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与忧郁》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情感心理学名作,收录了弗洛伊德写于1915-1920年的四篇重要文章,分别是《哀悼与忧郁》《当下对于战争和死亡的看法》《论无常》《超越快感原则》。其中《当下对于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为第一次译成中文。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最深的本质包含着一些本能冲动,这种本能冲动是“爱恨交织”的。这种冲动不仅可以解释我们的忧郁症、我们对死亡的态度,甚至可以解释战争的起因。而身处文明社会的我们,对待这种原始冲动的正确做法就是进行“哀悼”。只有顺利地完成哀悼的工作,我们才能坦然地面对生命中的死亡和失去,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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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与忧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吴张彰 译,岳麓书社出版

>>内文选读:

忧郁者丧失的其实是他的自我

哀悼中,我们发现,抑制和兴趣的丧失可以完全解释为一种哀悼工作,自我被卷入了这一工作。在忧郁中,未知的丧失也会导致同样的一种内在工作,忧郁性的抑制也出于此。但是只有忧郁性的抑制会给我们留下一种谜一般的印象,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病人身上到底是什么被卷入了其中。忧郁者还向我们展现了哀悼中所不存在的一点:自尊感的极端减弱、一种强烈的自我贬损。在哀悼中,整个世界变得贫乏和空洞,但在忧郁中,是自我本身变得贫乏和空洞。病人会把他的自我描绘得毫无价值、毫无力量,在道德上谴责自己、损害自己,并且期待受到抗拒和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都贬损自己,抱怨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角色。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是将这种自我批判延伸到自己的过往;他会宣称自己从来都没有更好过。这种对于(主要是在道德上)自身卑微的描绘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现象,比如失眠、拒绝进食,还有在心理上强烈地拒斥一切支撑自己生命的那些冲动。

在科学和治疗学上完全无用的一种做法,就是去反驳病人对自己的谴责。我认为,病人这样的谴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他只是在描述一些直接呈现给他的现象。我们立马就能毫无保留地确证他的这些谴责中的某些细节。他的确丧失了兴致,像他说的一样,没法去爱,没法进行任何活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现象都是次级的,是一种内在工作的产物,这种对我们来说仍然未知的内在工作在消耗病人的自我,它可以被比作哀悼的工作。在自我谴责的其他一些内容上,在我们看来,病人似乎也尤为有理,甚至比非忧郁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一些真相。

倘若在那极为强烈的自我批判中,病人将自己描绘成一幅渺小、自私、不诚、不靠谱的形象,认为自己永远在试着遮掩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我认知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何一个人必须先陷入这类疾病,才能接近如此真相。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对自己有如此的评价和表达——哈姆雷特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那么这个人绝对生病了,不论他说的是不是真相。而且我们也不难注意到,根据我们的判断,病人的自我贬损和真实情况之间并无对应。一位大体上良善、负责、可靠的女人要是处在忧郁中,她说出的话不会比一位确实毫无价值的女人说的话更好;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容易陷入这一疾病,反而对于后者我们常常是没有什么好话能说的。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到,忧郁者的表现并不像一种正常的懊悔和自我悔恨。他们在他人面前是毫无羞耻感的——而羞耻感正是正常的自我悔恨的特征——或者至少这种羞耻感没有明显地展露在忧郁者身上。反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忧郁者有着与前者相反的特质,即令人生厌的絮絮叨叨,这种特质会在一种自我暴露中得到满足。

因此,关键的一点根本不是忧郁者的这种令人尴尬的自我贬损是否合理,即这种贬损是否符合他人对他的评判。重点是,其实忧郁者非常正确地描绘了他的心理处境。他已经丧失了自尊,并且完全有理由如此。然而,我们此时遇到了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向我们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在同哀悼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忧郁者应当遭受着丧失对象之苦,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来看,丧失的其实是他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