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与商业化之间关系一直是 IT 界引人讨论的话题之一。一方面，开源的核心是开放、共享和协作，鼓励全球开发者贡献代码，加速技术创新。这种模式打破传统软件开发的封闭性，使得技术不再受限于单一企业或个体。另一方面，商业化的本质是通过产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开发者和企业如何平衡开源共享与盈利成为一大挑战。
特别在智能时代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技术需求和高昂的研发成本，单一企业难以独自完成大规模的技术突破。此时，开源作为一种高效的协作工具，能够汇聚全球资源，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面向智能社会的共享机制，开源促进创新，鼓励商业回报，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本期《源知源味》邀请到上海开源信息技术协会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张国锋、法国里昂商学院教授兰赛、蚂蚁开源技术增长负责人边思康，三位嘉宾与主持人——华为首席开源联络官任旭东，将深入剖析智能时代下，开源与商业化关系、底层逻辑以及创新机遇，探讨如何激发更多人参与开源事业。
开源是商业策略的关键动作
关于开源与商业化，一直以来有诸多的讨论：两者相互矛盾、相辅相成、互补、缺一不可等等，嘉宾将从多角度分析开源与商业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开源如何促进创新和市场扩展。
任旭东：中国开源实践虽活跃，但我们在理论讨论时多引用《大教堂与集市》《Just For Fun》等西方著作，缺乏本土理论的认知。从传统物理世界清晰的物权归属转向数字世界的今天，软件的特性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开源与商业关系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开源对数字产品商业价值的影响？
张国锋：我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现有的学科理论体系、思想观念、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制度设计等，均基于物理世界的规则构建。但是，数字世界的商品属性与物理世界存在根本性差异，这决定两者的运行模式和规则截然不同。
开源作为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力量，在物理世界起初发展并不顺利，但如今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这表明它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强调数字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否定物理世界的价值。我的判断是，未来将是数字世界引领物理世界的发展，所有领域都将依据数字世界的新理念和萌芽状态的事物进行变革与发展。
兰赛：我们将“开源”与“商业”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有趣的组合。在开源 1.0 时代，其初衷源于草根、非商业。进入开源2.0时代，开源与商业逐渐紧密结合，企业开始加入开源生态圈，这种转变形成一个悖论。开源里充满各种悖论，如开放与封闭、技术与市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悖论。尽管开源和商业看似矛盾，但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开源可能不会蓬勃发展。
任旭东：以前在讨论开源1.0 时，许多人认为开源与商业是相悖的，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停留在传统层面上，即投入资源就必须通过该资源直接盈利。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一旦代码被开源，就难以再依赖传统的 license 模式来赚钱。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源与商业是完全对立的。相反，开源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生态系统建设的方向，而生态与软件商业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
边思康：当我们讨论开源与商业的关系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开源与商业相辅相成，二是认为开源与商业无关，甚至认为开源无法带来盈利。确实，开源可以作为一种市场获客方法、生态的入口，或是低成本获取市场吸引力的方式。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人指出这些观点既不必要也不充分。
这两种声音在我看来都不是最合适的描述。开源并非商业世界的必需品，但它也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存在。我更倾向于将开源比作打高尔夫球时的“hit”动作，正如高尔夫教练常说：“你不是在击球，而是在挥杆，你应该专注的是挥杆这个动作。” 因为挥杆可以将球引导球到达正确的位置。同理，开源本身不能直接达到“击球”效果，但开源更像是商业策略中的关键“挥杆”动作。
开源是一种“新商业文明”
开源不仅引发软件开发模式的变革，也推动了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追本溯源，开源背后的价值机制和底层逻辑是什么？
任旭东：对于开源的讨论上，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比喻层面，而是需要以学者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开源虽然借鉴很多已知行业的规律，但现有理论尚未充分解释软件在被反复使用后价值增大的机制，以及开源如何促进这种复用。因此，我们需要更清晰地阐述开源背后的底层逻辑。
张国锋：我认为开源本身是一种“新商业文明”，与传统物理世界的商业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之所以能持续发展，正是因为其内在的价值驱动，否则开源无法长久存在。
