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839年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归国，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明朝正式恢复官方朝贡贸易，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中断了近六个世纪。但在此期间，随着海商和佛教僧侣建立起日益密切的联系，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日海上贸易网络蓬勃发展。基于对寺院记录、诗歌、书信、传世图像和实物以及考古发现等多类史料的细致研究，《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描绘了当时东亚海域世界生动多彩的景象，展示了海商与僧侣两个群体如何利用彼此的资源并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贸易网络与宗教网络的融合，联合构建了中日之间“宗教-商业”交流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之外运作。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李怡文 著 冯立君 傅亭瑄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成寻与宋神宗（节选）
1072年十月，成寻抵达都城开封，在他被允许进入皇宫觐见之前，朝廷官员多次来到他所住的寺院，检查他给皇帝的礼物，并向他询问有关日本的问题。一位前来检查礼物的内殿崇班认为纯银香炉和念珠并不适合作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也许是因为它们与官员平时检查的外交礼物不同，而且在数量和价值上都不够贵重。成寻认为这并不合理，所以他提交了一份佛经目录，并附上一份声明，证明他向皇帝赠送的礼物是合适的。他写道：“昔天台智者（智顗，世称天台智者，圆仁在中国特意订购了其画像带回日本），以莲华、香炉、水精念珠献隋炀帝。今日域愚僧，以纯银香炉，五种念珠进今上圣主，共表祝延志，奉祈万岁旨奏也。”根据《宋史》，即元朝1345年完成的宋朝官方正史，成寻向神宗皇帝进献了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鉴于《宋史》中记录的礼物正是成寻日记中所列的物品，显然最终成寻获得了进献这些礼物的许可。
在内殿崇班来访后，一位宫廷侍从来到成寻所住的寺院检查其证明，并再次检查献予神宗皇帝的礼物。检查完毕后，官员问道：“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回答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第二天，成寻回答了一份包含17个来自神宗皇帝的问题的清单，他的答复由同一个宫廷侍从带回给神宗。在这份清单上，神宗皇帝再次问道：“本国相去明州至近，因何不通中国？”成寻答道：“本国相去明州沿海之间，不知几里数，或云七千余里，或云五千里，波高无泊，难通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成寻在答复神宗时并没有使用很多谦辞，也没有试图掩饰日本已经停止向中国纳贡的事实。如上文所述，在不到一个世纪前的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觐见太宗皇帝时，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使用极其谦卑的语言来称呼皇帝，他把中国称为“凤凰之窟”，把日本称为“蝼蚁之封”。相比之下，成寻的回答和礼物——一套纯粹的佛教仪式用具——都表明他没有受到从前朝贡关系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更进一步，他谨慎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姿态和礼物。在成寻到达时，宋朝已经统治中国中部和南部超过一个世纪了，而日本朝廷可能故意让成寻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前往，显示出无意重新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时，非官方网络也在有效运行，充分满足了成寻及其贵族资助人的要求。神宗的问题包括“本国要用汉地是何物货？”成寻答说：“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椀、锦、苏芳等也。”成寻列出的所有物品已经被海商定期带往日本，他们的贸易之行正在取代朝贡制度。此外，在没有朝贡关系的情况下，海商有策略地与当权者进行礼物交换，这里和上一章提供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徐氏兄弟将纺织品和茶碗送给义空，蔡辅试图通过圆珍向日本新天皇赠送药品，以及曾令文向大臣藤原道长赠送苏木。因此，得益于活跃的海商和他们正在建立的强大商业网络，成寻可以自信地回答神宗皇帝，日本在短期内不会进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