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父突然离世、夫妻闹到翻脸之后，无路可退的常胜开始了自我放逐。他接过了师父手中的枪，成为了驻守东寨站的铁路民警。
在出发去东站之前，刘所长原本害怕常胜有抵触情绪，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刘所长的要求。
正如常胜自己说的那样，“于公，这事你让我去，我得服从命令；于私，这时候我不顶上去您也没面子，再一个，这本来也是我师父的事，干一半，我也得接上。还有一个，就是周颖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呢，我也正好躲躲。”
因此，对于驻站，常胜自然是当仁不仁、舍我其谁。
躲进小站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常胜本想着到东寨站躲清净，但当地资深小混混、知名二流子、绰号土里憋的张莱西却并不答应。
从常胜到站的第一天开始，土里憋就开始送上了当面挑衅的大礼。
不过，常胜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自然不会跟张莱西这样的二流子一般见识。
谁料，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常胜驻站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启，张莱西就纠结了村子里的一群小混混，趁着夜色、摸进车站，把常胜所在的警务室砸了个稀巴烂。
在警务室被砸之后，常胜曾问过东寨站的站长郑义，“我师父以前遇上过这情况吗？”
对此，站长的回答耐人寻味，“老孙他人缘好，他跟村民处得也都不错，没听说过他有这个事。”站长的话，阴阳怪气、话里有话，他看似是在夸老孙，实际却是在暗讽常胜。
事实上，孙二勇之所以没有被砸玻璃，不是因为他人缘好、会来事，而是单纯地因为张莱西这个刺头没有回到东寨村。张莱西如果早回到老家，孙二勇也难逃被砸的命运。
在事件发生后，郑站长对常胜是这样解释的，当地人民风彪悍，一言不合，说翻脸就翻脸。站长的这番说辞，有一定的道理。
毕竟，土里憋是个游手好闲、招风惹事的人。他之所以敢当面扯大旗、怒砸警务室，是因为他想给新来的常胜一个下马威。
但是，如果我们细数东寨站发生的一切，才会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另有他人。土里憋们之所以敢于挑衅警察、正面开刚，最大的责任人有两个——一个是站长，一个是孙二勇。
在常胜驻站的第一天，站长与他聊起了张莱西。
张莱西从小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全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在张莱西回到东寨村之后，他买了辆二手摩托三轮车，在东寨站出口附近拉客。
和别人的三轮不同，张莱西强买强卖、收费还高，但是迫于他的淫威，村里面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对于张莱西这样横行乡里、为祸一方的蛀虫，无论是站长还是孙二勇，都是一副民不告、官不究的态度。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站长的不作为，助长了张莱西的嚣张气焰，让张莱西肆意抢客、欺行霸市的事情愈演愈烈。
东寨是一个四级小站，除了一趟通往县城的客运列车外，停靠的都是货运班次。车站在山坳深处，又毗邻五个村庄，因此总有不法之徒打车站货物的主意。
在东寨车站，最大的问题是货盗，几乎每月都有盗窃案件的发生。对于车站内司空见惯的盗窃问题，站长是这样说的，“案值不高的，小偷小摸的，我们补个铅封就算了，因为这个运输啊，都有保险理赔，铁路再补点，货主也就认了。”
一边是处心积虑、丧心病狂的惯犯，一边是不管不问、得过且过的车站。郑站长选择内部处理，老孙自然也不会将失窃事件写进报告。于是，站里站外都是一片喜庆祥和，谁也不会在意丢失的货物。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东寨站，这样的乱象还有很多——站里各处的钥匙人人都可私配、缺乏统一管理，张莱西们日常欺行霸市，赵广田是坐车没买过票。
东寨站上至站长，下至员工，要么习惯摸鱼躺平，要么日常种菜养鸡，对于车站的管理推推动动、不推不动，对于猖獗的货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二勇在东寨村的好人缘，正是这样的不作为换来的。正如刘所长在葬礼后说的那样，孙二勇兢兢业业、平平淡淡却又默默无闻。他勤勤恳恳巡线，认认真真种菜，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驻站民警。
郑站长的尸位素餐、老孙的姑息纵容，共同造就了群魔乱舞、遍地货盗的场景。欲戴王冠，必受其重。在两人之中，郑义才是最大的责任人。
小肚能容天下事，眼中不揉一粒沙。谢天谢地，常胜来了。和前师父孙二勇不同，他有温度、也有力度，有手段、更有智慧。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张莱西的好日子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