当前，开源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工作量证明和激励机制尚未完善，有人开始探索使用区块链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有所突破。那些在开源社区中做出贡献的人，终将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这不仅是一个庞大且有意义的系统性工程，更是未来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谁能抓住这一机遇，谁就能在规则和标准的主导权上占据优势，从而实现商业上的成功。
兰赛：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开源软件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开源 2.0 时代的到来，Fitzgerald 在2006 年的 MISQ 期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开源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已成为主流，特别是在平台领域，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开源项目都是平台型的。
进入2010年，Kevin Boudreau 在《管理科学》期刊上进一步探讨了开放平台面临的妥协性问题：即开放平台需要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找到平衡。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虽然能吸引庞大的用户，但可能会影响利润；相反，较为封闭的平台虽有助于利润增长，但却限制了用户基础的增长。这一悖论揭示了开放平台设计中的复杂性和挑战。
到了2013年，Alexy的研究《Selective Revealing》则聚焦于开源软件的战略意义，特别是有选择性的分享行为。他提出了三种战略目标：
1、主题设定(Agenda Setting)：通过率先发布开源项目以达到“先占”目的，可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2、寻求解决方案(Problem Solution Invitation)：先设定一个议题，通过开源项目邀请全球社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利用集体智慧加速创新。
3、路径扩展(Path Extension)：对于已有但不完美的解决方案，通过开放开源使大家群策群力，使方案更加完善和成熟。
任旭东：2024 年诺贝尔奖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成果，展示 AI 技术与传统科学的完美结合。这一趋势让人不禁猜想，在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也会涉及这种跨学科的融合话题。这不仅限于企业竞争或商业模式设计，而是指向一种更高层面的新商业文明——一个能包容并解释开放式创新精神的宏大框架。
随着 AI 的发展，单一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复杂的产业化或技术创新，尤其是面对大模型和庞大算力需求时。因此，开源从 1.0 到 2.0 再到 3.0 阶段的演进变得尤为重要。面向智能社会的共享机制，既鼓励商业回报，又促进共创共赢，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兰老师提到的“先占”一词非常贴切。过去，我们习惯于通过专利保护有价值的技术，以维持独家供应的优势。但在软件领域，这种策略正变得不现实。即使今天你开发出领先的技术，几个月后可能就会发现过度保护反而成了负担。当前的最佳策略是贡献出来，利用开源的力量加速创新，避免因过度保护而错失发展机遇。
边思康：我认同兰老师提到的一点：开源存在诸多悖论。悖论本身带来了多样性。如果一个事物没有悖论，假设它在数学层面极易证明，所有因素都朝同一方向优化，那么根据经济学理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它一定会达到最优状态。这样，我们看到的将不是多样性的公司，而是趋同的企业。由于缺乏变化，往往趋向于垄断或双头垄断。
互联网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包含大量的悖论。这些悖论带来了取舍的选择，形成了一个“光谱”，企业可以在光谱上选择不同的位置来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以数据库为例，闭源数据库如Oracle，虽然获客成本较高，但拥有忠实客户群体，用户对其闭源性质更为信任；开源数据库如PostgreSQL，则通过开放性吸引广泛的开发者。在这其中，存在无数成功的商业企业，他们的开放性上有不同程度的“光谱”变化。
这种多样性带来一个明确的正向激励：即使不具备某些条件，但如果拥有不错的技术，在现有的PaaS环境下，也可以找到一个瞄点，将其融入市场。因此，企业愿意选择开源策略，从而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面对不确定性，开源能量更强
在当今数字化和智能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不确定环境中，开源模式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和创新潜力。工业时代的福特生产线通过标准化和流程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在数字时代，开源使得劳动分工从企业内部走向全球化，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和创新。
在这部分，几位专家还讨论开源的社会运动起源及其经济激励机制，强调开源不仅关注技术层面，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认知，同时呼吁理解和接纳开源生态的价值观，以推动更广泛的合作与创新。
任旭东：企业倾向于通过标准化流程来应对不确定性，确保内部运作的稳定性和效率。这是因为企业的价值在于其内部成本低于外部成本，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效运作并创造价值。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更广泛的话题：在智能时代，我们面临的到底是更多的确定性还是更多的不确定性？
边思康：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对的概念，取决于我们在特定阶段、时间点以及知识范围内的认知。如果我们把开源与商业放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开源所能爆发的力量往往更强。
