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关于财富增长的思维模式：一种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是集体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财富理念是这样的：允许社会上有富人，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财富必然以贫富差异为代价，但富人更富，不等于会以穷人更穷为代价，北欧就是证明。
集体主义的财富理念：是追求社会学的平等，要对富人削薄、均田，直至终极剥夺。这种理念有一个非经济学的假设：即消灭了富人，穷人会共同富裕。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经济的假设？因为，到今天为止，浩瀚的历史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向的案例。
所以，不管在逻辑上多么完美，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个假设，所有的必然，目前只能说是逻辑必然。
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中国现在是身体已经走入自由主义，而脑袋还植根于强大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看政策，当下迫切需要资本的流入，因为没有资本密度，这个市场一定会萎缩，不管你是什么主义。看舆论，却又令人十分困惑，社会重提剥削、剩余价值和消灭资本家与私有制。这似乎又充满了矛盾吗？也许这也是一种选择和需要，是各得其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多元化是以公有经济的主导为前提的，从体制的角度说，
改革开放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民企发展的太快了，社会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国企，这就是所谓的５６７８９，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政方针下，迎来了一轮对民营经济“规范有序”的市场治理，为什么？因为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必须以铁公有经济为主导。
从平台、房地产、教培、金融等行业，背景语言是打击”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可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定位，于是，有了吴小平著名的民营经济离场论。私有经济完成了对公有经济的补位，可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当然极具方向感，曾经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集体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大量的走资与资本沉没、外资也全面撤出
毫无疑问，这个结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变得模糊了。
也许是一种数据上的巧合，也许是一种内在关系，近十年ＧＤＰ增速的下滑，从两位数的增长一直落到２０２２的年３％。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陷入了既要又要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一直在支持民营，而体制与基础理论又决定了民营并不不是理想，舆论上对民营经济的批判，既有文化的基因，也有意识形态的背景，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民营将注定生存于一个既要又要的大时代中。