着牢房门，这样方便门外的哨兵能随时看清楚牢房里面的情况。睡觉的时候，就连双手都不能放在被窝里面，要放在被窝外面。
至于为啥会有这样的规定，其实想想也能理解。
毕竟，双手放在被窝里面，谁能保证会干出什么事出来，倘若真的出了什么事，哨兵和管理员的责任是撇不开的。这就是秦城监狱里面的环境和制度，我也只是说了一些，没有全部摆出来讲。但是咱们也能管中窥豹，从一两个点就能了解一个整面了。
阎长贵自打进入秦城以后，他似乎就被整个世界给遗忘了，没有人找他提审，门外的哨兵是不允许和犯人说话的，就连身体的直接接触也不被允许。而唯一能和囚犯搭上话的管理员，几乎也不来阎长贵这间牢房转。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流，一天天这样的过着，谁都难以承受。
那时候的阎长贵，就只有一个心思：
“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甚至于，他觉得倘若能被人提审，也是一种享受了，毕竟提审还能和人说上话。
这无边的寂寞，包裹着人；那无边的空寂，也包裹着人。
在这边和那边的无言之中，阎长贵学会了“自言自语”，他每天打发时光的乐趣就是反反复复的背诵着，脑子里的那些文章和古诗词。兴致来了，他还会做一些打油诗自娱自乐。
这样的乐趣结束之后，接下来又是漫长的时光游荡在这小小的单人间牢房里。
这闯进了牢房的时光，仿佛也静止了一般，恍惚之间，似乎都能听到时光走路的淅淅索索。
“1、2、3、4、5......”
伴随着时光的淅淅索索，是阎长贵数着那床头暖气罩的声音：
“1、2、3、4、5......”
数完一遍之后，他又来了一遍：
“1、2、3、4、5......”
百无聊赖，大概就是这样的日子吧。
一直到了1969年，这一年九大召开之后，他的日子也有了不少的改善。
对于一个文人而言，只要有文字可以阅读，那是最美妙的事情。
这一年，监狱给阎长贵发了《人民日报》，还有一本《红旗》杂志，这样，他就有报纸、有杂志可以看了。有了文字的陪伴，那时光的步伐似乎也变得轻快了些许。后来，监狱又归还了几本当年没收的书，这让阎长贵十分的开心。
那几年的日子，他把那几本书看得是里里外外的透，有的文章，他看了不下于上百遍了，以至于标点符号都记得很清楚。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75年，这一年的5月22号，阎长贵的牢房里来了两个工作人员。
“......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能走出监狱，终于能和人说上话，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对于阎长贵来说，就是一种很值得开心的幸福。
“现在的我极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静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这就是阎长贵当时最真实的一个心境。
等他走出监狱之后，当年那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如今已经上初中了。
阎长贵原本是想先回《红旗》杂志的宿舍，取一些个人生活用品的，但是工作人员告诉他，在他出来之前，他的儿子早就已经给他取走了。于是乎，在北京没有做过多的停留，阎长贵就一路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湖南，来到了常德，来到了西洞庭农场。
他到农场没多久，妻子、儿子、父母也从山东老家赶了过来，一家人分别了将近八年，可算是团聚了。短暂的团聚之后，年迈的父母回了山东老家，妻子和儿子留了下来，在农场和阎长贵一起，度过了五年的光阴。
1979年的9月，阎长贵被允许回到北京，安排到他原来的老单位《红旗》杂志社工作。
在农场的那五年日子，阎长贵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
当他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因为妻儿“农转非”的问题，他很是苦恼。要知道，如何解决妻子和孩子的城镇户口，对他来说可真是个大难题。
幸而当时农场的一把手覃正彦，早就给这个读书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这个覃正彦从来没有给自己的亲戚、好有安排过工作，倘若是亲属好友来央求他帮什么忙，一定是会被他责骂的。因此，当覃正彦给阎长贵这个非亲非故的人解决“农转非”这个问题后，不少人都很疑惑，问他图个啥。
覃正彦是这么回复的：
“他太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