任旭东：在企业内部讨论时，我们容易将生态的概念狭隘化。我们常常讨论某个产品是否具备生态属性，以决定是否采用开放或封闭策略。如果将产品还原到这个时代来讨论，例如置于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的背景下审视，即使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杯子，也可能具有生态属性。这需要我们更广泛地考虑产品的生态潜力，而不仅是孤立地看待其功能。
这引出另一个话题：在软件和数字产品的生产和供应环节上，我们似乎仍停留在前工业化或作坊时代。尽管今天有许多软件工程方法论支持大规模团队开发，但对整体生产效率似乎像当年福特汽车推出的T型车生产线的高效改造彻底变革制造业的生产环节，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国锋：在第一辆 T 型车出现之前，汽车是手工制作的，效率低、成本高。福特通过建立生产线的概念，引入标准化和流程化生产，大幅降低成本，使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随后，福特发现新的问题：所有产品都是自己生产的，导致在某些时段对特定部件（如轮胎）的需求激增时，工厂无法及时供应。如果福特承担所有工厂的经营成本，将变得不经济。因此，供应链的概念应运而生，福特只专注于生产最核心的部分，其他部分则外包给其他工厂。
这是物理世界的经验，在数字世界中也有类似的演变。早期，开发者独自写代码，相互之间缺乏协作，但随着产品的复杂性增加，一个人难以完成所有工作，迫切需要标准化规则和流程化的支持，于是软件工程的概念诞生。最初，微软、SAP 等企业实现内部劳动分工，但这些流程仅限于企业内部。谷歌的出现带来新的趋势，它采用开放形态，将数字商品的生产线从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扩展到全社会化。开源正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它使得劳动分工从企业内部走向全球化，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和创新。
兰赛：在我上管理课程时，经常引用一个词叫“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 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多样性、变化、迭代。然而，不确定性是否一定不好？未必如此。在金融领域，市场的不确定性恰恰为投资者带来机会。我一直倡导在开源社区中引导大家思考生态圈战略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取舍。
任旭东：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说过：“一流的智慧就是你脑子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依然可以行动自如。”这意味着处理看似矛盾和悖论的问题需要更高维度的认知。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在企业和数字创造过程中，人是未来创新的主体。尽管企业管理已将人力提升为“人力资本”，但与我们讨论的数字文明或生态时代相比，仍有差距。即使企业在内部培养员工，使其掌握所有流程和技术规范，这些员工似乎仍未成为支撑智能世界更具创造力的人才。
当员工进入开源社区，与企业外部的人交流时，不仅能为企业带来价值，也能促进个人成长。可是，这一观点未被广泛认可。今天，不是每个企业的软件从业者都有一个 GitHub 或 Gitee 账号，这可能意味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参与开源社区的协作，或是参与到国际化的社区活动中。
边思康：今天我们讨论的许多逻辑其本质是相同的：它们只有两种状态——封闭和开放。不同文明背景下，封闭的个体和企业数量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状态本身是需要被打破的。
2012年，Victor W.Hwang 在《硅谷生态圈》中提出了“热带雨林”的创新法则。当时我在微软工作，那时的微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司。从 2014 年到 2015 年，微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世界正从 Windows 模式转向云计算模式。云计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操作系统领域的大红海。当人们感知到这一变化时，其看待世界的模式也随之改变。
如果福特当时没有意识到外部潜在的供应链的存在，它就不会采用新的经济模型。经济模型的优化逻辑与其边界及时间线上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容易过度拟合现有的已知范围。当我们意识到已知范围之外存在一个开放环境时，我们就会打破现有的商业设计、战略和产品模式。
从蚂蚁开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设计任何产品时，默认状态都是开放式的产品。因为我们相信现有产品体系之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通过让产品在开放环境中运行从而可直接获取。
张国锋：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技术能力我认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然而我们在思想、生产协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西方的教科书一开始就强调工程化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受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在协作意愿和技术应用方面仍有欠缺，一些教科书也缺乏软件工程的思想。
2020年，我们发起《中国开源创新社会工程倡议书》，旨在推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类似于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为什么当时需要五四运动？尽管我们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但组织生产和思想观念并未随之改变，导致人与机器之间无法有效协作。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与现代技术和机器相适应的新思想文化。
如今，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仅关注技术层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认知变革，理解和接纳开源生态的协作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价值观。这不仅需要从教材入手，还需要在教育、企业文化和公共意识等多方面进行推广。
任旭东：刚才边老师提到的“约哈里窗户理论”，人的认知中有一个象限是自己不知道的，而这部分往往是最大的挑战。如何让人们意识到一个未知领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已经决定参加一些开源大会或社区活动，那么他已经迈出第一步，不再属于这个未知象限。
我们需要像张老师所说的那样，推动一场启蒙运动，帮助大家开启心智。至少让人们认识到，对软件工程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项目管理和内部项目组的事。今天的开源界非常认同“社区大于代码”的理念，但许多人对此并不理解，难以接受为什么要与一群利益弱相关甚至无关的人协作。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因为大家通常都专注于结果导向。你不能简单地说为了社交、开会或纯粹为了协作而协作，这在以结果为驱动的企业文化中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兰赛：开源最初的起源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运动，开发者以无私、利他的心态，利用业余时间开发软件并免费贡献出来。这种初心起源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土壤，那里有社区意识。中国传统上是集体主义社会，这里所说的“社区”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社区，在西方很常见，它虽然也是一种集体主义，但本质上是为了个人利益，客观上又促进了集体的利益共同体。
经济层面上，以福特生产线为例，它除了解放生产力之外，在员工利益分配上也做了巨大改变，目标是让员工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车，过去员工的收入水平远远买不起。因此，这也是一种社会生态的重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有的激励机制是否足够吸引个人成为开源生态的贡献者。
智能时代，开源创新的新机制探索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创新和共创的成本已远超单一个人或企业的能力范围。这促使我们思考，开源是否有更好的机制来促进协作与创新，激励更多人参与其中？
任旭东：有个概念叫“公共知识产权”，试图解释在人工智能时代，当创新或共创的成本已经超出单一个人或企业能力范围时，是否在开源时代需要一种更好的机制。就像几百年前专利促进创新以及六十年前 GPL 协议促进软件早期的开放创新，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新机制，可以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借鉴而来？
张国锋：这个公共知识产权和私有知识产权是不一样的知识产权。过去知识产权归个人、企业、国家所有，它不是全人类的。而开源的公共知识产权是属于全人类的，我想是有特所指的。
任旭东：专利和开源协议的积极性已经显现，但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推动面向未来的开放创新和智能时代的开源 3.0 或数字文明，在中国发展更加繁荣的开源文化。这应当与公共知识产权、知识共同体及人类未来共同体的概念相结合，通过制度和商业模式的设计，促进类似于维基百科这样的伟大创举出现。
边思康：刚才我们过多地提到“设计”这个词，但从开源的发展历程来看，很多开源项目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设计意味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并验证其正确性或错误性，而开源的核心理念和整体发展过程更像是一种在不去刻意设计的情况下，通过迭代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这种自然发展的逻辑源于共识，最初可能是少数人的共识，逐渐扩展成更大范围的共识，并最终固化为某种形态。
如果我们现在倒推认为它是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用这种方式让所有人以最佳方式写代码。关于激励机制的问题，维基百科并不是通过激励机制产生的，而是基于大家对项目的本质认可以及正外部性问题。正外部性可以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表达：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长勺，在地狱里所有人都饿着，在天堂里所有人都吃饱了，因为大家都在互相喂养。但这种喂养的前提是这把长勺要可见，并且它的正外部性最好有一种能被展现和测量的方式，使每个人可以根据这种正外部性获得所需的激励。
在开源教育中存在这样的逻辑，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地让工程师解放思想，而是找到一种方式和激励机制，使得这些投入开源的工程师能够被其他人看到，让大家羡慕他们并想成为他们。目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实现。
结语
本期《源知源味》围绕开源的商业和创新机遇展开深入讨论，揭示开源与商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在智能时代的发展可能性。通过探讨开源与商业化之间的悖论，指出开源不仅打破传统软件开发的封闭性，还作为一种“新商业文明”，正在引领数字世界的变革。
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的市场环境，开源展现强大的适应力和创新潜力。开源使得劳动分工从企业内部走向全球化，极大地促进合作与创新。如今面对智能时代的迅速发展，单一企业难以独立完成复杂的产业化和技术突破，开源将成为推动创新的关键力量。最后，专家呼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开源贡献者能获得应有的认可和回报，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助力开源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